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悠远的探寻之路 王恂悉心推究历法

时间的长河是无限的、混沌的，只有确定每一日在其中的确切位置，人类才能记录历史、安排生活，也才会有“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这样的诗句，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历法的创制。历法主要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中国对历法的发明可以上溯到上古时代，经过几千年改革创新，元代的《授时历》达到了历史的高峰，这部历书把一年定为3652425日，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仅差26秒，和现代世界通用的历法完全相同。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授时历》作者之一就是元代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王恂。

王恂（1235—1281），字敬甫，唐县人。父亲王良曾经担任金朝中山府吏，辞职回乡后潜心研究数学和程朱理学，尤其对数学的研究颇有造诣。他的母亲也很有文化。王恂3岁的时候，母亲教他学习《千字文》，他就能过目成诵，13岁学习《九数》，演算勾股、线性方程难题，已经达到当时最高程度。他的父亲与元朝太保刘秉忠关系密切，刘秉忠发现王恂才思过人。征得他父母同意后，就把王恂带到磁州(今河北磁县)天文台培养深造，这年王恂14岁。

刘秉忠对王恂精心培养，并在他18岁时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让他辅导太子裕宗，做了太子的伴读。中统二年(1261年)，升为太子赞善(太子的老师)。中统三年，裕宗被封为燕王、中书令，兼管枢密院事务，对王恂极为倚重，对两府的官员说：“凡有事咨禀，都必须让王恂听奏。”起初，王恂给元世祖讲解尧舜的善政，世祖让裕宗一起听讲。后来，就叫王恂管理裕宗的起居饮食。王恂兢兢业业，竭力辅佐，使不应该接触太子的人，都不得靠近左右。裕宗认为王恂学识渊博，是难得的一位良师，就诏令大臣的子弟们跟随王恂学习，一时间朝臣子弟刻苦努力，奋发向上，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后来许衡接任了太子赞善的职务，他告老回家后，又由王恂继续教授，并任国子祭酒。

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攻下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全国统一已成定局。同年，忽必烈迁都大都，决定改订旧历，颁行元朝自己的历法。下令在大都组织太史局（后改称太史院），任命王恂为太史令，掌管天文观测和历法推算方面的工作。王恂向忽必烈举荐已经告老还乡的许衡和他的同学郭守敬一起从事新历法的创制，他们查阅了从西汉的《三统历》到唐代的《纪元历》等40多部历书，总结了一千多年间历法创制、改革的普遍规律，进行了中国历法史上的第四次大改革。

王恂带领郭守敬等人首先检查了大都城里天文台的仪器装备，发现这些仪器都是金朝遗物，其中浑仪还是北宋时代的东西，已经破损陈旧，不适应创建新历法的需要。他们不得不创制一套更精密的仪器，为改历工作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他们把圭表的表竿加高到5倍，因而观测时的表影也加长5倍。表影加长了，按比例推算各个节气时刻的误差就会减少。又创造了名为“景符”的仪器，使照在圭表上的日光通过一个小孔，再射到圭面，阴影的边缘就很清楚，可以量取准确的影长。还创造了叫“窥几”的仪器，使圭表在星、月的光照下也可以进行观测。对圭表的改进，解决了一系列观测难题，观测工作做得更为精确、细致。

在改历过程中，王恂和郭守敬创造了“简仪”“仰仪”等20多种仪器和工具，并同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合作，在大都兴建了一座新的天文台，安装上创制的天文仪器，这是当时世界上设备最完善的天文台之一。接着建议忽必烈派14位天文家，到国内26个地点进行几项重要的天文观测。在其中的6个地点，特别测定了夏至日的表影长度和昼、夜的时间长度，观测结果为编制历法提供了科学数据。经过王恂、郭守敬等人的共同努力，到至元十七年（1280年）春天，一部新的历法宣告完成。计算出一年为3652425日，一月为29530593日，将一年的二十四分之一作为一个节气，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等等。根据古语“敬授人时”的说法，忽必烈赐名《授时历》，当年冬天颁行天下。《授时历》在中国沿用了300多年，产生了重大影响。现行公历是意大利天文学家利里奥在1582年提出的，比《授时历》晚了300年。

至元十八年(1281年)，王恂的父亲去世，对王恂是极大的打击，他辞去官职，回家为父亲守孝。守孝期间，因为悲伤过度，不思饮食，最后饥馁染病而亡。延祐二年(1315年)，元仁宗赐王恂为推忠守正功臣、光禄大夫(从一品)、司徒上柱国，谥号“文肃公”。王恂自己没有著作流传，但世人对他的评价却极高，称他为“算术冠一时”的数学家，被历代所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