高阳县—传统经济

传统棉纺织业  高阳一向被称为 “纺织之乡”。高阳纺织业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缩影，在中国近现代纺织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高阳布”曾盛极一时，据1928年统计，产量占华北地区的三分之一，年产量549万匹。一批国货名牌，如“放羊牌”纳夫妥红布、“荷花牌”色布、“晴雨牌”阴丹士林布、“三马头牌”色布等国人耳熟能详；“红象”、“抵羊”等著名商标皆由高阳人首创；一批因从事纺织业而成名的民族资本家和纺织科学家，如杨木森、张兴汉、李叔良、张汉文等闻名全国；高阳为中国纺织业输送了数以万计的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

高阳农村自古广植桑麻，从元末明初开始种植草棉（棉花），到明朝中期，棉花已经在高阳广为种植，取代了桑麻而成为主要经济作物和纺织原料。棉纺织业逐渐发展起来。

明朝时期的高阳纺车为月牙轮纺车，是单锭手摇纺车，每日出纱量半斤左右。织布机为拉梭织布机和投梭织布机（民间亦称扽梭织布机），梭为牛羊角质。织出的布幅宽1尺2寸，匹长2丈4尺，一般每人一天能织1匹布，品种为单一的白粗布，称为“高阳布”或“高阳大布”，也有人称作“高阳小布”、“小粗布”。

高阳棉纺织业大兴于晚清和民国时期。由于高阳一带土地盐碱，十年九涝，农民无地可种，纺织劳动力资源丰富，而纺织工作又是男女老少皆宜。光绪年间，机纺洋纱大量输入高阳，质地好，价格便宜，民间开始不再专门纺纱而专一织布。高阳县留祥佐村人王士颖率先从日本购买铁轮织机，试织成功，招工织布，工效大为提高，后又办厂造机，生产出每分钟打纬120以上、日织布80~120尺、布幅宽2.7~3.5尺宽的铁轮织机，织布效率提高近10倍。极大带动了高阳及周边县纺织业的发展。光绪三十二年（1906）杨木森和一些富绅也购进铁轮织机，并加以改造向织户赊销，仅杨木森的“蚨丰号”就赊销铁轮织机1000余台，使高阳纺织出现了“家家织机响，人人织布忙”的繁盛景象。高阳纺织还首创了集生产、销售、金融管理为一体的经济合作组织——布线庄。到宣统二年（1910）高阳布线庄达80余家。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1908年5月15日），交通银行在高阳设立分行，这是高阳的第一家官办金融机构，标志着高阳纺织业的发展注入了现代经济因素。

1912~1914年，形成以高阳县城为中心的一大织布区域，由于商家大增，高阳成为纺织原料和产品的集散地，高阳城车水马龙，贸易活跃，有“小天津卫”之称。当时，被称做“高阳布”的生产区域大致包括高阳全境和邻县的500个村庄，拥有织机22000余台。每年产布400万匹，消费棉纱10万余包，产品以白布、爱国布为主，还有电光布、被面布、条格布、国华绨、国华皱、美丽绸等。清末，印染业在高阳逐渐兴盛起来，发展成为仅次于织布业的第二大产业，出现一批印染业大户。1917年，高阳出现提花小织机，专门织提花布。高阳人还发明了专门用于提花布织的纺织辅助机械——提花楼子，提高了提花布的生产效率。高阳布以质地优良、品类及花色众多而著称，在清末民初曾多次获奖。宣统元年（1909），高阳布产品呈送直隶工艺局举办的品评会。经评比获匾一块，上题：“纺织既密，价格亦廉，且查原料均系中国土产，用塞漏卮，此为上品。” 1922年，在直隶省举办的首届工业观摩会上，高阳参评的纺织品中获超等奖一个，优等奖四个，一等奖一个。

高阳布在织造时比别的地方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高阳地处九河下梢，低洼易涝，形成了空气较为湿润的“小气候”。而土布的织造对空气的要求正是只有较为湿润，才能织造得土布绵密厚实，富于浆性。为此，外地的织布户为求得土布的质量抵得上高阳布，想尽办法，如挖地窨子安装织布机，使得很多织布工人身患风湿病、关节炎，布匹质量也没有超过高阳布。高阳布凭借其独特的质量优势占领了城乡广大市场。

1937年“七七事变”后，高阳纺织业受到重创，由于日本侵略者对棉纱和颜料实行封锁，高阳纺织企业纷纷倒闭，纺织工人颠沛流离，高阳布在市场绝迹。高阳人民为了支援抗日战争，恢复了人工纺线，重新织起了土布，并用五倍子、红土、高粱帽、槐米等土染料织染土布，为八路军生产军装，有力地支援了民族解放战争。

1945年，高阳解放后，人民政府积极扶持纺织业生产，织布业逐渐恢复。1946年冀中行署的公营华丰商店在高阳建立了中兴、丽华、宏太丰等布线庄，撒机织布，日产布9万匹，同时也带动了私营商业的发展。到1948年，城内有布商54家，多为合作经营，产品运销冀西、冀南及冀中北部各市县，日销布1万余匹，并为人民解放军生产了大批军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