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烈劳模

恒海（?~1938)俗名阎海如，出家后法名清华，别号恒海，又名空生。涞水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为第二期学生，与吕公望等为同学。在校时加入同盟会，参加革命活动，当过旅长。因感世事不可为而遁入空门，削发为僧，法号清华。1924年主持江南名刹宜兴龙池山澄光寺，举办佛学研究社，潜心佛学，在江南佛教界名噪一时。1927年，天宁寺住持惟宽禅师礼请恒海为天宁寺西堂首座。

1937年冬，江南沦陷。恒海当时在扬州，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便走出禅房，返回龙池山，组织佛学研究社的青年学僧和逃难入山的爱国青年，成立了抗日游击队。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委任恒海为苏浙皖边区游击司令部参谋。恒海出谋献策，事先在山顶林梢悬挂青天白日旗，诱日军于深山密林中。日机误认为是中国军队大本营，猛烈轰炸，日步兵死伤惨重。之后，日军轻易不敢进山。恒海下山，在和桥一役受伤后，退入太湖，寻机袭敌。此时，马迹山人民因受国民党驻军田文龙部骚扰，恳切要求恒海利用其声望劝说田文龙改恶从善，参加抗日。恒海应人民请求，于1938年春来到马迹山。日军侦悉恒海入山，立即出动飞机3架、汽艇47艘、步兵1400余人，包围、血洗马迹山。恒海在奋勇抗击日军的战斗中，壮烈殉国。

官大奶奶（1875~1959）女。本姓阎。娘家是高阳北坎尾村，婆家是陈家庄。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儿子陈世雄曾任抗日村长、孙子陈庚申参加区游击小队、孙女陈大体在妇救会工作，身边只有孙媳田素操持家务。

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残酷“扫荡”后，陈家庄北有日伪军旧城据点，东有出岸据点，南有贺家庄、庞口据点。因她家是革命家庭，分区和县区干部、区游击小队都把她家作为秘密交通站和堡垒户，常来此隐蔽工作。当时她已67岁，大家都称她“官大奶奶”。她家西房和东房内挖有秘密地洞。1943年春，区小队两名伤员和冀中分区卫生员小曹来此养伤。当时小曹发高烧，昏迷不醒。“官大奶奶”连续三天三夜守在身边，给小曹喂米汤、糖水。三名伤员在她家住了一个多月，才把伤养好。“官大奶奶”一家吃糠咽菜，把仅有的粮食省给伤员，自家的鸡蛋舍不得卖，全部留给伤员补养身体，临走还给伤员包饺子送行。同年秋天，日军在高阳、任丘两县推行“反共誓约”运动，强迫各村建立“自卫团”，“村村联防”，妄图围剿抗日军政人员。一天夜里，县爆炸厂两名工人路过陈家庄遭村伪自卫团逮捕。“官大奶奶”闻讯后立即向区小队报告情况，区小队紧急行动，将他们从伪自卫团中营救脱险。

1944年春，附近日伪军据点出动六七百人，突然包围陈家庄。县大队、区小队正住在村里，转移已来不及。“官大奶奶”急中生智，找到村联络员，拿200元钱暗中送给伪军小队长，联络员被带去见日军指挥官报告：“八路军六七百人，奔西南方向去了。”日军怕八路军端他们的老窝，急忙撤走，为县、区游击队赢得转移机会，使部队免受损失。是年“官大奶奶”出席九分区群英会，被评为拥军模范。1945年参加晋察冀边区第二届群英大会，受到表彰。1959年10月13日病逝。

魏金声（1877~1943）字孔音。满城南固店村人。7岁入私塾读书，16岁考中秀才，23岁在清军任过两年文职官员。光绪二十八年（1902），辞职返乡办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被聘为满城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第三任校长。次年，考入保定师范学堂。宣统元年（1909）毕业后，在满城建立县立两级女子小学堂，任校长。此后，积极筹建满城县立第二高等小学（辛章高小），任校长。1931年回南固店村办村立小学校，任校长。为培养更多人才，在村内开明人士支持下，把村内小学扩建为高等小学校。为解决办学经费不足等困难，主动放弃自己每月的薪金。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入侵，校舍被烧毁，校园荒芜，儿童被迫辍学。1939年春，他克服困难，多方努力，把南固店村小学恢复起来。在教学中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向学生进行抗日教育。1941年应邀出席了晋察冀边区开明绅士座谈会，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与出席会议人员一起合影留念。1943年冬，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召开座谈会，魏金声应邀出席会议。由于过度劳累，病故于会议期间。被满城县抗日民主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张堂印（1881~1947）唐县西迷城村人。出身贫困。早年逃荒口外。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堂印于察北参加八路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副排长、重机枪排长。1939年任平北军分区十团特派干事。1942年任三十四团三连指导员，参加多次战斗，勇敢机智，战绩卓著。翌年任赤（城）（沽）源武工队队长兼政委，带领武工队神出鬼没打击日伪军，日军汉奸闻名丧胆，他荣立特等功一次。

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11月19日，奉命阻击国民党军抢粮部队，在激战中英勇牺牲。他打击敌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事迹，深受察北干部群众的称颂，被命名为察北人民英雄称号，并在家乡立碑，以志其功。

葛松林（1885~1944)字月波，人称老月。望都西阳邱村人。幼年丧父，曾入读私塾，稍长到药铺当学徒。成年后务农兼作兽医，间或给人治病，在当地小有名气。育有二子二女，皆就学，平时教育以气节为重，鼓励他们接受革命思想，参加学生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葛松林目睹日本侵略军的残暴行径，深以国破家亡为忧。他毅然要求儿子们离家，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见儿子犹豫不走，便拿起棍子把他们赶出家门。兄弟俩西走山西，被国民党军队挡了回来，后来听说唐县来了八路军，二人又到唐县，在八路军负责人和望都工作团负责人的指示下回乡组织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长子葛来斌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后被编入军分区十一大队。次子葛启组织了望都县路西抗日救国自卫委员会，后成为县政府教育科长。葛松林还亲自把两个女儿葛纯、葛伟送到唐县城参加抗日工作，不久葛纯、葛伟先后担任了县妇救会主任。葛松林举家抗日，使日伪极为仇视。

1938年秋，日伪军突然闯入西阳邱村包围了他家。在乡亲们的掩护下，葛松林得以脱险，但他的妻子、儿媳及襁褓中的孙女都落入了敌手。为不影响子女工作，葛松林没有告知他们。次子葛启闻讯后赶到家里，葛松林见了生气地说：“你回来干什么?家里有我，不用你们管，去干你们的事，不准在家里过夜。”葛启只好含泪连夜返回。葛家三口人被押一年之久，经组织营救获释。

1940年葛松林得知长子来斌不安心在部队而希望到地方工作时，便不顾年迈路远，到部队劝阻，使来斌深受感动。在百团大战的涞灵战役中，来斌头部负重伤。葛松林赶到医院看望护理，为儿子讲“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激励来斌战胜伤痛，但终因伤势过重，来斌不幸牺牲。葛松林忍住悲痛，将儿子运回家乡安葬。他没有告诉其他子女，怕影响他们的抗日工作。由于日伪的搜捕，葛松林已不能在家久住。于1943年随子女到雁北地区，和当地军民一道种地纺花，参加生产劳动。1944年病故于雁北。临终前还嘱托探望的同志做好抗日工作。

贾二焕（1885~1947)女。雄县亚古城村人。出生于贫农家庭，17岁与本县崔村贫苦农民周福田结婚。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贾二焕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号召，先将长子送到冀中十分区二十七团当兵，继而又将次子、三子送到抗日部队，1945年又将年仅15岁的四子送到冀中十分区七十五团当兵。四个儿子牢记母亲的教诲，在部队英勇杀敌，屡立战功。次子、三子先后牺牲在战场上。抗日战争胜利后，雄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锄奸、清算，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年已六旬的贾二焕被吸收为农会骨干，并担任了村妇救会主任。她组织全村妇女积极投入清算本村地主刘树生等人的斗争，还带领群众配合小步村、邢村对地主的斗争。

1947年8月，国民党军队和地主“还乡团”向大清河以北地区反扑，搜捕、杀害共产党员和基层干部，贾二焕被逮捕。贾二焕被捕后，关押在国民党雄县政府监狱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陈良骥、县长刘子瑜亲自审讯，问她：“你在村里斗争过谁?村干部还有谁?都藏在哪里?解放军藏在哪里?”贾二焕回答：“村干部就我一人，我们村的地主都是我斗争的，我要跟你们斗到底,你们要杀就杀，要砍就砍!”刽子手对她进行严刑拷打，打得她遍体鳞伤，几次昏死过去，但只要一苏醒过来就大骂不止，最后刽子手要割掉她的舌头，她说：“你们割下我的舌头，一冒血就是骂你们，你们割吧，割舌头容易，要我背叛共产党办不到!”1947年农历七月，贾二焕被杀害在西侯留村“万人坑”。

贾慎斋（1886~1940）满城大册营村人。少年家境贫寒，11岁父母相继去世，只留下兄弟3人，生活困苦。1928年夏，由王茂臣、何兆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五区农民协会会长。通过张贴标语，宣传反帝反封建，使五区的农会工作有很大发展。仅大册营村的农民协会就发展45名会员。全区各村庄相继建立农会组织。1929年，以王茂臣、刘宁一、何兆熊为首的共产党员通过多种方式与以陈观民为首的国民党势力展开激烈斗争。是年春，为培养农民子弟，中共党组织以农会的名义向国民党当局请示，要求在县北建立第三高小。国民党当局不得已予以批准，以贾慎斋为首的农会干部在王茂臣等领导下，积极进行准备工作，决定推倒全区有名的寺庙——“夜借宫”的神像，利用庙址建校。贾慎斋一面做宣传工作，一面带领积极分子拉倒神像，粉刷墙壁，在此建立满城县第三高级小学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正月，贾慎斋在王茂臣带领下去完县（今顺平）找到县委负责人，并接受了新任务。回县后着手组建区公所和工、农、妇、青抗日团体。遵照党的指示，积极组织和发动群众，使五区大部分村庄都建立了抗日救国群众组织，并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1939年1月，贾慎斋担任了五区区委的领导。

1940年6月22日，贾慎斋参加县委在水峪村召开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和在钟家店召开的全县扩大干部会议后，赶到白堡粮站处理五区群众交公粮的问题。中午回到家，准备下午召开区委会传达县委会议精神，部署区里的工作。驻满城的日伪军突然包围了大册营村，并很快闯进贾慎斋的家门。贾慎斋当即将带回来的笔记本埋进炕洞的灰里。日伪军进屋翻箱倒柜，一无所获，便气急败坏地将贾慎斋绑起来，他奋力反抗，并厉声责问：“为什么绑人？”日伪军恼羞成怒，几次把他打倒在地，最后押到满城关进监狱。

在狱中，日伪军对贾慎斋施尽种种酷刑，右眼被打坏，胳膊被打断，但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坚强意志。1940年9月5日，贾慎斋拖着沉重的镣铐厉声痛斥日伪：“抗日的人民是不怕死的！”“中国人是杀不完的，日本鬼子一定要灭亡！”最后昂首挺胸，奔赴刑场，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英勇就义。

胡顺义（1886~1955）阜平朱家营村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参加了抗日工作。1939年大水灾后，他拿出部分玉米、土豆支援受灾户。此后，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他生产劳动更加积极，被评为全县劳动英雄。1943年1月作为农民参议员参加了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同年8月，被评为北岳区劳动英雄。北岳区抗联会向他致函祝贺，并赠予“模范会员”称号。是年日军秋季大“扫荡”前夕，他创造出“边收打，边坚壁”的经验，全家增产粮食两石（400公斤)。他还积极帮助因战争灾害失去牛的农户种地，借给没种子的农民种子。

1944年2月10日出席晋察冀边区第一届群英大会，成为边区劳动英雄。是年组织全家劳力搞生产，小女儿打毛袜子，老娘捻毛线，共增产粮食50石，并且把全村生产、参军、学文化等各项工作都带动起来。12月又参加边区第二届群英大会。1945年1月31日，《晋察冀日报》报道了他的模范事迹。3月15日，县委作出在全县开展“胡顺义运动”的决定，号召全县人民向胡顺义学习，向胡顺义看齐，作到“家家有吃穿”，打下“耕三余一”的基础，对推动全县生产增产起到推动作用。

宋洛曙（1887~1932)蠡县宋家庄村人。出生于佃户，10岁给地主当小长工。他秉性刚直，好打抱不平。1925年参加了北方农民协会，从事农民运动。1926年10月，宋洛曙、宋志亭、宋宪章三人在本村组织贫雇农80余人，成立宋家庄村农民协会，宋洛曙任会长。1927年3月，由曹承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建立宋家庄党支部，宋洛曙任党支部书记。他经常以卖油、织布、开饭馆为掩护，为党传递情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以村农民协会会长的名义，举办农民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在中共博蠡支部委员会的领导下，先后组织和领导了反地主豪绅、反苛捐杂税、反盐巡、砸盐店、反割头税的斗争，为反验契、验证，还率领2000多人到县政府大堂找县长进行说理斗争，均取得胜利。

1930年10月，宋洛曙任中共蠡城区委书记。1931年2月,任中共博蠡中心县委委员。1932年7月，任中共博蠡中心县委书记。是年8月底，为配合南方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在中共河北省委、中共保属特委的领导下，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湘农、保属特委委员贾臣、博蠡中心县委书记宋洛曙一起发动领导了高蠡农民武装暴动。暴动队伍从宋家庄到南玉田向高阳县北辛庄进发，所到之地张贴布告、标语，撒播革命火种。队伍从50人迅速发展到300余人，有长短枪120多支，1932年8月30日晚，在高阳县北辛庄高小建立高蠡地方苏维埃政府，湘农任主席，宋洛曙任副主席；同时整编队伍，正式成立河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下辖三个大队，湘农任支队长，宋洛曙任副支队长。8月31日中午，湘农、宋洛曙正在召开大队长、政委会议，国民党白凤翔部驻安国的一个骑兵连包围了北辛庄，湘农、宋洛曙立即组织反击、突围，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但因敌强我弱，难以抵抗，宋洛曙决定自己带少数人掩护，湘农带大部分人员突围。战斗中，宋洛曙身中数弹后仍以巨大的毅力，一面指挥战斗，一面烧毁文件，鲜血从他身上、脸上流淌，染红了他的衣裳，但他面对强敌毫不畏惧，拼死杀敌，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著名作家梁斌的《红旗谱》笔下的朱老忠，就是以宋洛曙烈士生前形象而写的。

金木山（1887~1975)容城王路村人。自幼为人打短工、扛长工。1938年初，北上抗日的共产党八路军的到来，传播了革命火种。金木山参加了抗日工作，在全县最早组织起贫雇农的阶级组织工会，被推举为村工会主任。自此，他带领贫苦兄弟，首先向邻村的恶霸地主石春熙讨还了地契，对租种的土地实行了减租减息，废除了旧债及各种不合理负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41年，日伪军的封锁和不断“扫荡”，给冀中抗日军民造成了严重的物资匮乏和生活困难，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县抗日民主政府选定王路为试点。金木山克服经济困难，破除旧的耕作习惯，带领全家人养猪养羊、打井抗旱、间作套种、多种经营，以勤劳治家的精神和巧种丰产的经验，带动了一方。1941年秋后，他家一次就捐献2000斤粮食支援了抗日前线。

1943年，金木山出席了晋察冀边区第二次英模大会，被授予“劳动英雄”奖章。1946年初，冀中十分区军民在霸县牛坨镇举行文艺会演，欢庆抗战胜利。王路村剧团自编自演的歌剧《劳动英雄金木山》（经当时县委宣传部长胡苏修改加工)，获头等奖。

杨银山（1887~1977）又名杨炼、杨树森。定县（今定州）杨只东村人。幼时就读于私塾，但不久即逃荒在外，靠乞讨、打短工度日。早年曾在国民军第三军任职，并几次参加暴动和起义。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沙河两岸抢秋、抢仓库、抗捐抗税、抢粮吃大户等活动。日军侵占定县后，他变卖家产，雇铁匠，制刀枪，组织抗日队伍。

1937年11月，杨银山自己拿出路费只身到阜平，找到晋察冀三分区政委、抗日战争战地总动员会主任、阜平县县长王平和三分区司令员陈漫远，与其谈了成立义勇军第四支队的设想。回县后成立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四支队，任支队长，中共定北县委书记李济寰任政委，不到一年就发展到1000多人。收缴地主、劣绅、散兵游勇、日伪汉奸的各种枪支1000多支。1938年3月第四支队与三分区十二支队在唐县合并，杨银山仍回定北县，组建新的抗日游击队。同年8月，杨银山、李济寰率定北县抗日游击队与曲阳、唐县、新乐、行唐等县游击队合并，组成三分区第一支队，杨银山任支队长。在他的带领下，队员们拿炮楼，拔据点，搞得敌人焦头烂额。日伪军在定县城内、清风店、王京、明月店、望都、唐县、保定等地到处张贴捉拿杨银山的“通缉令”。

三分区第一支队队部驻唐县北罗辛庄，一天，三连连长拉回4匹高头大马，说是国民党军队南逃时丢的，现从东坂村一户人家的后院草地上找到的。杨银山听了很高兴，让饲养员好好喂养，供支队打仗使用。过了七八天，杨银山听说是从群众家拉出来的，经与三连长对证才知道其中两匹是群众的耕畜，另两匹是群众花钱从国民党军队散兵手里买的，杨银山立即让三连长把两匹耕马送还群众，另两匹照原价120元银元买下留在支队。事后，杨几次严厉批评了三连长。经过言传身教，使这支部队纪律严明，办事认真，从不马虎，形成了优良作风。

1940年3月，杨银山又奉命扩建定县营为冀晋三分区独立营任营长。转入地方后，先后担任冀晋国办天德昌商店、建业商店、济民药厂、建和商店、利民铁厂等单位经理，曲阳分公司业务科长，定县农场场长兼科研所长，定县农业科学技术传授站站长等职。

张培植（1891~1939）名国卿，字文樵。清苑东闾村人。清宣统元年（1909）参加同盟会，因进行反清宣传而被捕。1912年1月被营救出狱后，和同盟会成员一起参加了谋炸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活动。炸袁失败，返回保定继续读书。1914年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学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组织爱国学生参加游行示威，被校方开除学籍。后在同仁医院当了药剂师，以此为掩护，秘密印刷革命宣传品，并巧妙地散发到群众中去。在此期间，利用回家省亲的机会，将家中200余亩地分给贫苦农民耕种。

1926年9月将天津地下党组织印刷厂的机器设备运到保定，开办协生印书局，附设中国书店，公开印刷教学课本和《河北日报》、《民生日报》等，以其收入给中共保定地下党组织提供经济援助。利用店铺安置革命骨干分子，建立革命秘密联络点。协生书局负责印刷保定地下党组织和顺直省委的文件、农会章程等。30年代初期承印了大量进步书籍《苏维埃宪法浅说》、《共产党宣言》等。1932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从爱国将领吉鸿昌那里弄到一批枪支，张培植携家人接应，秘密转运到东闾。高蠡暴动时，负责暴动人员枪支弹药等物资的接转运送。暴动失败后，亲自将领导人白坚等安全转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送两个儿子投奔八路军。长子张林池担任了唐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他将买到的药品、纸张等运到唐县，支持抗日斗争。

1939年春，根据党的指示，张培植将印刷设备拆卸包装，准备从水路运往白洋淀。因汉奸告密而被捕，在狱中遭受酷刑，他一口咬定“书局生意不好，将机器运到天津转卖”。日本宪兵队问不出其他情况，只好取保释放。不久，日本人许以商会会长企图收买张培植，他以陶渊明《归园田居》作为回答。5月30日下午，遭日本桑木特务机关绑架，3天后惨遭杀害。

李济林（1892~1970)安国西章令村人。自幼家境贫寒，成年后以扛长工为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地下交通员。1947年新保安战役前，年过五旬的李济林报名支前未批准，他只身赶到支前民工团驻地，硬抢了一副担架。每逢行军，他一路上总拾一大捆柴草，到宿营地后抢着为民工、伤员烧洗脚水、做饭。战斗中，李济林不顾自己安危，从火线上救出9名伤员。在抬送伤员途中遇敌机扫射轰炸，李济林用身体护住伤员。伤员行动不便，他用自己的毛巾和饭碗给伤员接大小便。自费为伤员买鸡蛋、香烟等物品，伤员感动地说：“你待我比亲娘老子还好，养好伤一定立功报答你。”战斗间隙，李济林在民工连发起劳军募捐活动，他把自己的零用钱全部捐出。11月6日，冀中九分区前方后勤指挥部发出指示，号召各县支前民工广泛开展学习李济林运动，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亲自为其题写“支前功臣”匾。

1948年察南冀东战役前，县组织支前民工，李济林第一个报名未被批准，本村民工推选他为支前民工的“总管家”，负责民工家属的生产、生活。出征那天，李济林把家里的烟叶背出来分给民工并叮嘱说：“出了门烟挺缺，从家里带着点，出去了少花钱。家里的事都放心，争取全立功回来。”李济林除搞好本村民工家属的生产、生活外，还关心其他村支前民工家属的问题。19天时间走了36个村，访问民工家属近千户，收集了300多封民工家信转送前方。平津战役前夕，他三番五次找县武装部长要求：“这是解放华北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我一定要出征支前。”获准参加民工队后，他高兴地逢人就讲：“我扛了一辈子长活，这会儿翻了身，一定要卖卖老精神，再做点贡献。”到达前线后，他运送军资给养，抬送伤病员，毫不逊于年轻人，战后获华北解放纪念章一枚。

全国解放后，李济林在家乡带头发展生产，被评为县劳动模范。抗美援朝开始后，他送17岁的长子赴朝参战。1951年以劳动模范身份，随叶剑英为团长的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李济林处处领先，样样带头，被誉为“老英雄”、“老积极”。1970年11月16日病逝。

安德馨（1893~1933）字润吾。回族。保定市区人。中学毕业后，到东北参加奉军，开始行伍生活。由于他作战勇敢，任为排长。1927年进入东北讲武堂第六期步兵科学习，毕业后，到独九旅六二六团，先后任副官长、团附、营长等职。1930年9月底，张学良率部分东北军入关，安德馨所在独九旅进驻榆关，安德馨带领一营驻扎在榆关南门。榆关即山海关，自古为军事重地。

1932年底，日本关东军兵临榆关城下，伺机发动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东北军独九旅旅长何柱国一面与敌周旋，避免冲突，一面命令六二六团积极备战，固守榆关。榆关南门是一个重要门户。六二六团团长石士安命令安德馨带领一营防守南门。为了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安德馨把妻子儿女送回保定原籍，并给家兄写信说：“日寇内侵，国难日亟，军人效命，正在斯时。一旦设有不幸，则家事不能复问。”信中还嘱托家兄善事老母，抚其幼子。他还激励部下说：“我安某一日在山海关，日本人一日决不能过去。日本人欲过去，只有在我们的尸首上过去。”

1933年1月1日晚9时30分，日军在榆关南门外的宪兵队院内、伪满警察所门前及火车站等处投放炸弹，放枪数响，制造挑起战争的口实。而后，日军又以自卫之名向榆关城内发射炮弹，接着又指挥伪满便衣队偷袭南门，被一营哨兵发现，安德馨命令部下击退便衣队。1月2日上午9时，日军开始炮击榆关。随后，一大队日军利用地形隐蔽接近南门，架梯爬城。守卫在南门的一营官兵在安德馨的指挥下早已做好战斗准备。当日军爬城时，东北军一顿手榴弹，炸死几名日军，余者仓皇败退。时隔一小时，日军集结3000多人，动用40余门火炮，8架飞机，20余辆坦克，发动全面进攻。榆关的东、南、北三门遭到日军攻击，南门是日军攻击的重点，战斗最为激烈。安德馨带领部下冒着日军的炮火沉着应战，敌人远时就用枪打炮轰，近了就投手榴弹。双方激战6小时，日军始终无法登城，到下午4时，日军留下几十具尸体撤退。

1月3日上午10时，日军又向榆关发起进攻。攻击重点仍是南门一带的一营阵地。为了掩护地面步兵的攻击，日军的飞机轮番向榆关轰炸扫射，停泊在榆关南海面的日军军舰也向榆关发炮，一营阵地被摧毁大半。在炮火掩护下，日军攻至南门城下，安德馨指挥部下集中火力，猛烈射击攻城的日军。他不顾一切地站在城墙上，大声喊“杀!杀!杀!”在他的激励下，全营官兵不怕牺牲，愈战愈勇，他们接连投出一排排手榴弹，炸得日军四散奔逃。与此同时，进攻其他城门的日军也被击退。中午，日军再次发动进攻。他们向一营阵地发射了大量燃烧弹，又出动坦克，掩护步兵向南门猛冲。南门一带一片火海，一营的工事全部被摧毁，官兵也伤亡大半，安德馨手脚负伤。日军攻占了东南城角和附近的魁星楼，一小股日军趁机突进南门。危急时刻，一营的预备队一连和三营的第十连冲了上来，向突进南门的日军发起反攻，杀退了突进南门的日军，夺回了阵地。下午2时，日军又集中兵力向南门猛扑过来。安德馨的肘、腿6处受伤。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带伤指挥部队向敌人反击。日军的坦克冲进南门，步兵也尾随坦克涌了进来。一营官兵的子弹打完了，手榴弹投光了，他们就抡起大刀向日军砍去。在激烈的白刃战中，日军死伤累累，而一营绝大部分官兵也牺牲了。安德馨带领幸存的十几个人且战且退与日军展开巷战。退至榆关城里清真寺附近，安德馨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安德馨牺牲后，遗体被护兵掩埋在榆关西水门旁。战火停息后，安德馨的哥哥安德明赶到榆关，与当地的穆斯林群众乘黑夜摸到西水门将其遗体挖出，运到秦皇岛清真寺。秦皇岛的穆斯林同胞于1月18日夜运到北平（今北京）教子胡同清真寺停放。1月19日上午9时，北平各界代表数百人在教子胡同清真寺举行公祭大会。会上，各界人士敬送挽联百余幅，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赠一匾额，上书“重侔泰岱”。1月21日，北平各界人士数千人纷纷赶到教子胡同清真寺，护送安德馨的遗体乘专列火车回保定原籍安葬，保定人民为安德馨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翟树功（1894~1932)高阳尖窝村人。幼年曾读私塾，14岁投师习武。他嫉恶如仇，不畏强暴。1918年迫于生计，到天津一家织布厂做工，因不堪忍受资本家虐待，即从军孙岳部下。不久，又愤于军阀混战，复回乡务农。当时，本地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水灾旱患连年不断，苦难生活的煎熬，使其萌发反抗意识。农闲时，向本村青少年传授武术，激发众人斗志。1923年4月，在本村庙会上当众惩戒刁顽无赖，人服其勇。

1930年经族侄翟家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在本村组织“平民夜校”，既传授文化，又向农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1931年春，组织高阳西北部各村小学教员、失学青年数百人，支援安新县教员反对伪教育局长的斗争，取得胜利。“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秘密散发传单，发展党的组织。到年底，发展并组建农村中共党支部6个，党员60余名。1932年以西陶口高小武术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8月，中共保属特委根据“北方会议”精神，决定发动高蠡暴动。翟树功在暴动前夕多次召开党（团)会议，进行发动工作，并掌握部分武器。暴动失败后，隐蔽在青纱帐中，坚持斗争。

国民党军为搜捕翟树功，派特务到尖窝村化装潜伏，暗布罗网。9月12日，当其回家销毁党员名单时，被敌包围，遂手持木棍，与敌殊死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越墙突围时腿被刺伤，不幸被捕，遭受种种酷刑。敌为逼其交出党组织名单，在他两肋点燃粗香，致使皮肉烧焦，露出肋骨，仍坚贞不屈。他说：“名单在我心里，有本事你们掏吧。”10月19日，北平国民党当局批示：“将巨匪翟树功就地处决。”翟树功在赴刑场路上，仍斥骂敌人。临刑前，他挺身拒跪，从容就义。

马致远（1894~1940)高阳庞家佐村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7岁丧父，每日拾柴打草，帮助操持家务。16岁时，同大哥一起进本村木工厂学工。白天学木工以糊口，晚间在本村开明绅士齐竹山开办的“半夜学堂”读书。1912年经同乡介绍，赴法国叶铺哈费尔非斯沟斯人造丝厂做工谋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工厂倒闭，随之失业。先后靠做绿豆菜、豆腐干、当装卸工等为生，后进累斑丝厂当学徒。在累斑丝厂曾组织工友举行罢工，以争取提高待遇。

1916年，马致远入华法教育会与法国自由教育社联合开办的华工学校，攻读法文。他勤奋好学，一年后即在该校毕业，在克鲁邹施乃德工厂任华工大队长兼翻译，在此结识李立三。1920年考入索米尔工业学校，边学习，边探寻革命真理。1923年1月，经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2月受旅欧支部派遣，同蔡畅、李富春、周世昌（高阳人)去苏联劳动大学学习。半年后重返法国，在巴黎郊区的比央古尔负责华工总会办事处工作。周恩来经常到此了解情况、布置工作，马致远受其教诲颇多。1924年8月回国，在唐山市工人图书馆工作，因宣传社会主义主张，被唐山当局拘押半年。获释后过了十几年游荡不定的生活，先后在东北大学、无锡工艺机械厂、上海双友居饭店等处谋生，1933年至1935年曾任无锡机械厂工程师。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马致远返回家乡，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月，在孟庆山指导下，与侯君枚等在河西村组建“高阳县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任动员部部长。未久，又成立县抗日民主政府，任指导员，同年改任县政府实业科科长。次年日军第二次侵占县城，抗日政府机关转移到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在艰苦的环境中，积极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为团结各界进步人士，巩固共产党对抗日工作的领导权，做了大量工作。是年，任县抗日政府党支部组织委员。1940年3月，在庞家佐村与日军遭遇被捕。在县城日军宪兵队中，敌人对他拉拢收买，威逼利诱，声称委任他为徐水机车厂厂长，均遭严词拒绝。遂对他施以酷刑，仍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他说：“只要一息尚存，定与侵略者血战到底”。4月1日，日军将他押赴刑场，面对死亡，他大声高呼：“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抗战一定会胜利!”英勇就义。

萧淑桂（1895~1980)女。容城东河村人。17岁与东河村张喜之结婚。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她冲破封建势力的束缚和家庭的阻力，积极投入于抗日斗争，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村妇救会主任、村党支部书记、区妇救会主任等职。在她的带动下，全家都参加了抗日工作，丈夫担任抗日村长，两个儿子参加了八路军，大女儿参加了地方工作。

1941年，冀中十分区成为抗日游击区，萧淑桂的家成了共产党和抗日军政人员的堡垒。在最艰苦的日子里，她动员全家，在屋里屋外挖了地洞，掩藏保护了大批革命干部。同时隐藏油印机等器材，成为地下印刷所。萧淑桂协助印刷工人老田，印刷了大量党的文件和宣传品。日伪军几次火烧她家，将房屋夷为平地，她家的“堡垒”被破坏，就领导本村党员干部，另选择可靠户开辟新堡垒，坚持斗争。

1943年12月25日，萧淑桂和县里其他英模一道，赴阜平参加晋察冀边区第二次英模大会，受到边区领导接见，被授予“拥军模范”称号。新中国成立后，萧淑桂仍然参加村党支部工作，积极参加建设。

刘文正（1896~1942)又名刘山虎。回族。定县（今定州）陈村营村人。1925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肄业后，曾在北洋军任连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对不抵抗政策不满退伍回乡。1935年到内蒙古归绥（今呼和浩特）经商，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同乡萧秉钧。1936年夏，同萧一起返回定县从事革命活动。宣传抗日，动员回民组织武装抗日。定县“回民便衣队”成立，他任队长。1937年9月，由萧秉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冀西八路军。1938年初，从冀西回到冀中整顿回民抗日武装。同年4月，奉命去河间、献县一带扩军。他先后两次到献县东新庄村，动员马本斋抗日。不久，由马本斋任队长的“回民教导队”成立，他在教导队任政治主任。5至6月间，“回民教导队”与“回民干部教导队”合并，称“回民教导总队”。1939年7月，“回民教导总队”改名为“回民支队”。此后，他调往冀中区回民建国会任主任。1940年底，调任冀中行署公安局副局长。

1942年6月，因眼疾复发，被党组织安排在肃宁县养病。由于汉奸告密，遭日伪军包围，子弹打光后，他同妻子金惠淑牺牲于敌乱刀之下。

刘大娟（1896~1987)女。娘家容城孙村，夫家小先王村。丈夫吕瑞玢，家境贫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生性刚强果敢的刘大娟，带领丈夫和三个孩子，挖地道、送情报、站岗放哨、护理伤病员、筹粮物支前。她家成为坚强的“堡垒户”。她对共产党、八路军干部无限亲切，干部战士对她无比敬重，一致称她“大妈”。这充满深情厚意的官称大妈，因为战斗的需要，逐渐变成了“关大妈”（官大妈)。

自1938年起，在“关大妈”家吃住休养“打掩护”的干部战士不计其数，其中有十分区的党政军领导，还有一批知名的文艺工作者。在她经历的斗争岁月中，既有大智大勇和日伪军的遭遇周旋，也有机警巧妙摆脱汉奸化险为夷。面对时时会有牺牲，她招回在北平（今北京）学徒的长子，送他参军进了十分区兵工厂。为掩护伤员，在危急时刻，她背起伤员钻进地道，却不顾女儿险遭敌手。风雪夜她让丈夫赶上耕牛，拖了树枝去掩盖八路军留下的脚印。敌人围村，她让女儿装做打野菜，去青纱帐给战士们送饭报信。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出席晋察冀边区在阜平召开的第二次英模会，被授予“拥军模范”奖章。在这次会上，她认识了魏巍，又结队回到县里，并在此后共同的战斗中，结下深厚情谊。后来，“关大妈”成为魏巍长篇小说《东方》中塑造的英雄杨大妈的原型。日本投降后，“关大妈”继续投身解放战争。1948年，国民党武装“还乡团”，烧毁了“关大妈”的房屋和全部家当，她一家不得不随军转战。

新中国成立后，“关大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谢绝了不少干部邀其进城的好意，与乡亲们一起劳动，始终保持了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的本色。

曹兰芝（1897~1974)女。定兴易上村人。1938年八路军到易上村开展抗日工作，经常住在曹兰芝家，她家便成了抗日军政干部的“堡垒户”。1942年9月的一天，县武工队长朱博黑带领4名战士住在她家，翌日拂晓，日伪军数百人突然包围了易上村，挨家挨户地搜查，曹兰芝急中生智，紧闭院门，把朱博黑卷进一领苇席里，用玉米秸把4名战士掩盖起来。敌人进院后，曹兰芝沉着镇静，巧妙应付，使5名同志安全脱险。1943年8月的一天夜晚，朱博黑率领队员住在曹兰芝家，次日上午敌人包围了该村，曹兰芝让他们藏在后院仓房里，敌人在院中乱翻一阵后穿过院中葡萄架要往后院走，曹兰芝急中生智，顺手摘了几串葡萄塞到日本兵手里，将日本兵支应出院子。

1944年春，定易涞县抗联会妇女部长李秀到易上村开展工作，一天县里通知她到分区开会，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曹兰芝与李秀装扮成母女去易县走亲戚，当晚进入易县境内东韩村，住在一个抗日堡垒户家中，第二天巧借一家富户送葬之机，两人身穿孝服扮作死者的亲属，通过了封锁线，安全到达目的地。是年麦收时，曹兰芝的儿子耿瑞吉从军分区集训队结业回到家中，晚上又有几名武工队员来到她家，次日上午，伪保安队大队长卢化南带日伪百余人扑进村抢粮抓劳工，曹兰芝得知后，催促同志们下了地道，但是儿子耿瑞吉被敌人抓住，从他身上搜到两颗手榴弹，随即用绳子捆起来，耿瑞吉深知难以逃脱，当他走到村中一口井边时，突然纵身跳入井中殉国。事后，曹兰芝毅然送次子耿瑞建参加抗日队伍。

曹兰芝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掩护了很多革命者，深受人民尊敬，曾出席晋察冀边区群英会，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亲授爱国拥军模范称号。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县政府委员、县政协委员、县妇联委员，河北省第一、二届人大代表，政协河北省第一、二届委员会委员，省妇联委员等职。1974年10月11日病逝。杨成武将军亲笔题词“拥军模范”。

侯君枚（1897~1940)高阳河西村人。出身于富商家庭，高阳、保定、北京都有他家开办的布线庄。早年就读于保定育德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因病辍学经商。常往来于高阳、北京之间，广泛接触社会和进步人士，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大革命失败后，仍坚持革命活动，毫不动摇。相继发展本村贫苦农民刘勤修、冯振修、邹志清及教员侯八元、孙磊然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自费创办高阳县第一所“平民学校”，为穷苦子弟提供低费或免费读书机会。学校还利用晚间教成年农民、雇工识字，借此传播共产党的主张。中共河西村支部成立后，他为主要负责人。

1931年4月，中共高阳县东南区委成立后，即协助区委书记蔡泮林开展革命活动。次年8月，参加县委在庞家佐召开的高蠡暴动准备会议，并献出自家护院的枪支。暴动失败后，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掩护、营救革命者，并利用亲戚关系，不惜重金赎回被查抄的本县中共党员名单，使党组织减少了损失。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发动和领导全县人民的抗日斗争，1938年1月与马致远等在河西村组建起“高阳县抗日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并兼任动委会组织部部长，以河西村为基地，广泛宣传、动员、组织民众抗日。他与马致远密切配合，开展工作。当时群众说：“前台冲杀马致远，出谋划策侯君枚。”不久，改任教育科长，同年因肺病吐血，停职休养。

1939年高阳县遭受空前水灾。冀中九军分区司令部及直属机关驻在河西村，侯君枚抱病带领村民筑堤防洪，保卫抗日机关。次年病重，经组织同意，化名李玉文，携眷到北平（今北京)医治，后又就医于天津。终因病情恶化，于1940年7月12日病逝。

陈景林（1898~1941)又名秋虎。安国郑章村人。自幼家境贫寒，14岁时讨饭下关东，给地主放过猪，当过铁路搬运工、挖煤工。日军侵占东北后返回家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侵入华北。陈景林为抗日救国，1938年参加八路军，在十七团但任侦察员。他机智勇敢，多次出色完成任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侦察连副连长。

1938年冬，日军增兵郑章，日军小队长山田一郎奸淫妇女、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百姓恨之入骨。陈景林带着除掉山田的任务，秘密返回郑章村。在村支部配合下摸清了山田的活动规律。一天，山田全副武装到村中理发，当剃头匠黑子给山田刮脸时，陈景林上前将山田紧紧抱住，村中两名党员一人夺下枪，一人用铁棍击山田头部未中，陈急喊：“割脖子!”黑子操刀割断山田咽喉，当即毙命。为群众除却一害，震慑了日军。《冀中导报》刊登了陈景林英雄事迹，当时，抗日小学以《剃头》文章编入课本，极大地鼓舞了冀中军民的抗日热情。1939年初，日军在郑章村构筑据点。陈景林奉命回村隐蔽，打入村维持会，以搜集敌军情报，9月，根据陈景林情报，八路军十七团决定拔掉郑章炮楼。陈景林带20多名战士扮作民夫混入据点，为完成任务，陈景林抱住日军岗哨从5米高房跳下，日军开枪击中他的右腿，惊动守敌，陈景林等撤退。1940年5月，陈景林率侦察连到郑章乡执行护麦任务。陈景林提出要保住粮食，必须拔掉郑章据点，并建议采取引蛇出洞、速战速决的作战方案。团部研究同意后，陈景林率侦察连埋伏在预定地点。日伪军被引入伏击圈后，三面伏兵一齐开火，将50多名日伪军全部歼灭，并焚毁炮楼。此战缴获机枪3挺，“三八”步枪50多支，子弹5000余发。保证了群众安全收获夏粮。

1941年，陈景林随十七团参加定县马阜才战斗，担负阻击定县援敌任务。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陈率部与五倍于我的敌军作战，一上午击退日军八次进攻，为保证马阜才战役胜利赢得了时间。在战斗中，陈景林指挥若定，杀伤大量日军，直到弹药用尽。当日军围近他时，他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壮烈牺牲。

魏颂尧（1899~1940)涿县（今涿州）尚庄村人。在京兆师范读书时，接触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革命处于低潮，魏颂尧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当时，国民党在北方正处于发展时期，魏颂尧机智地打入国民党内。1928年春，中共保北中心县委派张廷瑞到涿县发展共产党组织，魏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并以合法身份，创办《涿县旬刊》，大力宣传进步思想，讴歌苏联十月革命，揭露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等恶劣行径，提倡破除迷信，改良习俗，促进平民教育和妇女解放运动。

1931年4月，中共涿县中心县委负责人李永茂领导全县党员，在北关庙会上进行大宣传，组织农民暴动，魏颂尧以《农民苦》为题，登上庙会戏台，发表演讲。1932年，魏颂尧出任涿县乡村师范校长。同年5月，国民党县党部密谋逮捕了魏颂尧、宋化丰，押送天津，后转北平（今北京）地方法院。同年9月，魏、宋二人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后，魏到固安县简易师范任教。1935年冬，北平爆发“一二·九”爱国运动，魏四处奔走，募集物资和食品援救平、津爱国学生。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魏积极投身抗日斗争，在冀中十专署教育科工作。1940年4月4日病逝。

张绍堂（1900~1942)化名刘济民，字汝钦，曾用名张稚生。定兴张里村人。1927年毕业于定兴县师范讲习所，后任容城县北张村小学教师。1930年4月参加阴一刚等发起的革命文艺研究会，以提倡读书为名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阅读进步书籍，提高思想觉悟。1931年4月26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利用教师身份到各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又利用放寒假机会在定兴县城乡小学教师和师范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党团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改用化名刘济民，任容城三区区长，组织起青救会、儿童团、妇救会，组织群众挖交通沟，坚壁清野，实行二五减租，优待抗属等，受到群众的爱戴和拥护。1941年在全县民主选举中，被选为容城县抗日民主县长，认真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统一了粮款征收制度，发动青年参军参战，掀起支援抗日前线参军热潮。因环境恶化，为有利于对敌斗争，他在改划的联合县中改任容定新兴霸第一联合县政府粮食局局长，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到各村征收粮款支援抗战。1942年一联县大部分地区被日伪军“蚕食”，8月，他奉县委指示，到定兴平汉铁路东恢复和重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同年10月到容城三区开展抗日工作，在西江村被日伪军包围，在突围时壮烈牺牲。

何泽民（1900~1942)原名何恩波，曾用名何剑平。定兴南店村人。幼读私塾，1924年定兴师范讲习所毕业。1925年在定兴城内模范小学教书。1930年在县建设局当技术员。1933年加入反帝大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抓捕，以“危害民国”罪判刑两年半，关入北平（今北京）第二监狱。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当地游击队砸开监狱获释。同年投奔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曾先后任冀中军区三支队（后改称五支队)除奸科副科长。1941年任晋察冀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1942年12月，在阜平县柏崖战斗中牺牲。

刘曦亭（1900~1944)曾用名刘旭。蠡县西百尺村人。曾任蠡县高小庶务。1926年4月，中共蠡县地方党组织建立后，为进行革命活动，于1928年7月加入国民党，在全县建立三个国民党区党部，刘曦亭为负责人之一。1930年任国民党河北省直属蠡县区分部执行委员会组训委员。1932年8月，高蠡暴动失败后，他时刻担心每个共产党员的安危，当得知要逮捕共产党员郭春原、吴建华等人的消息后，立即冒着生命危险给他们送信，使其安全脱险。1934年2月，保定行营主任钱大钧派一批手下由叛徒范承浚带领，封锁了国民党蠡县党部，并逮捕中共博蠡中心县委书记郑靠山、委员王之、共产党员王耀华，刘曦亭多方奔走，积极营救，使三人很快获释出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共蠡县中心支部领导下，成立蠡县各界抗日救国会，刘曦亭任委员兼总务股股长。9月24日傍晚，刘曦亭获悉县长卢世英和警察局长已携家眷逃跑，警察局的巡官巡警也要携枪逃跑的消息，立即同张青季、齐静溪等人闯进警察局，向警察局全体人员申明大义，顺利收缴长短枪84支、各种子弹2000余发，当夜成立蠡县第一支抗日武装——华北抗日自卫军第一大队，刘曦亭任大队长。10月中旬，按照省委指示，蠡县抗日队伍由刘曦亭、路一带领与朱占奎、许佩坚部在饶阳城里会师，接受省委整训和改编，月底赴蠡县与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吕正操部会合，将队伍移交朱占奎部，刘、路留下组建蠡县抗日民主政府。刘曦亭被任命为蠡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任人民抗日自卫大队大队长。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刘曦亭调任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4年3月5日，遇敌机轰炸牺牲。

张琴南（1900~1947)原名张福顺。定兴南合庄村人。1924年在北京郁文大学法专毕业。1926年加入国民党，1928年任定兴县党务指导员。1930年至1931年先后任定兴县通俗讲习所代理主任、通俗图书馆主任。1933年参加反帝大同盟，任定兴县反帝大同盟委员会书记，并领导了各界反福泰盐店舞弊联合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3月21日以“危害民国”罪被捕。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被营救出狱。10月在家乡组织抗日武装，后投奔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活动在固城附近铁路两旁，先后三次截获日军汽车3辆，军火一部，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1938年任冀中军区三支队除奸科长。

1940年青纱帐起来后，奉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指示，在徐定边界重新组织失散的战友建立了一支游击队，自任队长。1942年合编为晋察冀一分区四支队，张琴南任副支队长，活跃在徐、定、易边界地区，队伍发展到500多人，成为开辟徐水、定兴敌占区抗日工作的主要武装力量之一。1946年转业后任察哈尔省高等法院书记官。1947年底，在土改运动中，以“破坏土改”罪被民主政府秘密处决。1984年8月经保定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复查，认定原判不能成立，系错杀，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刘择三（1900~1967）女。阜平城内人。1919年在阜平女子高小毕业，成为阜平第一批“女秀才”（当时只有女生3人)。1921年至1924年，在方太口村小学任教，后任阜平城内女子完全小学教师。丈夫早逝，靠微薄薪金抚养母亲和两个儿子。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送长子参加八路军（后在抗战中牺牲)。1938年到阜平县城内中心学校先后任教师、校长。除担负教学任务外，晚上还帮成年人学文化，教唱革命歌曲，并协助村干部进行各种工作。日军“扫荡”，将校舍烧毁，她将自己的住房腾出做校舍，住房被烧后，背着行李在相隔6里的两个村中进行巡回教学。敌人来了，带领学生转山沟，在枪声中坚持上课。敌人走后，回村在夜校里教学。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到正定县城内初小任教，并担任校长，经过努力，把一所初小扩大为完全小学。在此期间，带领师生研制出土制六六粉、明矾、石灰合剂等6种农药和5种土化肥，支援农业生产，还研制出起重机、挖土机等十几种机械模型和教具，推动了教学工作。在繁重的工作中，自编节目，登台演出，宣传党的政策。1960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1962年因病退休。“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7年去世。

李致祥（1901~1937)字庆函，号老鼎，曾用名李鼎华，乳名登科。定县（今定州）西杨村人。1921年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很快接触到《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考入保定直隶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并参加了“五卅”运动影响下的罢课斗争。在此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被派到驻正定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二军一四一师任团副官。但不久由于父亲、妻子相继病故，从正定回西杨村，先后受聘于王村小学、怀德营小学任教。1928年在明月店高小任教，并发展西杨村的李静河、李兆军加入中国共产党，使定县有了第一批中共党员。1929年因组织学生向校方发难，被校方以散布共产言论为由解聘。李致祥回村后，利用晏阳初开展平民教育的机会，创办了城南区第一所由党领导的民众夜校。

1930年，在怀德营、中流、张谦等村相继办起民众夜校。同年2月西杨村又有李洛迁、史洛坤等9人入党，随之建立了定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村支部，李致祥任书记，并相继建立中流、张谦、大吴村等8个党支部。1931年，西杨村的党员发展至50多人。为便于工作，西杨村支部改建为特支，下设东、西、北三个支部。1933年先后建立了东杨村、子远村、南辛兴村、叮咛店村党支部，还派史洛坤、孙忠分别担任沙河南、北各支部联络员。根据形势和工作的需要，县委决定成立沙河流域区委，李致祥任区委书记。在党组织统一安排下，在西杨村9月6日庙会上做了抗日救国的演讲，组织了抢秋扫盐斗争。1933年5月，由于保属特委交通员被捕叛变，汉奸陈香古直扑西杨村，抓捕了李致祥、柴贵欣等人，第二天被押到省城保定，关在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一年零三个月后刑满释放。

1934年，西杨村党支部重新建立，李致祥任书记，并建立了以西杨村供销合作社为掩护的秘密联络站，大量印发抗日宣传品，组织学生大唱抗日歌曲，重新点燃了西杨村一带抗日烈火。1937年，李致祥因积劳成疾，病情日重，仍在病床上主持工作，每天从《醒民日报》上了解抗日形势。当看到七七事变，北平（今北京）、天津失守，张家口遭洗劫时，焦急万分，立即召集党员研究组建抗日游击队，并嘱附孩子们要听党的话，当他听到“我们一定听党的话，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话，满意地笑了。10月7日清晨病逝。

陈富全（1901~1949)阜平高街村人。当过13年长工。1944年2月被选为高街村合作社主任。他首先清理账目，给社员分红，并拨股金11万元，向区合作社借款5000元，购回粮食、红枣分给受战争灾害严重的村民，还垫本让他们开办豆腐坊、粉坊等。高街合作社还组织社员们搞生产，创造了“零拨整”的拨工合作办法，即在同一道沟里（或地片上)的几个组，做完本组的农活后，再帮其他组干，发扬互助精神，提高了劳动效率。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同时，还组织人收购废铁打制农具，发动妇女在农闲时节做鞋，由合作社供给原料并推销产品，生产搞得红红火火。陈富全注重科学种田。1944年秋，他领导全村合作社社员田间选种，推广马牙玉米和保定府的高粱等优良品种，种小麦搞浸种，用黑豆制作肥料，提高了粮食产量。陈富全还带领社员在拨工中扫盲认字，开展讲卫生活动，号召一户一厕一圈，勤垫土多积肥，既积了肥又讲了卫生。抗属买合作社的东西一律减价5％，还从种籽、农具、耕作上给予优惠和照顾。

在边区专业文艺工作者帮助下，陈富全建立高街村剧团并任团长，排出了戏剧《穷人乐》，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在1944年12月20日至1945年1月30日晋察冀边区群英大会上，陈富全作为阜平代表参加了会议，1月30日，《晋察冀日报》以《阜平合作英雄陈富全》为题介绍了他的事迹。

宋怀欣（1902~1939）博野南白沙村人。192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博野县早期共产党员之一。之后，他在本村发展6名农民党员，成立了南白沙村党支部，并任党支部书记，同年，又在南杨村、大营等村发展党员，帮助建立党支部。1932年全县共有农村党支部16个，宋怀欣帮助建立的占一半。1928年8月，宋怀欣当选为中共博蠡县委委员。1929年6月下旬，参加筹划并亲自组织群众开展了砸国民党县党部的斗争。1930年8月，任博野县农民协会主任，深入农村帮助农民建立村农民协会，是年12月，博野县建起30多个村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400余人。1931年8月12日，带领博野县农民参加了中共博蠡县委领导的博蠡暴动。1932年8月，又参加了高蠡暴动。国民党博野县警察局对其四处搜捕，宋怀欣自此出走他乡，开辟新的革命阵地。抗日战争时期，在1939年定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辛山（1902~1941)涞源西龙虎村人。出生于贫寒的农民家庭，1924年考入浑源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接触了新思想。毕业后，回县先后在王安镇、西神山任教。1937年9月，日本侵略者占领涞源后，曾下令解散学校，强迫教师学习日语，然后在学校开设日语课，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并许诺将教师的工资增长一倍。辛山对此非常气愤，毅然辞职回家务农。有人来劝，他说：“就是死，也不挣敌人的钱。叫辛山当敌人的走狗，简直是白日作梦!”

1939年，辛山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村党支部宣传委员兼村救国会主任，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1941年，涞源县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再加上敌人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遇到前所未有的粮荒。上级党委给西龙虎村党支部下达了征集公粮，运往根据地的指示。辛山带头碾米征粮，很快就征集了十几石小米和一笔现款，并以北田共山谭友的名义，给一区区委写了—封信，让父亲辛老巨将粮、款、信送往一区区委前方所在地牛子村。几天后，由于汉奸告密，一区7名干部被捕。辛山虽然考虑到—旦那封信落入敌人手中，他也不安全，但为了支援根据地，置自己的安危而不顾，还是夜以继口地征粮碾米。农历十二月十九日下午，敌人将他家四面包围。汉奸李沛带着四五个便衣特务，将辛山抓到日本宪兵队。宪兵队长朱静清夫下令把辛山带上来，用木棒把他打得血肉模糊，体无完肤。打罢，问：“谁是共产党员?谁是抗日干部?”辛山大义凛然地回答：“不知道！”敌人又扒下辛山的衣服，灌凉水，用木棒压肚皮，折磨得他死去活来，但辛山仍然是宁死不屈。农历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在涞源县城西河滩里，辛山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敌人的枪口下，英勇就义。为了纪念辛山，激励人们抗日到底，抗日文艺工作者编了一首歌曲：“西龙虎村，硬骨头汉，他的名字叫辛山……”在抗日根据地广为传唱。

杨明甫（1902~1981)曲阳人。6岁随父母逃荒到涞水县镇厂村落户。父母均为人佣工，杨明甫自己讨饭吃。34岁时，父亲经受不住苦难折磨死去，留下十几石粮食和近百元的外债。母子二人全靠杨明甫为地主扛长工、打短工，租种几亩地，兼做小生意维持生活。1938年，平西抗日根据地开辟以后，杨明甫于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村锄奸组长、农会组织委员，村抗联主任、区农会委员、村拨工队长兼合作社副主任。

1940年，政府实行减租减息，允许贫苦农民开垦荒地，杨明甫全家积极劳动，省吃俭用，于1943年新置了12亩土地。1944年收获粮食30多石，除本家吃用外，还存在合作社一石五斗玉米，预备救济灾民。因他领导全村的减租减息斗争，富户对其非常仇恨，便收买部分村民诬告杨明甫，但经政府彻底查明，杨明甫并无问题。1943年，镇厂村遭受自然灾害，有7户村民要弃家逃荒。杨明甫立即献出7斗玉米，并带病为灾民成立借贷所，动员富户借与粮食，避免了村民背井离乡。杨明甫在本村带头组织拨工队，在抗联小组中分别进行动员，得到全村拥护。杨明甫领导的拨工队采取等价变工办法，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生产逐年提高，拨工队成立前粮食年产329石，全村仅有8户够吃；拨工队成立第二年，粮食产量翻了一番，达到616石。1945年，拨工队开发河滩荒地40亩，开渠两条，部分旱地变水田，粮食产量大大提高，拨工队冬季又搞运销，每年均收入百元左右。为了把村合作社办好，杨明甫把原来以户为单位入股改成以人为单位入股，并把野生中药材、核桃、杏仁、禽蛋、短工都折成股金，股金很快增加到5000多元。还设立了医药股，吸收当地中医，用变工或抽红办法为群众治病。

1944年11月，杨明甫被评为劳动英雄出席了平西涞水县群英会，被奖励1匹骡子。不久参加晋察冀边区英雄代表大会，获奖章一枚。涞水山南村集市，原是旧式经纪人把持，市场物价混乱，群众意见很大，杨明甫把小商贩组织起来，进行了整顿，从而保证了正常交易，农村物价稳定下来。1945年春，杨明甫由镇厂村抗联主任调到涞水四区任锄奸助理。抗战时期，平西根据地曾以霸王鞭、扭秧歌、拉洋片、歌曲等多种形式宣传杨明甫的事迹。《晋察冀日报》以《涞水劳动英雄杨明甫》发表专题文章。挺进剧社还编演过杨的话剧。

新中国成立后至1958年，先后担任县政府实业科副科长兼涞水县农场场长、五区（即白涧区)副区长、县建设科副科长、县粮食局行政股长和赵各庄粮所所长等职。1981年7月21日病逝。

杨景山（1903~1927)高阳城关人。原籍清苑大庄村，其父经商，迁居高阳，占籍相府街。杨景山14岁升入县高小，学业优异，与同学王锡疆、王重民并称高阳学界“三杰”。1919年7月考入保定直隶第六中学。学业之余涉猎进步书刊，接触新文化思潮。1921年，保定直系军阀通缉革命青年王锡疆，王被迫弃学避入北平（今北京），杨景山感触颇深，作《小草》诗以寄情：

操场边的小草今日被践踏，

明天的清晨又重新长出来，

得到阳光雨露将更加茁壮，

小草决不会因践踏而死亡。

1922年春，在保定直隶六中组织“努力读书会”，与进步同学共同研读马列主义书籍，探讨社会问题，并参加“社会问题研究会”。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是年由王锡疆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受李大钊领导，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协助李大钊组建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同年12月，中共北方区委成立，负责党的组织工作。1925年兼任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遂与王锡疆、陈毅一道并肩战斗，投入国民会议促进会的筹备工作。是年11月，全国开展反“关税会议”运动，与李大钊等组织北京各界群众举行示威游行，遭反动军警镇压，王锡疆不幸牺牲，杨景山掩埋了战友的遗体，斗志更坚。

1926年3月18日，“大沽口事件”发生后，北京反动军阀对请愿群众血腥镇压，杨景山组织群众疏散、撤退，不避危险，最后才撤离现场。奉系军阀张作霖率军队入关，白色恐怖加剧，遂与李大钊等转入地下工作。是年秋，任中共北方区委秘书、组织部长。1927年4月6日，张作霖下令搜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逮捕了在此坚持秘密工作的李大钊、杨景山等共产党人。在狱中，杨景山身遭非刑拷打，凛然不屈。4月28日，随李大钊被害于绞刑架上。高阳县城南关为其建有烈士陵园。

李魁林（1903~1947)化名赵明。徐水小西张村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十几岁时即扛长工、打短工。同时练就一身好武艺，有“盖京南”之称。1938年得悉防陵、迪城一带有共产党活动，便主动和党组织取得联系。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安排他回本村组织开展抗日斗争。与李维农一起秘密发展党员。1939年建立小西张村党支部，李魁林任支部书记。在党支部领导下，村里各种抗日群众组织相继建立，且工作活跃，成为徐水县抗日斗争根据地。李魁林全家10口人，4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县、区干部经常在他家落脚开会，他家提供食宿、负责安全和传递情报，成为全县有名的“堡垒户”。

1942年，侵华日军实行“铁壁合围”、“梳篦清剿”，反复“扫荡”，李魁林一家掩护了县路东分委。翌年3月18日，徐水县路东分委书记王国珍、区委委员赵敬开完会住在李魁林家，当夜被大东张据点的日军1个小队和伪军1个中队包围。为掩护王、赵脱险，李魁林之母和妻子立即到院中应付，意在阻敌进屋搜查，李魁林见敌要强行进屋，便出来与敌交涉仍未能阻止。当敌推门时，王国珍开枪射击。李魁林随即左手抓住一个敌人的枪支，右手一个“单风灌耳”，又飞起一脚将敌踢死，随后翻身上墙，掀起瓦片照敌人头部击打，跑向外村求助。王国珍、赵敬击退敌人几次进攻，被迫转入地道。李魁林和除奸团取得联系后，返回村利用地形向敌人射击，当即击毙日军小队长。同时，除奸团4名战士在另一侧向敌人开火，日伪军见头目已死，且腹背受敌，仓皇逃回大东张据点。王国珍、赵敬获救，可李魁林母亲却被杀害，妻子的左腿骨被打折，房屋家产全部烧毁。李魁林面对家破人亡的惨景，革命激情更加高涨。掩埋了母亲的遗体，将家人分散安置在亲戚家中，化名赵明继续投身革命工作。历任徐水县第四区区委副书记、书记等职。1947年5月10日，在“南留惨案”中不幸牺牲。

武晋氏（1903~1948)女。新城（今高碑店）泗水营村人。出生于晋家营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7岁嫁给泗水营扛长工的武兴山。多年的苦难生活，磨炼出了她刚毅、疾恶如仇的性格。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辛桥区委书记李自玉来到泗水营村宣传和组织抗日工作。她积极协助区委工作。在区委书记李自玉的培养教育下，于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泗水营村第一个共产党员、女干部，她家也成为全村第一个堡垒户。

1943年，县委决定在泗水营等村挖地道，她第一个响应，先在自己家挖了地道。在她带动下，党员、群众都开始在自家挖地道，很快挖成了以她家为中心辐射全村的地道网。不仅能掩护革命干部，还能有效地开展对敌斗争。她不但待人热情，工作积极，而且遇事镇静、临危不惧。有一天，四五个党员在她家正挖地道，突然来了几个伪军包围了院子，再转移已来不及，她急中生智，让人们将她丈夫绑起来。伪军进院大喊：“交出你家藏的八路!”她走出屋对敌人说：“我家没八路。”伪军见屋内四五个男壮年，更凶了，揪着她问：“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武镇静地说：“是看疯子的。他疯了到处打人，我找了几个人看着他。”伪军没有看出破绽溜走了。还有一次，区长正和几个党员在她家开会，敌人突然进村，她忙叫区长等人进地道，刚掩藏好洞口，敌人就进院了。敌人劈头就问：“你把八路藏在哪里了?”她若无其事地说：“我家只一疯男人，哪来的八路?”敌人用刺刀对准她的胸膛吼叫道：“不说就挑了你!”她面不改色心不跳，一口咬定没有八路，敌人抓了几只鸡走了。

武晋氏全家6口人，都积极主动地为抗日工作。长女武克仙早就随母从事革命工作。长子武克仁原在天津铁厂工作，也被母亲叫回来参加了抗日工作，并由母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就参加了八路军，后来在南北蔡战斗中英勇牺牲。她担任党支部书记期间，善于团结群众，组织群众，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率领全村青壮年多次参加挖交通沟，破坏公路、站岗、放哨，秘密送信等工作。还注意发展抗日积极分子入党，经她培养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就有16人，使泗水营村成为坚不可催的战斗堡垒村。

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党组织决定让部分干部转移到大清河南解放区以保存革命实力。她再三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党组织批准了她的要求。1948年1月12日，她在晋家营被敌人逮捕，第二天被押到新城。敌人企图从她口中得到党的活动情况，对其百般折磨，用鞭打、铁丝扎、棍子戳、扛子压、灌凉水等。她虽被折磨的死去活来，但未暴露一点党的机密。一个月后，无计可施的敌人将武晋氏押回泗水营村，妄图用回乡之机动摇她。在群众大会上，她神态自若，昂首挺胸。敌人要在村边杀害她，她说：“我要死就死在自己的地里。”当她被押到河套自己的地里时，她向在场的每一位乡亲告别。敌人令其跪下，她说：“共产党员从来没有跪着死的，就站着!”敌人向她射出罪恶的子弹。

张芬（1903~1969）完县（今顺平）东河口村人。抗日战争时期，任县人民抗日武装委员会主任，县大队大队长，县抗日民主政权参议会议员，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参加了百团大战、晋察冀边区根据地1942年5月反“扫荡”等战役战斗。因战斗环境恶劣积劳成疾，回村养病。养病期间兼东河口村党支部书记、村长，1944年任河口交通站站长。县人民政府曾授予“革命家庭”的匾额。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华北局调张芬任望都县人民政府县长（未到职)。后回东河口村任村党支部书记，河口乡党委副书记。在东河口村组织农民恢复发展生产，建立了全县最早的农业互助生产合作社，兴修水利。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手工开凿五六华里山渠，修建了自流水灌溉山地300余亩，提浇灌溉300余亩。在山区农村最早发展起林果业，建起60余亩果园，使全村水利、农、林、牧、副业得到全面发展。1956年棉花亩产即达300余斤籽棉，粮食亩产400斤，每年给国家交售粮食18万斤，棉花10万斤。农民工值达一元八角钱（当时全县农民工值平均二至三角)，使东河口村很快走上富裕的道路，给全县、全保定专区农业生产树立起一面旗帜。1956年先后被评为县、省、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单独接见并合影留念。

甄凤山（1903~1972）乳名白蛋。定县（今定州)东朱谷村人。自幼带领弟、妹6人乞讨、当长工维持生活。幼年丧母，五弟、六弟和小妹相继冻饿而死。1928年到齐齐哈尔一家马公馆里擦汽车，学会了开汽车，在打猎中练就了好枪法。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甄凤山组织抗日武装，向日军打暗枪、烧仓库、炸兵营，但因寡不敌众，受到严重损失后返回定县。与孙志远谈话后经甄玉桓、甄玉蕃介绍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群众开展“抢秋”和“抗捐抗税”运动，又与地下党员杨士杰配合，将村中上百石公粮分给贫苦农民，因此被捕入狱，经党组织营救后又参加反盐税斗争。

1933年在白色恐怖下，以做小买卖为掩护，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为党传递情报，在定县职工学校和保定师范之间活动，因此遭敌人搜捕，在其妻掩护下躲在水缸中幸免于难，其父却被敌人打死，他只好背井离乡到绥远靠打短工拣废品度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回定县，组织青年偷运日伪军在车站的汽油，卖钱后买枪支子弹或周济贫民，并组建抗日游击队。1937年12月，在水磨屯村打伏击，初战告捷，打死日本兵20余名，缴获长短枪12支。后他的游击队被命名为三分区第一游击队第五大队。为从敌人手中夺枪，只身一人骑自行车直奔西门，假装修车，蹲在地上，当日本兵端枪走到附近时，猛一个扫堂腿将日本兵拌倒，夺枪后还说：“子弹的拿来!”吓得日本兵将两个子弹盒双手交给他，等他上车跑远后日本兵才清醒过来。他还夺了东门、南门日本兵的枪，为此敌人悬赏3万元要买甄凤山的人头，并派人封官许愿劝降，他欺骗敌人说要日本兵的大枪500支、子弹10万发、日币10万元，用汽车送出城外。敌人见诱降不成，又派女人到五大队“参军”勾引甄凤山，还收买叛徒，企图用药毒死甄凤山，均被一一识破。

1939年5月，甄凤山组织游击队冒雨夜间进城活捉汉奸特务34人，亲手捉了新民会汉奸张保华父子三人，并用离间计除掉警备队长韩希梦。按照三分区命令，在定县城东八里店村北公路设伏，阻击定县支援高阳的敌人，击毁敌坦克2辆和汽车30余辆，完成了阻击任务。1942年，甄凤山奉命到环境异常恶劣的定唐边沿地区开辟工作，与敌人遭遇时英勇战斗，歼敌30余名，缴获武器一部。1943年5月甄凤山任铁路支队队长，巧埋地雷，炸死日军多人。次年3月，指挥3名侦察员，夺取了敌人一挺九二式重机枪，军区政治部的《子弟兵》报介绍他们的事迹，他还参加了晋察冀边区的群英会。针对敌人不断蚕食解放区的情况，书写内容为调动部队进攻新乐、定县、唐县的假信，故意丢给敌人，敌人中计调回进攻行唐等地的部队，破坏了其蚕食计划。并摧毁敌炮楼30多个。

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1月28日，甄凤山按照上级部署，带领所属铁路支队官兵从定县城东南角突入城内，配合正规部队解放了定县城，被任命为城防司令。后因病回家休养。

1959年被评为省、县劳动英雄。“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迫害，加重了肺癌，1972年4月14日病逝于北京。

张小端（1903~1992）女。唐县留九庄村人。1941年12月任本村抗日政权民教委员，丈夫管国堂任抗日地下交通员。翌年，唐县平原区被日本侵略军控制，她为掩护抗日干部、八路军战士，在自家西房牲口槽下挖了一条通往水井的地道，供抗日干部、战士出入。她对八路军干部、战士关心备至，宁肯自家吃糠咽菜，为他们做较好的饭菜，并亲任警戒，让孩子放哨，情况紧急时，以打水为掩护把饭菜送入地道。前后接待、掩护八路军干部、战士和村游击队员达数百人次，吃粮数千斤，但为保密，她把粮条烧毁，从没向抗日政权支取过一斤粮食。抗日军民称赞她家是“红色堡垒户”。

1942年春，八路军二支队战士30多人，夜间执行战斗任务，住在她家，为不泄密，把大家锁在一间大屋里，做好饭菜送进去，丈夫和孩子轮换放哨警戒，直到第二天深夜，摸清村内外确无敌情，才帮助战士们转移出去。夏末，日本侵略军对围城村庄进行“清剿”，抗日政权八区区长王慕宗把一个小包裹放在她家，嘱咐她千万藏好。经过日伪残酷“清剿”后，王区长焦急地来到她家，打听小包裹的下落，她很快找出来交给王区长，王慕宗双手接过，满眼泪水贴在胸口，原来这是全区收交的公粮款，多亏她巧妙掩藏，才没被日伪军搜查发现。是年10月，抗日干部、八区武委会干部胡斌来到她家，她见胡斌上衣短小，不能系皮带插枪，就用准备给儿子做夹衣的布料为胡斌做了一件夹袄，让儿子穿旧衣。冬季又为八区治安员小高做棉袄。严冬，她帮助丈夫管国堂冒生命危险过封锁线，购买了大批土布，送到山区根据地。

1943年2至6月，日伪军连续几次包围张小端家，当时，抗日干部马跃骥、胡彭年、胡斌、高国祥等先后在她家地道藏身，日伪军用刺刀威逼她全家，对其丈夫管国堂严刑拷打，让洋狗咬，用冷水灌，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她一家人始终没有吐露半句实情。1944年6月，八区区委书记马焕其、武委会主任胡斌正在她家，她7岁的小儿子民振在门口放哨，见几个汉奸正向她家走来，民振急忙回家报信，但汉奸已进院子，胡、马二人来不及下地道，躲在屋内持枪应变。在这千均一发之际，张小端从容镇静，巧妙支应。两个汉奸一边喝水一边观察，没发现什么异常，悻悻离去。

新中国成立后，王慕宗接她去外地安度晚年，她婉言谢绝，仍在家中劳动。此后，当年被她家掩护过的老同志，每年都来她家看望。1984年被接到北京。

谢光沛（1904~1927）保定市区人。1919年考入保定育德中学，课余常与进步同学王锡疆、安志成、张廷瑞等研究李大钊撰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尤其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给了他很大启发。1920年参加“文学研究会”，是年夏，听了邓中夏到育德中学《文学与社会》的讲演，奠定了“研究文学莫忘了社会，更莫忘了改造社会”的主张，后又不畏风险，参加暗地推销革命书刊的书报贩卖部。1921年五六月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考入北京中法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班，与陈毅成为革命战友，陈任北京学生联合会党组书记，他任学联宣传部长，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创办平民夜校，他在夜校教授语文，宣传马列主义。1924年底他化装成工人，再次到唐山向工人作宣传。1925年初，他组织二三百名工人、人力车夫到财政部长章士钊家去请愿，要求救济贫苦工人。

1925年1月28日，谢光沛与党内妇女交通员韩致文结为革命伴侣。他们的家变成了撰刻、印制革命传单和小报的印刷所。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和同志们积极发动、组织工人学生市民10万人送葬。五卅运动中，多次参加李大钊、赵世炎领导的爱国反帝示威大会。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身受重伤，经三周治疗方才痊愈。同年5月，任中共保定市委宣传部长。9月19日因叛徒出卖，他在保定和市委书记高风等12人被捕，高风遇难，他被判两年半徒刑，1927年1月被保释出狱。1927年4月6日，与李大钊等在北京苏联大使馆一同被捕，在狱中双腿被打断，指甲被掀掉，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后虽“保外就医”，因伤势严重而牺牲。

辛璞田（1904~1928）又名绍卿，号赤生。安新马家寨村人。出身于商人家庭。其父辛玉卿中年弃书经商，积累了一些产业。辛璞田自幼在本村小学读书，后入新安高级小学校学习，学业颇佳。1918年毕业后，正值家境日艰，父亲劝他在家务农，但他求学心切，搭乘本村船只赴天津，考入直隶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辛璞田作为直隶一师的代表被选入天津学生联合会。随后，作为学联代表参加了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结识了天津学生运动领袖周恩来、邓颖超、于方舟、郭隆真、马骏等人。组织学生贴标语、撒传单、游行示威、出版刊物，在街头、店铺门前演讲，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辛璞田成为天津学生领袖之一。

1920年，辛璞田协助于方舟在天津创办《新生》杂志，并加入了于方舟建立的“新生社”革命团体。同年，在天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在李大钊亲自指导下，“新生社”改组为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辛璞田为成员。1923年由于方舟、江浩、李锡九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根据形势需要和党的指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925年，中共天津地委组织成立了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辛璞田担任宣传科长，受中共天津地委委派，前往石家庄、邢台、安平、安新等地开展宣传，促进了这些地区国民会议运动的开展。3月，辛璞田作为天津代表，与江浩、于方舟、马千里、邓颖超一起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五卅”惨案后，辛璞田以天津学生联合会委员长的身份，组织领导了天津各大中学校罢课，并进行了多次反帝大集会和示威游行，成为天津“五卅”运动的先锋。7月，邓颖超因工作需要调往广州，辛璞田继任天津各界联合会主席。8月，天津裕大纱厂工人的罢工遭到奉系军阀镇压，辛璞田与10多名各界代表被捕。在狱中，辛璞田多次遭到审讯，被施以酷刑，他始终坚贞不屈。年底，冯玉祥国民军进驻天津，经中共天津地委营救出狱。

1926年4月，中共天津地委选派辛璞田赴中央黄埔军校长沙分校短训班培训。之后他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在程潜第六军十九师五十七团任政治指导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辛璞田重返北方，中共顺直省委分配他以北方区军事特派员身份，到内蒙古主持军运并兼管口北10县（宣化、赤城、万全、龙关、怀安、怀来、延庆、阳原、蔚县、涿鹿)的农运工作。年底，辛璞田赴北京向北方区汇报工作时被奉系军阀逮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后一无所得，便对他下毒手。1928年1月19日，辛璞田在北京天桥南坛慷慨就义。

何兆熊（1904~1934）字梦祥。满城西原坡村人。1927年考入保定六中。1929年考入北平（今北京）朝阳大学。1929年初在满城由刘宁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冬因从事革命活动在北平被捕。因证据不足，拘押一个多月释放。同年寒假，何兆熊为了在农民中扩大党的影响，在自家办起农民夜校，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教农民学文化。在何兆熊等人培养教育下，有8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建立西原坡、西苟村党支部。1930年初，由于有人告密，满城县简易师范开除了中共党员教师张馥堂和4名进步学生。为拔掉简师里的“钉子”，何兆熊先安排校内张桂桐、赵宗敏、杨尊等进步学生找校长评理，指示在县国民党党务整理委员会工作的地下党员何厚之，以县党部名义向县长反映简师情况，说张馥堂是共产党纯属诬蔑，扰乱学校正常秩序，要县当局认真查处。县长向省教育厅作了汇报。按省教育厅批示，开除肇事分子，让张馥堂复职，学生回校，并请受人拥护的李珮瑄任校长。

1930年8月，按照中共保属特委指示，何兆熊在满城组织力量支援完县五里岗暴动，让党员王梦珣、李永胜、何洛丰等人率领50多人前去参加战斗。1932年，西苟村在选举村长时，何兆熊领导村内共产党员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选上了同情革命的吕志和当村长，共产党员陈洛铮当副村长。不久，以村长的名义带领群众向地主、富农借粮，救济贫困户度荒，借粮20多石，重点救济30多户。4月，何兆熊在天津第二次被捕，押解到北平东城铁狮子胡同卫戍区司令部监狱。在狱中遭受种种酷刑，造成脚趾溃烂，腰椎折断。经中共河北省委全力营救，送回家乡监外就医。一个多月后，向国民党北平卫戍司令部假报病故。伤势好转后，即拄着双拐继续从事党的活动，并担任了中共完满县委书记。同年冬，何兆熊和西原小学党员教师赵宗敏、宋选才研究决定，为配合党的活动，教学生唱革命歌曲，成立了儿童团、童子军等学生组织。引起满城县国民政府不满，指示教育局撤换赵宗敏、宋选才。由忠实于国民党的张子合、边子千顶替。次年农历正月二十开学后，何兆熊领导驱赶张子合、边子千的斗争。首先组织学生罢课，在学校围墙上写满“打倒反动教员张子合、边子千”、“共产党万岁”、“欢迎赵老师回校”等标语。张子合、边子千见在学校无法立足，便逃回教育局。为解决党的经费，何兆熊部署人去摘自己家地里的棉花，卖掉好地40亩，得银元1200多块，其中一部分作为党的经费，另一部分买了30窝蜜蜂，放在村边树林里，名义上是蜂场，实际是党的联络站。

1932年9月，何兆熊调任河北省直南发行部长。1933年2月，改任完满徐中心县委书记。4月2日，国民党当局大肆逮捕共产党员，何兆熊在满城第三次被捕，解往保定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不久，又解往南昌国民党行营。三个月后假释。回满城继续从事党的活动。国民党当局为彻底破坏满城一带党的组织，造谣说何兆熊被捕后在南昌已经叛变自首。省委派齐庆祥、王威到满城调查，见面后才知道何的伤势已经十分严重。齐、王说明来意后，何兆熊让爱人拿出一本在病中亲笔写的向党的诀别书给齐庆祥，书中详细叙述了被捕经过、狱中斗争情形和革命到底的决心。最后又拿出10块银元作为最后的党费，让齐转交给党组织。1934年9月19日，何兆熊病情恶化，病逝于清苑县郑各庄。

傅根深（1904~1945）原名傅海龄，曾用名傅同喜、傅少英、傅一志。满城固上村人。1925年投身革命，在家乡组织农民协会并担任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发动会员张贴标语，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同地主进行斗争。麦收季节，利用地主急于收麦机会，成功地领导了雇工向地主要求增加工钱的斗争。地主勾结官府，控制村公所，巧取豪夺，农民怨声载道。他带领农会会员清查村公所账目，发现地主仅1916年至1922年就向农民多摊派一万多元，将其公布于众。192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开展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傅根深流落到天津、浦口等地谋生。后辗转回到家乡，担任了党的交通员，多次完成上级交给的传递情报任务。1929年被派往长春从事秘密活动，经同乡杨乃山介绍，在吉林第二监狱医务科当看守。当年冬天，中共满洲省委组建了中共长春特支，刘作垣（监狱教诲师）任书记，傅根深任党小组长。在监狱中，广交朋友，团结看守，向出身贫苦的看守宣传革命道理，和刘作垣在监狱内部组织互济会，领导了改善伙食、增加放风时间、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斗争并取得胜利。1933年冬，满洲省委遭到破坏，直接危及长春特支安全，根据上级指示，决定由傅根深任特支书记，继续留在长春坚持隐蔽斗争。1935年3月，傅根深的行踪引起敌人怀疑，派人伪装成犯人秘密监视。3月的一天，日军前去逮捕傅根深，他察觉后，机智地逃出监狱，转移到哈尔滨。因联络站被敌人破坏，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在黑河一带隐蔽下来，继续寻找党组织。翌年4月，重返长春，因形势紧张，无法立足，便返回家乡和当地党组织接上关系，以给地主打短工为掩护，继续进行隐蔽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傅根深等人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组建抗日游击队，任河北游击军第四路军第一大队一中队指导员。1938年5月，游击军奉命整编，傅根深任八路军三纵队第十支队独立团第三营教导员。10月改任八路军冀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卫生部政委。1941年到抗大二分校学习。1942年毕业后，仍回卫生部工作，担任协理员兼党总支书记。1943年3月，傅根深在晋察冀东北工作委员会受训后，经东北工作委员会派遣，重返长春。先后以装卸工、锅炉工、更夫等职业为掩护，遵照东北工作委员会提出的“建立阵地，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反攻”的方针，团结工人，广交朋友，并相继发展十几名党员。

1945年9月，中共长春市委成立，傅根深任市委委员，负责武装部队的组建工作，派人员深入工人居住区动员参军。同时，乘日伪解体，治安警察疏于看管的机会，搞到几批枪支。组建起1000多人的人民武装，命名为人民自治军。不久，陈云来到长春，充分肯定了市委的工作。将“人民自治军”命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吉长地区部队（简称吉长部队），任命刘健民为司令员，傅根深为政委。在部队中建起党组织。为策应关内部队开往东北，吉长部队又到长春西南双城堡一带驻扎，并为部队保管了大批军用物资。按照陈云“远离城市，建立根据地，把农民发动起来，壮大部队”的指示，率领部队向长春西北进军。所到之处，发动群众，清匪反霸，扩大队伍，不到3个月，部队发展到32个连队，4000多人，转战于怀德、德惠、乾安、长岭县等地区。12月，2000多名武装土匪向吉长部队驻长岭县城的一个连发起进攻。傅根深闻讯，立即调一营赴长岭增援。随后，亲率一个130多人的步兵连星夜驰援。次日，部队行至距离长岭县城以南6里的拉拉街屯南甸子时，遇到地主武装的阻击，傅根深指挥部队和数倍于我的敌人激战一天，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韩永禄（1905~1931)又名韩煜。完县（今顺平）西五里岗村人。少年时读书于县立高小，1922年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在学校受五四运动和新文化思潮的影响，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组织学生阅读革命书刊，传播马列主义。1924年与保定直隶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谷兰亭、张长江等组建团结革命青年的群众组织“学友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3月，被选派到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7年任中共完县县委书记。到1928年，完县党员发展到200余人。经顺直省委批准，完县县委改建为中共完（县）唐（县）中心县委，韩永禄担任中心县委书记。

1930年6月，中共顺直省委向韩永禄传达组织农民暴动、成立红二十二军、夺取县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韩永禄等5人组成暴动委员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决定于10月6日举行暴动。8月13日，一位暴动队员在摆弄枪支时不慎走火伤人，引起地方当局的注意。县委决定立即举行起义，组织暴动农民去各村强行收缴地主武装，把地主的粮食、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广大贫苦农民纷纷要求参加暴动，队伍迅速发展到500多人，收缴地主长短枪300多支。满城、望都、清苑等县党组织也率领农民武装前来参加暴动。8月17日，暴动队伍打出红旗，宣布正式成立红二十二军，并成立了暴动司令部，韩永禄、葛占龙为正副总指挥。司令部立即决定攻打完县县城。8月21日凌晨，暴动队伍包围了县城。此时城里仅有200多敌人，凭借城墙和优良装备固守待援。总指挥部下达攻城信号后，战士们齐声呐喊，向敌人猛烈射击，激战到天亮，城未攻克。暴动队伍开始政治攻势，韩永禄及敌人家属在城下喊话，要警察倒戈起义，开城门投奔红军，敌仍据城顽抗。

暴动队伍围城两天一夜，8月23日，驻保定的敌军一个营来增援。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司令部决定放弃攻城，将队伍拉到敌人力量薄弱的涞源山区打游击。当队伍撤到吴村时，敌增援部队已尾随而来。韩永禄烧毁所有文件，率领队伍边打边撤。8月26日，敌人从三面包围过来，韩永禄带领队伍占据有利地形，分两路抗击敌人，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暴动队伍也有重大伤亡。傍晚，队伍撤到店子水村，韩永禄召开党员会议，决定暴动队伍暂时化整为零，分散隐蔽，积蓄力量，准备新的战斗。五里岗暴动失败后，韩永禄经徐水、保定到博野中心县委帮助工作。1930年秋，化名刘士贵，按照顺直省委指示到晋县（今河北晋州市）继续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任中共晋县军委书记。准备举行农民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十军，韩永禄任军长。1931年1月由于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后被押解到北平（今北京），经受了敌人各种酷刑和诱骗，坚贞不屈，并在狱中建立党支部，领导绝食斗争。由于西五里岗村地主韩省三等人去北平监狱指认，韩永禄身份暴露。1931年秋于北平天桥英勇就义。

郭翰池（1905~1937）名文元，字翰池。易县紫荆关村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因为生活所迫，仅读几年小学便随祖父学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到北平（今北京）买药品，利用掌握的医术为乡亲们治疗常见病。他去北平堂弟郭欣华家落脚，郭欣华曾与李大钊有过接触，常给翰池讲述革命道理，介绍进步书刊，使郭翰池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八路军开进涞源，郭翰池将大儿子郭延年送到涞源参加了八路军，并将八路军接到紫荆关，在紫荆关建立了易县第一个抗日组织——紫荆关抗日救国会，郭翰池担任了救国会副主任，他下乡发动群众，动员人力，筹集钱粮、枪支、鞋袜保证抗日军需。他带领群众到地主家去搞减租减息，动员地主交粮，在他的努力工作下，紫荆关群众发动起来，并组织起抗日游击队。

1937年12月，日军由易县出发“扫荡”紫荆关，沿途烧杀抢掠，为避其锋芒，救国会随八路军撤回涞源王安镇。郭翰池因下乡未能及时撤走，得知八路军撤退的消息后，从蔡家峪走小路前往王安镇。紫荆关一带的8家财主趁救国会撤退之时，勾结日伪悬赏捉拿救国会的工作人员。他们贴出告示，凡捉住救国会工作人员一名，赏大洋50元，捉住郭翰池者赏大洋200元；见情不报者，与救国会成员一律同罪。地主李老嘉、袁庆荣、刘老荣得知郭翰池下落后，纠集一帮人，在蔡家峪伪乡长带领下，在涞源团堡村抓住郭翰池一家五口，第二天押往梁格庄日军驻地。在日军的威逼和酷刑下，郭翰池昂首挺胸，一言不发。日军无奈，在郭翰池面前先杀死了他5岁的女儿。14岁的三子郭延生见状破口大骂，惨死在日军的刺刀下，接着二子郭延寿、妻子赵玉珠也被杀害，郭翰池也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壮烈牺牲。

石贵山（1905~1941)原名石计山，化名石磊山。望都常早村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其父早亡，母子俩相依为命。14岁到天津一家纺织厂学徒，由于不堪忍受工头的虐待，返回家乡，做小买卖以维持生计。1938年春结识中共望都县委书记刘元士，走上革命道路。先是当选为村农会主任，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村支部书记。1939年春，石贵山被日军逮捕，受尽酷刑，但始终没有暴露身份，经县委多方营救获释。出狱后带着伤步行30多里赶到县委驻地，在组织的安排下养伤，伤好后被任命为路西区委书记。就任后，深入到各村开展工作，大力发展党组织，发动群众捣毁汉奸窝点，挖沟断路破坏交通，引起了日军驻望都指挥官大森的恐慌，悬赏活捉“红匪头”石贵山。

1941年农历九月十九日，石贵山独自下乡到杨青庄工作，半路上与日伪军遭遇。他到一个坟堆后面隐蔽，敌人包围过来，石贵山打倒了两个冲在前面的敌人，自己也被击中右腿。敌人一边收缩包围圈，一边喊：“老石缴枪吧，过来让你弄个大队长干干。”石贵山咬紧牙关，瞄准敌人一梭子弹打倒了4个，敌人的子弹也打中了他的前胸。他知道冲不出去了，便把口袋里的文件塞进嘴里嚼碎咽了下去。又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部，石贵山壮烈牺牲。

王士荣（1905~1946)化名苏爱，字跃先。定兴南旺村人。1921年在本村小学任教。1933年8月参加反帝大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年底参加了定兴反福泰盐店舞弊的斗争，组织青年学生游行示威取得胜利。他利用暑假回家宣传党的主张，发动农民同土豪劣绅作斗争。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赴延安，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三营十连当战士。1938年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分配到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区第十九团直属队任指导员。1942年调二分区任除奸科干事。

解放战争时期，于1946年1月调任定襄县大队副政委。同年7月国民党发动内战，定襄县大队与阎锡山部队在定襄境内作战，在北林木、南王、崔家庄等村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同年12月，定襄县大队在西力村重创敌人，阎军调集千余人伺机反扑。定襄县大队在李家庄休整，拂晓被围。激战后，他和警卫员赵会良与大队失去联系，在大凹口附近以土洞为掩护与敌对峙，最后拉响仅剩的一枚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葛存（1905~1989）易县木厂村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37年，他租种了3亩山沟地。一家4口人起早摸黑拣石头、垫沙子，将地整的平平整整，过秋粮食收成不错，地主又要长租。这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来这一带组建抗日民主政府，颁布了减租法令，葛存种田劲头更足了。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后，又试种大麦，研究改种两季谷物，实行浸种、田间选种，一年打粮食3000多斤，一家人过上幸福生活。

1939年夏，山洪暴发，冲毁良田。葛存一家辛勤耕种的土地被冲毁，乡亲们以树叶、树皮充饥，葛存积极响应边区政府组织起来开荒种地的号召，将23户贫雇农组织起来成立垦荒团。1940年开荒23亩，1942年开荒80亩，又将32亩旧滩扩大成50亩。他又领导全村开渠，扩大水浇地180亩。1943年，在根据地人民生活最困难的情况下，木厂村获得粮食丰收。

1944年，全县开展大生产运动。葛存在垦荒团的基础上创办了劳动互助合作社，全村做到家无闲人。在辛庄召开的全县劳模评比会上，葛存被评为劳动英雄。6月，又出席一分区在慈家台召开的群英会，获一专区“生产模范”称号。参加群英会回来，他在村里组织起拨工队，大家一致推举葛存担任拨工队队长。组织起来之后，立即组织大家开渠、开荒、送粪、整劳力集中全力开渠。一条长2里，宽5尺，深3尺的新渠，原计划需要280个工，结果只用了205个工就修成了。为了坚持战时生产，所有民兵自卫队员都编在拨工队里，一面战斗，一面生产。民兵中队长将地雷带到地里去教埋地雷，全村民兵都学会了。1944年农历八月十五，区里命令抢收，葛存组织拨工队4天就把庄稼抢收回来。在葛存领导下，全村不但实行了精耕细作，还实行了田间选种、除虫、试种大麦，改种两季作物，又将旱地改成水地。1944年秋后，全村共收入1005石2斗（老斗）玉米，平均每人2石3斗8升玉米，达到了耕一余一。丰收之后，全村人换上新衣，高搭彩棚，整整齐齐向毛主席像鞠了三个躬。葛存说：“本来咱们应该送几石大米给毛主席，可惜路远不能办到，现在冀中发了大水，咱们大伙募点捐，跟谢了毛主席一样。”当场各户就捐了3石6斗玉米，400元钱。

1944年，县政府授予葛存一面锦旗、一头黄牛，当选出席晋察冀边区群英会的劳动英雄。1944年12月，在边区第二届群英会上，边区政府授予葛存“耕一余一”光荣匾一块，奖章一枚。边区文艺战士曹振峰曾创作连环画《组织起来的葛存村的故事》，宣传葛存的事迹。

武述文（1906~1926）乳名僧群，又名武海霞。河北内丘人。1912年入本村小学，1922年考入保定育德中学。除钻研功课外，如饥似渴地探求救国救民之道。经常阅读《新青年》、《向导》、《共产党宣言》等书刊。1923年10月24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积极投身革命实践，深入工厂、农村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进步同学加入党团组织。1925年春，被选为共青团保定地委候补委员。五卅运动中，积极参加后援会领导工作，进行文艺宣传、募捐等。暑假期间，利用农历六月初一家乡庙会进行演讲。1926年5月，任中共保定地委委员，负责统战工作，此时，北伐战争已经开始。1926年暑假，他毕业返乡，受党的指示，于8月27日回到保定，发动群众，联络各界人士，从组织、思想、物质上做好迎接北伐军的工作。9月18日晚，他到清苑苗圃（地委书记高风住此）参加地委全会，因会议结束晚，当晚住在地委机关驻地石家花园。次日凌晨，因叛徒告密，直系军警包围驻地，武述文在突围时壮烈牺牲。

裘树藩（1906~1927)完县（今顺平）西柏山村人。1918年考入县高等小学，1920年考入直隶省正定第七中学，在校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学潮斗争。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张兆丰、郝文亭等7人发起成立“正定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是年3月，代表正定党团组织到北京参加各界人士举行的孙中山先生悼念活动。返校后以“正定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名义，在正定七中广场召开正定军民1000多人参加的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6月25日，参加了正定各学校总罢课活动，并捐款支援五卅惨案受难同胞。1925年经党组织介绍，考入黄埔军校四期入伍生团一团一连，入伍期满又经考试编入政治大队，结识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负责人钱来杰、杨其纲和中共南方区委书记陈延年，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南方区委军事委员周恩来，宣传部长张太雷等人，直接在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成为黄埔军校共产党学生负责人之一。同以蒋介石操纵的国民党右派学生组织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经常在校刊上发表署名文章。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5月15日又提出“整理党务案”。裘树藩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宣布退出国民党，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11月在黄埔四期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分配到北伐军暂编二十一师任连党代表。在北伐战场上裘树藩身先士卒，团结并率领士兵勇猛杀敌，功勋卓著，被破格提升为团党代表。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这时他所在部队集结于河南信阳，准备二次北伐。一天夜查哨时，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赵云霄（1906~1929)女。原名赵风培。阜平南关人。幼年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度过，但她渴望知识，不愿禁锢在闺阁之中，11岁进女子学校读书。其父亲到磁县任职，她随父亲到磁县继续读书。该校有一位女教师经常给她传播革命思想，使她受到进步思潮和马列主义思想的熏陶。1923年回到阜平县，在女友中积极宣传放足、剪发和婚姻自主等新思潮，成为当时向封建旧礼教宣战的先驱。

1924年，赵云霄入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受到地下党的培养教育，积极参加学校革命活动。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她登台讲演、演革命戏、参加游行示威，利用各种机会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主张。1925年夏，她在李培之的帮助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河北省早期女共产党员之一。1925年暑假，中山大学在莫斯科成立。党为了培养干部，选派一批优秀青年学生赴苏联学习。是年秋，赵云霄被选送出国，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批学员。她学习刻苦，乐于帮助别人，受到同学们的称赞。在苏联学习期间，赵云霄与湖南的陈觉同学相处很好，两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并恋爱结婚。1927年9月学习结业，两人取道东北回国，被党组织分配到湖南工作。1928年春回到湖南醴陵县领导土地革命，参加了秋收起义。后来，两人调回省委机关工作，并组织建立湖南特委。是年4月，由于叛徒李运均告密，省委机关被破坏，赵云霄被捕，关在陆军监狱。陈觉当时在湖南常德坚持地下斗争，9月也不幸被捕，从常德也转押长沙陆军监狱。国民党当局对赵云霄、陈觉多次审讯，酷刑折磨，但他们宁死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

1928年10月14日，陈觉在长沙壮烈牺牲，时年仅25岁。赵云霄因怀身孕，延至次年分娩后，于1929年3月26日，为孩子喂完最后一次奶，在长沙英勇就义。陈觉牺牲前给赵云霄留下遗书，赵云霄牺牲前也给女儿启明留下遗书。

陈觉烈士遗书

云霄我的爱妻：

这是我给你的最后的信了，我要处死了。你已有身孕，不可因我死过于悲伤。他日无论生男或生女，我的父母会来抚养他的，我的作品以及我的衣物你可以选择一些给他作纪念品。你也迟早不免于死。我已请求父亲把我俩合葬。以前我们都不相信有鬼，现在则惟愿有鬼，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并蒂莲，夫妻恩爱，永世缔良缘。回忆我俩在苏联求学，互相切磋，互相勉励。课余时间闲谈琐事，共话桑麻。假期中或滑冰或避暑，或旅行或游历，形影相随。于去年返国后，你路过家门而不入与我一路南下，共同工作。你在事业上、学业上所给我的帮助，是比任何教师任何同学都要大的。尤其是前段，我病本已入膏肓，自度必为异国之鬼。而幸得你的殷勤看护，日夜不离，始得转危为安。那时若死，可说是轻于鸿毛。如今之死，则重于泰山了。前日父亲来看我时，还在设法营救我们，其诚是可感的。但我们宁愿玉碎，不为瓦全。父母为我们费多少苦心，才使我们成人。尤其我那慈爱的母亲，我当年是瞒了她出国的。我的妹妹时常写信告诉我，母亲天天为了惦念她的远在异国的爱儿而流眼泪。我现在也懊悔，此次在新乡工作时，竟不去见她老人家一面，到如今是死生永别了。前日父亲来时，我还活着，而他日来时，只能看到他的爱儿的尸体了。我想起了我死后父母的悲伤，我也不觉流泪了。云！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人情，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虽然死了，但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大丈夫“不成功便成仁”，死又何憾!

此祝

健康并问王同志好!

觉手书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日

赵云霄烈士遗书

启明我的小宝宝：

启明，是我们在牢中生了你的时候，为你起的名字。小宝宝，你是民国十八年正月初二日生的。但你的母亲在你才有一个月又十几天的时候便与你永别了。小宝宝：你是个不幸者，生来不知生父是什么样的，更不知生母是如何人。小宝贝，你的母亲不能抚养你了，我不能不把你交给你的祖父母来养你。你不必恨我，而要恨当时环境，小宝贝!我很明白地告诉你：你的父母是共产党员，并且到俄国读过书（所以才处我们的死刑)。你的父亲死于民国十七年阳历十月十四日，即阴历九月初四。你的母亲是死于民国十八年阳历三月二十六日。小宝贝，你的父母你是再不能看到了，而也没有像片给你。你的母亲所给你的纪念，只有信件和衣物及一金戒指，你可以作为一生唯一纪念品!小宝宝，我不能抚育你长大，希望你长大时好好地读书。且要知道你的父母是怎样死的，我的启明，我的宝宝，当我死的时候，你还在牢中。你是个不幸者，你是这个世界上的不幸者!更是无父母的甚苦可怜者。小明明，有你父亲在牢中给我的信及作品，你要好好地保存!小宝宝，你的母亲不能多说了，血泪而成。你的外祖父母家在北方，河北省阜平县。你的母亲姓赵，你可记着，你的母亲是二十三岁上死的。小宝宝，望你好好长大成人，且好好读书，才不负你父母的期望。可怜的小宝宝，我的小宝宝。

你的母亲在长沙陆军监狱署泪涕。

三月二十四日

蔡书林（1906~1932)高阳西演村人。17岁考入本县师范讲习所，毕业后任小学教师。执教时，曾立誓：“为百姓谋利益，虽死犹荣。”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唤醒民众，他经常四处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冒险奔波。1932年8月参加高蠡暴动，任河北红军游击支队第一大队长，率农民起义队伍在西演一带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活动。他工作积极，吃苦耐劳，遇事果断。8月31日，暴动队伍在北辛庄高小被国民党军队突袭包围，蔡书林赤膊抢上高房，指挥队伍奋勇抗击，掩护战友转移。边作战边激励战友们：“是好男儿应不怕死，须抱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志!”与敌激战两小时，大部分队伍已突围脱险。最后弹尽援绝，即对身旁战友说：“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宁在战时死，不作软禁囚!”遂挺身冲向敌群，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王星（1906~1941）原名王馨，又名王树晨，字兴坦。河北固安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投笔从戎，在牛驼一带同杨仕武、唐保衡等人组织起抗日武装，自称“红军”，一度攻克牛驼日军据点。1938年2月，他赴孟庆山领导的河北游击军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政治、军事三个多月。组织上分配他到地方工作。在地下党朱德生等人的培养教育下思想进步很快，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平秉权受新城县委指派到南宫井收容溃散的“华北民众自卫军”翟耀宗部。经过对官兵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激发了翟部官兵的爱国热情，壮大了抗日力量。1939年被任命为双堂区区长，不久调任新城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总队长，同年8月被任命为新城县县长。

1939年冬，八路军一二○师三支队在贺炳炎、余秋里率领下到冀中活动。他和平秉权积极往返于三支队和翟耀宗部之间，开展对翟部改编工作。经过思想动员，翟耀宗接受了改编。他当选县长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提高和改善了人民群众的地位和物质生活，把全县抗日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1940年，日军在华北推行“点线”政策，妄图围困抗日军民。他在从事繁重的行政和军事工作的同时，还主管《新城日报》的编写、油印和发行，用以指导和教育抗战军民。1941年6月，日军集中2万余兵力，向大清河北抗日根据地扑来，他率县、区干部同敌周旋在泗庄、小庄公路以南一带村庄，坚持反“扫荡”。在西龙堂村遭敌重兵包围，他和组织部长郑途光组织突围，在突围时中弹牺牲。

王树梅（1906~1945)又名王永福、王孟训。徐水曲水村人。出身于农民家庭。1924年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在校期间接触进步师生和共产党员，受到革命思想熏陶，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徐水县最早的共产党员。1926年9月保定城发生“石家花园惨案”，国民党当局大肆搜捕共产党员，王树梅被迫回原籍任教，经常向教师和学生宣传共产党的创建和革命形势，推荐进步书刊，在教师和农民中发展党员，与进步教师、学生到大王店集市张贴、散发“反对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传单，组织发动了反对顽固校长的斗争。

1928年，徐水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西黑山村特别支部建立，王树梅任支部书记。翌年8月，王树梅带领大王店、西黑山等村师生、群众参加杨村示威游行。10月，赴满城县任清（苑)满（城)徐（水)中心支部组织委员，参加完县（今顺平）五里岗暴动。1932年9月，回徐水继任特别支部书记。1941年，他以管账先生身份打入大王店维持会，搜集日伪情报、分化瓦解敌人。1944年秋，驻县城日军出城“扫荡”，住在大王店学校。王树梅得知后，趁夜只身前往安放定时炸弹，炸死日军3人，炸伤数人。王树梅的活动引起日军怀疑，1945年2月22日，日伪军闯入大王店维持会，将王树梅逮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审讯，他英勇不屈，痛斥日军罪行。日军将其刺伤后，装入麻袋沉入水井。王树梅壮烈牺牲。

崔洛唐（1906~1968）易县墨斗店村人。由于交不起地主的租子，逃荒到杏树台村大深山沟里落户。1938年，易县、良岗、杏树台一带成为晋察冀一分区的抗日根据地，崔洛唐和边区农民一样为八路军站岗放哨，到前线抬担架救护伤病员。1943年春，日军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部队将伤病员分散在各家各户养护，崔洛唐接来了一名伤势最重名叫张同的伤病员。当时张同身体很虚弱，又患有严重的肠胃病。洛唐夫妇让张同睡在热炕头上，全家人吃粗粮野菜，给张同熬小米粥，做面汤，熬鸡汤补养身子。

1943年11月，日军在杏树台周围设立了临时据点，天天搜山抓捕伤病员。为了躲避日军的“扫荡”，崔洛唐背着张同，领着妻儿老小翻山越岭到40里外的涞源曹庄子投亲。路上，让张同脱下军衣，换上自己的棉衣，背着张同翻过五回岭，越过红牛石山，来到拆庄子河。此时，背后响起了枪声。洛唐不顾一切挽起裤腿背着张同跳进结了薄冰的河里，洛唐的脚被冰茬刺得鲜血直流，他全然不顾，一直背着张同来到曹庄子表舅家。洛唐背着伤病员离开杏树台的第二天发生了寨头惨案，杏树台村35名抗日群众和6名伤病员被残杀后埋在寨头村杀人坑里。崔洛唐闻讯后回村探望消息，他妻子和儿子串村乞讨养活伤员和一家老小，洛唐回村后，村里已被烧成一片焦土，他又从部队上领回一位名叫张风的伤员，洛唐把张风背到一个名叫玉皇坨的崖洞里，每天冒着危险进村，到被烧的房子里去扒没烧焦的粮食和红薯。

1944年1月，反“扫荡”结束，在洛唐家养伤的张同和张风已恢复成健壮的小伙子，他送两个战士回了前线。同年5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在良岗召开军民庆功大会，崔洛唐被誉为“北岳拥军模范——子弟兵老大哥”称号，边区领导带锦旗和衣物来看望洛唐一家，在庆功会上，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亲自为崔洛唐披红戴花，并奖给大骡子一匹，洛唐还出席了边区群英会，一分区战线剧社编演了歌剧《洛唐哥》，先在一分区演出，又在阜平柏崖村举行的晋察冀军区文艺汇演上演出，崔洛唐拥军事迹传遍边区各地。

刘化南（1907~1941）博野南杨村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参加革命工作，组织本村农民协会，在博蠡县委领导下，先后参加了砸盐店、打盐巡、反“八厘公债”、砸国民党县党部等斗争。1930年8月12日参加了博蠡暴动。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到阜平受训，1938年12月，任中共徐水县路东委员会书记，在防陵、迪城一带发展党员，组建路东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抗日救国会和武装委员会等。在连子口苇塘里主持举办两期党的理论培训班，培养和输送干部近百名。翌年，组织干部群众开展灭蝗保收和修堤抗涝、减租减息工作，消灭“一贯道”反动组织，震慑敌人，教育群众。

1940年，中共路东县委和路西县委合并，刘化南任县委书记。是年，西峪、陈庄等村遇灾荒，他同县、区干部动员富户向外借粮5000余公斤，规定党政干部节约粮食救济群众。崔家迪城崔潘贵和城内陈家是有名的富户，在其说服教育下，自动捐粮捐物，支持抗战。1941年秋，日军对解放区进行两个多月的“扫荡”，刘化南将县直机关和武装力量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争，破坏交通、袭击据点，打击和牵制敌人。10月13日晨，约3000名日伪军对县委所在地进行“清剿”，刘化南指挥机关干部和部队由五义庄向白岭转移，行至陈庄、小西庄时，被敌军包围，几次突围未成，部队伤亡过重。刘化南腿部中弹，他咬紧牙关，强忍疼痛，掩护突围。战士要背他撤退，刘化南见情况紧急，命令道：“赶快突围，不要管我!”然后自杀殉国。

耿奎（1907~1943)阜平邓家庄村西门吉自然村人。1926年考入阜平县高小读书。高小语文教员李殿阁为中共地下党员，经常在学生中宣传进步思想，耿奎虽未入党，但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1928年当地遭受天灾，颗粒无收，在家操持家务的耿奎做通父亲的工作，当年免收地租，还把家里仅存的两担黑豆拿出来救济穷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王口区建“动委会”，耿奎积极响应。在一次有上层人物参加的座谈会上，耿奎第一个站出来表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拯救中华抗击日寇是我们份内之事。他当场捐献出24担小米、400块银元支持抗日。在他带动下，许多地主也纷纷出粮出钱。此后，他被吸收为“动委会”会员。耿奎的家乡西门吉村在阜平与灵丘县交界的深山峻岭中，八路军的部队、机关常在这里驻扎，耿奎不但在阜平境内为子弟兵安排食宿筹粮筹款，还利用他的身份和影响在灵丘县境内动员钱粮支持抗战。1939年遭受大水灾，大部分群众到秋季就没吃的了。吴王口区“动委会”按照县里通知，到敌战区曲阳县买粮赈民，耿奎冒着生命危险躲过汉奸的跟踪，往返数次向阜平运粮，救济灾民。1940年，耿奎被选为县议会议员，同年8月24日参加了首届县议会会议，并被选举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候补参议员。他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主动给佃农减租减息。八路军医疗队（即白求恩医院)第四医疗所驻在西门吉村，耿奎把自家的房子腾出来让伤病员住，还经常利用关系到灵丘县帮助医疗队购买药品和生活用品，为医疗队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

1942年耿奎被选举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参加了边区第一届参议会。1943年日军秋季大“扫荡”中，由于汉奸告密，敌人突然于9月23日包围了西门吉这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小村庄，当时八路军医疗队第四医疗所正驻在这里。耿奎在八路军负责人的指挥下从容地带领群众坚壁清野，帮助医疗所人员安全转移。直到伤病员和村民们全部撤走，他才出村。这时敌人已占领西门吉村前的山头，“清乡队”高喊着：“活捉耿奎，活捉耿奎!”耿奎情知难以脱身，便高呼：“汉奸卖国贼没有好下场!”随后被汉奸杀害。1943年秋季阜平县反“扫荡”纪念碑上刻上了他的英名。

李惠民（1907~1943)阜平北坡跟村人。1936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任易家庄编乡乡长。他改变过去损害穷人杂款摊派的作法，减轻了人民负担，编乡百姓赠他一块“望重乡间”的牌匾。1938年春调城南庄区任区粮食部、区农工会负责人，后任城南庄区区长。1939年春调到县财政科，不久又调到县粮食部门，随后调任县农民合作社副主任。1943年秋季反“扫荡”中，李惠民下乡到城南庄区组织群众坚壁供销社的财产，保障反“扫荡”期间对人民群众的油、盐、布、药用品的供应。9月17日在行唐与阜平两县交界处，与日伪军遭遇，为了掩护其他同志，李惠民高喊：“我来掩护，你们快撤!”别人撤退后，李惠民陷入敌手，被敌人砍去一只胳膊、一条腿，最后头颅也被砍下，壮烈殉国。

张翠琢（1907~1947)女。曲阳中佐（今南中佐)村人。16岁嫁给县城小南关许四为妻，与婆家兄长合开“吉泰祥”小杂货铺，生活艰辛，被迫将女儿送给人家。后许四病逝，乡亲称其“四寡妇”。1938年2月22日，驻定县日军进犯曲阳城，“吉泰祥”被烧成一片废墟。张翠琢拖儿带女流落他乡，同中共地下党员、敌工人员傅银竹相识，经傅介绍，担任抗日军政机关曲阳城内秘密联络员。常挎烧饼、油条篮子走街串巷，到敌人据点和伪警备队等处搜集情报。由于她密切注视敌人动向，及时向抗日民主政权汇报敌情，使县城周围村庄多次免遭日军突然袭击。张翠琢还以“吉泰祥”老板娘身份多次到北平（今北京）、绥远、新乐等地，为抗日军民购买紫药水、碘酒、奎宁等药品和印刷用品。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张翠琢深入到县城炮楼，说服“灭共”班长赵士俊、宪兵队长黄恒生归降，并引其到安羊村与县委敌工部代表谈判（未成功)，张也因此暴露身份。组织上决定让其隐蔽一个时期，但她却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继续坚持地下工作。1946年腊月，张翠琢请求担任定县至北平一线的联络工作。她和其四姐等5人，分别扮做商人与卖唱者赶到北平，出色地完成了联络任务。在返回途中，被国民党特务跟踪，张翠琢等5人在定县车站被捕。几天后放回了张翠琢的四姐，其他4人关押在定县国民党部。国民党特务见张翠琢长得漂亮，迫张翠琢与其成亲，被她痛骂一顿。敌人恼羞成怒，用台钳夹住她的双手，将竹签钉进十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大骂敌人。国民党特务将她的四肢砸断，用椅子抬着她游街示众。她一路大骂：“国民党特务们，我是你们的八路奶奶，你们是兔子尾巴，长不长了，非得灭亡不可。”探监的四姐看到这种情景，当场晕了过去。民主政权敌工人员通过关系，四处奔走，营救无效。1947年1月2日，国民党特务将其乳房割去，剁掉四肢，抛进壕坑内。后民主政府人员买通一拉洋车的车夫，让其把张翠琢遗体偷出，用麻袋装好，混在车上白菜堆里，运回曲阳城安葬。

宋鹤梅（1908~1930）博野小庄头村人。192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8月任本村党支部书记。1928年4月任县农民协会主任。在博蠡临时县委、博蠡县委领导下，先后发动、组织农民开展反豪绅村长、砸盐店、打盐巡、反验契、反决租、反“八厘公债”（年息八厘）、砸国民党县党部等斗争。

1930年8月，中共保属特委批准了博蠡中心县委提出的武装起义的意见，欲以枪杆子推翻旧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组织工农红军第十九路军，创建革命根据地。8月12日，担任副大队长的宋鹤梅带领小庄头、东墟等十多村的百余名党员赶到大庄头起义点，冲进大地主马小辫家打死其儿子。暴动失败后，为躲过反动政府和军阀的追捕侦缉，组织上把宋鹤梅调往深县工作。他到深县后联合深、饶（阳）两县党组织，领导广大群众，继续对反动政府进行斗争。不久，在饶阳县宋各庄被深县警察包围，他凭着两支手枪，抵抗数小时，最后弹尽，负伤被捕。12月，解往北平（今北京）军法处，经过多次严刑审讯，始终未吐露党的任何机密。于是判处宋鹤梅肢解之刑。宋鹤梅赴刑场时神色自若，边对沿街群众演讲，边唱国际歌，并高呼“人民一定要解放”等口号，群众无不悲痛落泪，不少人不顾警察的鞭打，买来彩绸给宋鹤梅披绕周身，以示敬意。

刘连元（1908~1933)完县（今顺平）北下邑村人。出生在富裕家庭，幼年刻苦学习，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保定育德中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受学校党组织派遣回原籍与韩永禄、李永茂一起发展党组织。以教书做掩护，秘密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多次组织学生和农民举行抗捐抗税的示威游行，张贴“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的标语，还亲自进行宣传、讲演，鼓舞山区群众对敌斗争。1930年8月，根据顺直省委指示举行五里岗农民暴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二军，任副军长兼第三大队长、暴动委员会宣传委员。8月17日，红军分4路攻打县城，他率领一路攻打西城。暴动失败后，遭到国民党保安队悬赏通缉。

1933年5月，在保定南关参加秘密会议，准备组建红二十三军，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受尽敌人各种酷刑，坚贞不屈，审讯中把敌人质问得张口结舌。敌人恼羞成怒，把他和马永岭、张贵桐、赵宗敏押到刑场处死，走到监狱门口，他与其他3人互相使眼色，用手铐向敌人砸去，将一个敌人打死在地上，其他敌人慌忙后退，举枪向他们射击，他当场壮烈牺牲。1983年，他的遗骨由保定移葬至完县烈士陵园。

井国彦（1908~1934)又名井东友。曲阳七里庄村人。出身贫苦，幼年喜读诗文，擅长书画。1923年至1924年在曲阳高等小学读书期间，同张厚之等利用假期和星期天参加保定、天津大中学生领导的“农民协会”宣传活动，启发贫苦农民组织起来。1925年考入冀州第六师范，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寒假，井国彦因患半身瘫痪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病情好转后，便背着粪筐走街串巷，演讲拯国救民的道理，传播革命思想，在知识分子及农民中发展党团员。1931年夏，派刘雪申去阜平县找到红军，后同曲阳县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7月3日晚，召集张厚之、张晓东、张鉴清、刘元文、刘雪申等党员成立了村党支部。1932年任中共东南乡区委书记。1933年，组织党员、群众打跑盐巡，为村民争得吃小盐的权力。1934年4月15日，井国彦和张晓东、王延春等10名中共党员、共青团员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押在保定行营第四监狱。8月7日，井国彦和狱中政治犯进行绝食斗争，敌人用器械撬开“政治犯”的嘴，强行灌注牛奶。井国彦坚持绝食，将牛奶喷出，敌人用皮管从鼻孔硬灌。因奶汁流入气管，井国彦被呛而牺牲。

张彭年（1908~1938)原名张鹏年，字微星，号寿臣，笔名笨牛。定兴南社（今固城)村人。1923年考入保定直隶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声援“五卅”运动的活动和驱逐反动校长秦万瑞的学生运动，走向社会进行爱国反帝宣传，秘密散发革命传单，传阅《共产党宣言》和进步书刊，在群众中扩大党的影响。

1932年，张彭年到蠡县高小、蠡县乡村师范任教，并组织参加博（野)蠡（县)农民暴动。失败后，去北平（今北京）隐蔽。次年回固城老家组织棉花生产合作社。1933年6月参加抗日同盟军，任战地记者，随军转战绥远、热河等地。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返回故里，先后到北平、天津等地寻找党组织。1936年终于在天津接上了党的关系，并在天津市委机关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彭年随流亡学生南下到磁县彭城镇，与太南地委秘书长贾振风晤面并接上关系。经贾振风介绍，到张锡珩领导的游击队做政治工作，后编到河北民军，在河北民军军政干部学校任政治教员。1938年初，党组织为争取孙殿英领导的“冀察游击队”，派张彭年任第四大队政训室主任。同年3月在山西沁水县被该部反动分子暗杀。

赵建庵（1908~1941)原名赵守乾。曲阳县城东大街人。童年家境贫寒，1925年考入保定大中职业学校，因参加反对反动校长的学潮，后转交通中学、烈士田中学学习。1926年回乡，任高门镇小学教员、校长。1928年同牛树才等一起创办“城厢临时平民学校”，任董事。1937年10月，被八路军派到唐县开展抗日活动，组织成立战地武装动员会，任唐县一区（大洋区)区长。1938年5月任定北县县佐。1939年指挥京汉铁路望都至新乐段120余里交通破袭战，被誉为“敌工大王”。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起任晋察冀三专署机关秘书室敌工秘书、秘书主任、敌工科科长等职，后到龙华、蔚县、定兴敌占区开展抗日工作。

1941年初，赵建庵率工作团20余人，在定兴县敌占区张家庄、南大牛、南旺、西幸等村发动群众抗日。2月中旬的一天，与工作团在北幸村召开抗日群众大会，会后，被日伪步、骑兵200余人包围在屋内。赵建庵与工作团顽强抵抗，直至弹尽。敌人在房顶及四周堆起柴草，洒上汽油，放火烧着房屋。赵建庵与3名战友壮烈牺牲。赵建庵牺牲后，三专区党政军各界百余人在松山村为其召开追悼大会，专员陈一凡致悼词，将其灵柩安葬在松山村半山坡上，后移葬曲阳县城。

刘吉年（1908~1942)别名刘迪刚、王焕章、贾炼。安国南章村人。家中较富裕，1919年考入安国县石佛高小，1922年考入保定烈士田中学。1925年转保定同仁中学，1928年毕业回家务农，结识了中共党员徐云甫，他们常在一起谈古论今，探讨民族兴亡、民众解放等问题。1930年，刘吉年担任本村小学教师，同年参加县政府教育科举办的师资培训班，受中共地下党员王晓楼影响，接受了马列主义。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庞各庄学校以教书为掩护，进行党的秘密活动。1934年回本村任教，为便于活动与本村党员合伙开办一木货厂，常以买树木为由走街串村，传递情报，动员进步青年投身革命。

1937年冬，刘吉年组建起南章村抗日动员会，配合全县抗日形势组织印发传单，集会游行。在讲演会上，他怒斥日军侵略罪行和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发出“宁作断头鬼，不当亡国奴”的誓言，使本村群众抗日情绪异常高涨。他抓住时机，秘密发展党员，动员20余名抗日积极分子参加了区、县抗日组织。是年，调县抗日总动员会工作。1938年夏，任中共安国县委组织部部长。同年12月，日军侵占安国，环境异常残酷，为坚定干部群众抗日信心，刘吉年四处奔走，分析形势，统一思想，鼓舞士气，使党组织在恶劣环境下不断壮大。刘吉年家中有5口人参军或参加抗日工作，被誉为“革命家庭”。当时，一些十六七岁的男女青年从学校、农村出来参加革命，刘吉年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一次远离家乡的女青年刘守璞发烧昏迷，刘吉年煎汤喂药，直至病愈。青年们亲切地称他为“刘妈妈”。1939年冬，刘吉年奉调延安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在华北局社会部（政工部)，在北平（今北京）做地下工作。1941年秋，执行任务时，在易县境内与日伪军遭遇，壮烈牺牲。

臧本忠（1908~1942）唐县寺城涧村人。1934年毕业于保定育德中学。1935年考入天津河北高等工业学校化工系，毕业后还乡。1937年冬，参加唐县抗日民主政府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唐县军用代办所科员。他亲自设计并印制了唐县临时邮政一分和五分两枚邮票，至今为集邮爱好者收藏。1940年臧本忠调晋察冀军区工业部从事军工科技工作，和军工部长刘××（日本留学生）带领一批八路军战士在唐县牛眼沟村研制炸药成功，日产达40吨，经使用，其威力不低于日制炸药。制造的地雷、手榴弹在抗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1942年秋，臧本忠因试验炸药中毒。在日本侵略军“扫荡”中，经军区白求恩学校柯棣华大夫安排在青虚山大崖沟治疗，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逝世。

高国贤（1908~1943）高阳东留果庄村人。自幼失去父母。1927年考入安新县同口中学，经地下党组织培养，加入中国共产党，多次出色完成党组织交办的任务，后任党支部书记。1931年毕业回乡，聘请县城东街女青年房宗基为教员，利用自家房舍，开办女子学校，既教文化，又传播革命道理。高国贤还广泛联系贫雇农，启发其阶级觉悟。次年，创建东留果庄中共党支部，任支部书记。

1931年8月，高蠡农民暴动失败后，县委被破坏，高国贤与中共安新县委取得联系，领导本区党员坚持斗争，任高东区委书记。1933年组织石家庄、东留果庄等村的穷苦农民，抢收地主的庄稼；发动长短雇工以怠工、罢工等形式，进行反剥削、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翌年组建“长工会”，暗中掌握地主护院枪支，为革命准备武装。1937年10月，携枪与孟庆山、刘亦瑜等同赴蠡县，与吕正操取得联系，遂参加人民自卫军，任连长，参加攻克高阳城战斗。次年人民自卫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任第二十八大队一营营长。奉命在白沟河收编江东升部，同年随军攻克河间县城。他作战英勇无畏，与战士同甘共苦，军纪严明，深受群众称赞。1939年任冀中九分区民运科长。次年任九分区武委会主任，领导各县抗日武装，开展平原游击战争。1942年5月反“扫荡”作战中，奉命从分区部队和各县大队中挑选富有作战经验的干部50多名，组成武工队，任队长,率武工队深入高阳、蠡县、安新、任丘、肃宁等地，除奸反特，巩固抗日政权，伺机歼灭敌军。

1942年9月14日，武工队在高阳留果庄村外青纱帐中宿营，被汉奸侦悉，险遭日军包围。数日后，告密汉奸即被处决。1943年，安新县宪兵队8名日军、一个班伪军到南马村抢劫。高国贤闻讯后率武工队奔袭，活捉日军7名、伪军6名。同年6月，调任高阳县抗日游击大队政委。19日赴任途中，夜宿安新县老河头村，遭伪军包围，面对突然变故，镇定自若，连毙敌军两名，伪军不敢贸然进攻，而在屋外喊话劝降，他以枪弹回答敌人。双方对峙到下午3时左右，他在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

王三能（1908~1981）原名王双振。河北枣强人。因家境贫寒，8岁时就在家拾柴割草，13岁时被父亲送到本村铁匠王老四家学打铁。后跟随王老四到博野县北杨村。三年后到保定北大街双胜号铁铺找到大哥王双金、二哥王双印，学习打刀技术。18岁时到张宏涿的铁铺做工，两年后又到保定南大街金和成铁铺当工人，学成一手精湛娴熟的打菜刀技术。1938年，他靠省吃俭用积攒下的一些钱，在保定东升街开了铁铺，取字号“双得利”，并招揽了一批制刀能手，成为一个正规的制刀铁铺，生意逐渐兴隆。王三能制作的菜刀博采各家之长，风格独特，具有刀口锋利、淬火均匀、钢直挺拔、坚固耐用等特点，实用且美观大方。

1954年，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带头参加“胜利铁业供销合作社”，任社主任。其打制的菜刀正式命名为“王三能菜刀”，成为生产社的名牌产品。他一心扑在集体上，热心工作，严格产品质量，热心向下一代传授技术。1956年3月，生产社改为“保定机铁社”，1958年又改为“保定五金制造厂”，1960年更名为“保定机械修造厂”，1961年又分家，“王三能”菜刀由保定刀剪勺合作社制造。1963年，在天津市召开的全省菜刀质量评比会上，“王三能”菜刀名列第一。1964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菜刀质量评比会上又名列全国第一。“王三能”菜刀畅销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宁夏、东北、北京、陕西、湖北、湖南、山东等地，享有盛誉。王三能曾当选为河北省第四届人大代表，并出席全国群英会。

曹金月（1909~1932）满城北庄村人。12岁考入满城第一高小，毕业后转满城乡村师范，1926年考入保定直隶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二师”），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很快加入二师“左翼作家联盟”，并以“铁拳”为笔名发表论文。1929年春，由贾振峰、贾良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保属特委组织部部长、中国反帝大同盟保定市负责人之一、二师反帝大同盟书记、学生会副主席、二师护校斗争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指挥。

1930年7月，遵照党的指示，组织领导了保定搬运工人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利用假期回乡期间先后发展李合等6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师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办起平民学校，免费让贫民子女进校学习。曹金月经常到平民学校去讲课，对无力买书的孩子，尽量给予资助。1931年和贾良图到保定志存中学发展党员，组成志存中学党支部。

1932年6月，二师学潮爆发，6月20日，反动当局出动500多名军警武装包围二师，用封锁、饥饿等手段迫使学生屈服。爱国学生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护校委员会，曹金月任护校委员会副主席。他组织护校同学利用多种形式对校外群众和包围学校的士兵进行宣传工作，发动社会舆论，主持公道。为了战胜“粮荒”，率领20多名同学冲出操场南门，到附近商店买回面粉，粉碎了敌人企图用封锁、饥饿的手段制服学生的阴谋。7月6日凌晨，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扒开院墙，冲进二师，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开始血腥屠杀。9名同学当场牺牲，曹金月等35位同学被捕。在狱中，他义正词严，痛斥反动当局惨杀爱国学生的行径，宣传抗日爱国主张，虽经多次酷刑，依然坚贞不屈，大义凛然。9月7日，国民党当局以“武装暴动，危害民国”的罪名，将曹金月、杨鹤声、刘光宗、刘玉林杀害。

贾良图（1909~1932）河北井陉人。1926年考入官费保定直隶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二师）。入学不久，即受到党的教育和革命思想影响，积极参加各种进步团体组织的活动。192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选为二师学生会委员。以优异的成绩，赢得了全校同学的爱戴，也得到了党的信任，担任了二师地下党支部书记。1929年参与领导了二师学生驱逐反动校长秦万瑞的斗争，取得胜利。1930年担任中共保属特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成为二师党和学生的领袖。1931年参与领导了二师学生驱逐反动校长张陈卿的斗争，并代表特委领导了保定志存中学的学潮斗争，都取得了胜利。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反蒋抗日高潮。二师学生站在斗争前列。在贾良图等人的直接领导下，二师党、团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党的外围组织和进步团体如“反帝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读书会”、“武术社”等，纷纷建立，参加组织的人员达全校总人数的80%。中共保属特委和保定市委的多数领导成员也都到校内活动，使二师成了冀中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心。随着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贾良图组织王禹夫等创建了“北方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量革命书刊，并亲自发送到校外党的基层组织，有力地推动了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

国民党反动当局异常恐慌，不断向河北省政府密报情况，请示对策。敌人经过秘密谋划之后，以“二师的共产党要进行暴动”为借口，于1932年4月电令查封第二师范，5月宣布提前放假，逼迫学生离校回家，撤销了进步校长张腾霄的职务，改二师为乡师，随后登报声明开除贾良图等50名学生，贴出“通辑令”，诬称贾良图等人为“共匪”，要“捉拿归案”。中共保属特委根据河北省委的指示，组织起返校学生50多人，成立“护校委员会”开展护校斗争，口号是“争取抗日救国自由！”“争取读书择师自由！”“反对开除学生！”“反对封建法西斯教育！”“誓死保卫二师！”护校委员派人到北平（今北京）、天津等地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反动当局迫害学生、解散学校的罪行，呼吁社会各界声援二师护校斗争。7月6日凌晨，反动当局出动军警向二师学生发起武装进攻。贾良图冒着枪林弹雨，率领学生反击，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牛氏三杰

牛文良（1909~1936)河北任丘人。1928年考入保定志存中学。由于学习认真刻苦、思想进步，并富有组织能力，成为学生会干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联络保定各中学任丘籍学生组织了同乡会，在同乡中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在他的启发帮助下，王者兰、边隆基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牛文良按照中共保定市委的指示，团结进步同学，积极开展救亡图存宣传活动，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被学校当局开除，后化名牛九霄继续在保定领导学生运动。

1932年6月底，在保定第二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二师”）学潮斗争中，他积极联络各校进步学生，建立二师学潮斗争校外后援会，向社会各界发出援助二师的呼吁。同时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声援二师学潮。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遭到通缉。同年7月，被迫离开保定。深入冀中农村开展工作，参加了高蠡暴动。暴动失败后，到天津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组织郊区农民开展斗争地主活动，并取得了胜利。1933年春，在天津负责领导码头和车行工作，建立码头工会、车夫工会，宣传党的政策，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不久，又到北平（今北京）与中共河北省委取得了联系，党组织派他到广安区领导工作，公开职业是英语补习班教师。这时，其堂弟牛文仓也来到北平，他们经常深入工厂、学校，发动工人、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同年5月至7月，中共河北省委和中共北平市委连续遭到破坏，牛文良、牛文仓先后被捕入狱。他们在狱中坚贞不屈，后被党组织营救出狱。遵照党的指示，牛文良调到天津工作。到天津不久，受党组织派遣先后到上海、武汉做党的联络工作。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热河后，牛文良遵照党的指示，化名赵玉山到张家口二十九军开展兵运工作。他与进步士兵交朋友，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员，并建立了党支部。他还利用掌管二十九军无线电台的机会，把蒋介石指使二十九军向日军妥协投降、不许抵抗的指令及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思想情况及时向党组织报告，为党组织提供了重要情报。1935年张北事件后，因他同情一三二师，主张严惩日方特务，暴露了身份，党组织又调他到保属特委工作。当时，他的弟弟牛文长与牛文仓都是中共保属特委委员。牛文良回来后，共同领导保定地区革命运动。1935年秋，中共河北省委和北方局经费出现严重困难，牛文良等带领保属特委积极展开“筹款”运动。除变卖家产外，还进行募捐和向大户进行筹款，部分解决了省委和北方局的经费困难问题。

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后，华北形势紧张。中共保属特委为了加强武装斗争，成立了抗日反蒋武装队，牛文良担任指导员。武装队不断打击敌人，开展割电线斗争。牛文良等还带领武装队除奸惩霸，为民除害。安新县北冯村大地主曹老妮是当地一霸，极力拥护“华北自治”，收拢土匪，联合地主武装，妄图在冀中成立“防共自治大队”。中共保属特委决定除掉曹老妮，并把任务交给了武装队。武装队在正月十五龙灯会上，牛文良看准时机，一枪打中曹老妮肩膀，曹老妮慌忙逃跑，被牛文仓、牛文长带队抓获，当众枪毙。1936年春，为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中共保属军委在高阳孟仲峰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由于内奸告密，被任丘、高阳、安新三县保安团包围。牛文良一面指挥迎敌，一面派人冲出去组织武装力量前来解围。他在掩护其他同志突围时，身负重伤被俘。面对保安团的残酷刑讯、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就义于高阳县城。此后牛文仓、牛文长也先后牺牲。他们牺牲后，被人们称为“牛氏三杰”。1936年4月，中共北方局机关刊物《火线》第五十五期发表《纪念我们英勇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牛氏三兄弟》的悼念文章。新中国成立后，在任丘城西北角修建了牛氏三杰烈士塔，并将其故里天宫村改名为三杰村，以示纪念。

牛文仓（1911~1936)牛文良堂弟。1930年考入保定育德中学，与牛文良等组织同乡会，开展学生运动。在牛文良的影响和教育下，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与牛文良一起领导保定的学生运动，声援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学潮，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追捕，被迫于1932年7月离开保定，到农村开展党的工作。他积极参加高蠡暴动，暴动失败后，牛文仓回任丘县发展党的组织。

1933年化名马步行到北平（今北京），入广安中学教书，并担任中共支部书记。这时牛文良也来到北平，他们共同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运动。1933年5月至7月他们先后被捕，后来经党组织营救出狱，他又回到任丘县继续做党的工作。回到任丘后，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先后发展姐姐牛文英、他家长工马成及其母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家庭党支部。1933年冬天，他在家乡办起了青年夜校，自编《农民的苦》、《工农自述》等教材，并乘机发展党员，数月之内便发展了70多名党员。同时，先后建立了十几个村党支部。后来，牛文仓的妻子孙大换在他的教育影响下也加入中国共产党。牛文仓、牛文英积极争取父亲牛署臣参加革命，使牛署臣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同情儿女们从事革命活动。

1934年春，中共任丘县委成立，牛文仓担任县委书记，牛文英等为县委委员。县委成立后，先后领导了任丘县收秋运动、分粮吃大户及盐民反盐巡的斗争。牛文仓在领导农民进行经济斗争的同时，还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到1934年秋天，党组织已扩大到高阳、安新、河间、雄县、大城等地，并成立了任（丘）河（间）高（阳）安（新）雄（县）大（城）中心县委。年底，他们又恢复建立了中共保属特别工作委员会（简称保属特委)，牛文仓任特委委员并担任军委书记。

1935年秋天，牛文仓到天津向中共河北省委汇报工作，得知省委和中共北方局经费严重不足。回到保属特委后，便与牛文良等商定，开展“筹款借枪”运动及进行募捐活动，变卖了家产，又多方筹集，共筹借1万余块银元，送到天津，上交组织，用于解决组织的经费问题。不久，保属特委成立了抗日反蒋武装队，牛文仓兼任大队长，带领武装队为民除害，铲除了安新一霸曹老妮。1936年春，中共保属特委在高阳孟仲峰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被保安团包围。牛文仓带头冲上去，与敌人展开巷战，在掩护同志们突围时中弹牺牲。

牛文长（1916~1936)在其兄牛文良、堂兄牛文仓的影响下，思想进步、积极参加革命工作。1933年由牛文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协助牛文仓发动农民运动，发展壮大党的组织。1934年春，中共任丘县委成立，牛文长任县委委员，并负责任丘县中区的领导工作，积极参加县委领导的收秋运动，与牛文仓首先把附近几个村的几十名贫苦农民发动起来，领到自家的地里收割谷子。在他们的带领下，秋收运动在全县迅速展开。与此同时，他还和县委其他人共同领导了分粮吃大户和盐民反盐巡斗争，并取得了初步胜利。

1934年秋，中共保属特委成立，牛文长任特委委员并担任特委共青团书记。1935年参加了保属特委领导的筹款借枪运动，智斗土匪首领高顺成的活动。1935年6月，保属特委成立抗日反蒋武装队，牛文长担任特委直属队长，参加了枪毙安新一霸曹老妮的行动。1936年初春，中共保属特委在高阳县孟仲峰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被任丘、高阳、安新三县保安团包围。牛文长在牛文仓的掩护下冲出包围，但又遇到任丘双塔袁采祈的地主武装。牛文长以石碑为掩护，孤身与敌人搏斗，身负重伤，战斗到仅剩下一颗子弹，高呼“死也不当俘虏，共产党是杀不绝的!”然后对准头部，自杀就义。

李谣（1909~1940)字竹平。涞源城里村人。出生于贫困的鞋匠家庭。192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保定直隶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简称“保定二师”）。入学后，在进步师生引导下，很快接受了马列主义理论，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面刻苦学习文化知识，一面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又撰写许多进步文章，陆续发表在《学生杂志》、《文艺丛刊》等校刊上。其中长达数万字的《论文学》，在进步师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1931年，李谣从保定二师回到涞源县，在县教育局做文书工作。1932年，上级党组织派人与他取得联系，确定他负责涞源反帝大同盟工作，并向他传达了上级以涞源地区为中心进行暴动，建立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指示。正当李谣领导涞源反帝大同盟成员抓紧革命活动、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时，上级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2年底到易县第四高小任教，由于他在师生中传播马列主义，引起易县教育局局长魏考廷的注意。魏到易县第四高小攻击共产党，威胁李谣。李谣没有屈服，与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被教育局解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收复了涞源城，李谣回县投身于抗日活动。不久，随军队干部到易县开辟工作，任易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

1940年秋，在粉碎侵华日军的秋季大“扫荡”中，中共易县县委成立由仰克思、王绍文、解峰、李谣、郭玲5人组成的战时领导机关前线指挥部，在菜园、沙岭一带领导群众反“扫荡”。八月十五日，指挥部在夏家庄开会时，得知林泉、北山一带敌人有袭击指挥部驻地的迹象，即分两路撤退。李竹平在撤退途中，忽然发现有一份文件未带，为不使文件落入敌手，他毅然返回驻地去取文件。当他找到文件时，敌人已把村子团团围住。在这生死关头，他不顾个人安危，首先处理掉文件，然后从容向扑上来的敌人冲去。壮烈牺牲。

王志（1909~1941)安新端村人。193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安新县委宣传部部长、保东县委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参与组建河北游击军，任游击军司令部秘书。后任冀中军区二十六大队政治主任、冀中军区十八团政委。1941年2月，任冀中六分区二团政委。当时，日军在冀中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环境更加恶劣。王志率二团在德石铁路两侧与日军周旋。5月，率领该团二营在衡水县南谢亭村伏击滏阳河敌人的船队，毙伤日伪军数10名，缴获迫击炮1门、重机枪1挺、步枪30支。8月，率二团协同地方武装，共同组织了一次长达一个多月的破袭德石铁路的战役，摧毁了敌人的战略运输线。同年9月，率二团一部转战于德石路南晋阳胡士庄时，被敌重兵包围。王志冒着敌人猛烈炮火，机智果敢地指挥突围。在被敌弹炸伤手臂后，仍继续指挥战斗，当突围至木邱村口时，不幸再次负伤，壮烈殉国。

张森林（1909~1943）清苑冉庄村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家乡从事抗日工作。1938年任清苑县冉庄抗日政权秘书，写下一首《从戎赋》：

东来魑魅践山河，

神州烽烟血泪多。

且将毫墨抛书案，

怒持剑戟战群倭。

1938年，区委吸收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冉庄第一名共产党员，第一任村支部书记。1940年调任区委书记兼清苑县县大队政委。当时张森林及干部们白天常藏在地道内看指示、写报告，分析情况，计划工作，夜晚出来进行抗日活动。任职期间，组织领导农、青、妇、工会及人民武装，展开了顽强的抗日斗争。1943年农历三月初五夜间，张森林与县委宣传部朱信等人在耿庄南一老乡家组织秘密会议，会后朱信连夜转移到李庄。由于汉奸告密，耿庄、义和庄、段庄3个据点的敌人把张森林和区委宣传委员黄岳及保定两名爱国青年学生包围。张森林紧急掩护保定学生安全脱险。经过长时间枪战，子弹几乎用尽，黄岳身负重伤，经请示区委书记张森林同意后，自杀殉国。当张森林突围近李庄时，脚部受重伤，他把枪支拆毁扔掉，带伤奔走，血染荒郊。被捕后，敌人把他押到耿庄炮楼，后连夜转押到段庄炮楼，日伪军对他软硬兼施，逼他投降。酷刑之下，限期让他写下降书。

张森林在段庄日军据点受尽酷刑摧残，1943年农历三月初八，慷慨就义，遗体由高老白、高年、高志等村民连夜从段庄偷运回村，用清水洗净周身的血痕。从他的内衣袋发现了诗稿《就义辞》：

鳞伤遍体做徒囚，

山河未复志未酬，

敌酋逼书归降字，

誓将碧血染春秋，

人去留得英魂在，

唤起民众报国仇。

他的两首遗诗，1997年经国家文物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曹庆申（1909~1947)雄县杨庄村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十几岁就给地主做长工。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按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发展党员，建起杨庄村党支部，继而建起农会、青救会、妇救会、自卫队等群众抗日组织，带领杨庄人民同日本侵略军进行坚决斗争，除掉叛徒许月芬及其刺探冀中十分区情报的日伪特务。1941年的一天晚上，日伪军包围了县大队驻地东大村，队长朱德生在突围中身负重伤。曹庆申带人将朱德生抢救回来，隐藏在家里，请医找药，精心照料，躲过敌人多次搜查，使他平安返回部队。

1943年，冀中十分区党政机关进驻米家务，曹庆申带领杨庄群众挖地道、修暗堡，巧妙地打击敌人。一次，日伪军到杨庄抢粮，曹庆申带领民兵展开地雷战、地道战，敌人到处挨打狼狈逃窜。1944年农历腊月十五日，300多名日伪军包围了冀中十分区机关驻地杨庄。曹庆申组织民兵迅速将20多名机关干部及伤员隐藏在地道里，晚上从村外地道出口安全转移。

1947年8月，国民党军队和地主“还乡团”占领雄县，残杀革命干部和群众,多数干部奉命转移到大清河以南。身兼昝岗区委副书记、米家务小区书记的曹庆申，就地领导群众坚持对敌斗争。敌人派出特务、叛徒刺探其行踪。曹庆申不幸被捕。敌昝岗区区署主任王治斋设宴诱降，曹庆申义正辞严地说：“我们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办事的，绝不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你们要杀就杀，别来这一套!”敌人见软的不行，就施以酷刑，压杠子、灌凉水、用烙铁烫。曹庆申宁死不屈，当天夜里，高呼着：“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共产党万岁!”走上刑场，英勇就义。

张小党（1909~1947)女。雄县南涞河村人。13岁当童养媳，15岁与一铺村霍丙章结婚。1945年8月，共产党组织工作队深入农村，领导贫苦农民开展锄奸清算、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张小党在工作队启发教育下，成为斗争骨干，当选为村妇救会委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村农会发现地主胡振生占有土地580亩，只交100亩粮差，为蒙混过关假造文书。在全村斗争大会上，张小党站在斗争前列，揭发胡振生的罪行。

1947年8月6日，国民党军队及其地主“还乡团”对大清河以北地区进行反扑，对共产党员、农会骨干进行反攻倒算，张小党不幸被捕。还乡团团长胡振生亲自审讯张小党。先是利诱说：“只要你说出咱村谁是共产党员，是谁带头闹事的，保你全家无事。”小党回答：“要问南关斗地主的事，我清楚，你们就是从我嘴里掏不出来。”利诱不成，便严刑拷打，将她吊在房梁上，用皮鞭、木棍毒打，压扛子，灌辣椒水，用草纸熏，她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第四次审讯时，胡振生坐在太师椅上指着竹签说：“你不说共产党员、斗争骨干藏在哪里，就让你尝尝这玩艺儿的厉害。”小党怒视敌人说：“我要是怕，当初就不斗你姓胡的了，上刑吧！”胡振生气得团团转，命令刽子手将她捆在柱子上，用锤子把竹签楔进她10个手指里，她昏死过去，又用凉水泼醒。面对敌人的严刑逼问，小党的回答是：“瞎了你的狗眼，八路军一定会打回来，把你们都消灭干净。”胡振生屡遭失败仍不死心，最后，将小党一周岁的女儿银芝抓来坐电椅，反复几次，女儿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敌人妄图利用母女情打动小党的心，小党看着女儿，心如刀绞，但她始终没有屈服。1947年8月惨遭敌人杀害。

于澄波（1910~1931)字涛，号若水，曾用名于松龄、宋韵秋。蠡县城内西南街人。幼年家境贫寒，高级小学毕业后无力再学，国民政府农矿部农政司司长徐廷瑚（蠡县城内人)资助他继续读书,1925年考入河北省立第六中学。由于六中共产党组织建立较早，于澄波很快接受了新思想，在党组织的培养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校学生会主席、共青团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保定市团委特支组织委员、中共保定市委宣传委员等职，参加和领导了驱赶反动校长、训育主任、教职员，反击国民党保定市党委执委搜查学生等斗争。1929年8月中学毕业后，遵照省委指示，回蠡县开展党的工作。任县高级小学教师，秘密担任中共博蠡县委委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博蠡县委书记。他利用课余时间给学生讲革命道理，利用写作机会宣传革命思想。他曾写《红光》长诗：“伟大的红光，笼罩着白色的屠宰场。睡眠的人间，一阵哀鸣，一阵呼嚷……”这首诗在博蠡一带广为传诵，且被选进小学课本。当时，革命力量不断壮大，反动当局对人民进行残酷镇压。于澄波和几个党员学生，夜晚加班印发和张贴传单、标语，号召民众跟共产党走，并在学校挑选40名政治可靠的学生组成蠡县童子军,在于澄波领导下，同反动政府进行了多次斗争。1930年10月3日，参加了博蠡暴动。

1931年1月15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七)蠡县城内大集，于澄波积极参加县委领导的反割头税斗争，他义正词严，号召大家反抗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组织群众到县政府请愿，斗争取得胜利。2月初（农历腊月十三、十四两天)，于澄波参加了博野县反割头税斗争。不久，反动政府下令逮捕于澄波，在党组织掩护下，他安全转移，被安排到中共太原市委开展地下斗争。同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在太原被捕，反动政府用尽各种酷刑，他坚贞不屈，顽强斗争。当问及共产党组织时，他说：“共产党组织，我脑袋里有，就是不告诉你们。”11月，于澄波被判处死刑。在赴刑场路上，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高唱《国际歌》，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

杨鹤声（1910~1932）徐水米家营村人。14岁在徐水县第一高小上学时带头反对“读死书”及老师体罚责骂学生。一次国文教师让他背诵课文，他没有按照书的原句背诵，而按照书的大意背诵，教师质问他，他回答说：“我们不应该死板教条地死读书，应该理解了书的意思再背诵，才会使用。”教师怒而举鞭，杨鹤声趁其不注意夺过教鞭，为此险遭学校除名。1926年考入保定直隶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二师”），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积极参加学校党组织领导的各种政治活动。学校放假，他回乡办农民夜校，传播共产党的纲领，宣传革命道理，分送进步书刊。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相继任二师学生会主席、中国左冀作家协会二师书记、中共保属特委宣传部部长。“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反对。杨鹤声按照党的安排，组织进步学生到保定城区、南大冉、徐水县城、南常保等地游行和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1932年4月，二师被国民党当局查封，50多名学生被开除，30多名学生休学，杨鹤声在开除之列。中共保属特委决定开展护校斗争，杨鹤声任护校委员会主席。6月20日，东北军驻清苑十四旅警卫营、骑兵连和清苑县警卫队、公安侦辑队出动500多军警包围二师，断绝学校与外界的联系。护校委员会针锋相对、毫不动摇，发表《师生联合宣言》，阐述护校斗争的意义，揭露国民党镇压学生的罪行。杨鹤声不顾个人安危，几次越墙书写标语，用喊话筒向校外宣传。他还以学生代表身份与国民党清苑县党部书记刘俊士谈判,据理力争，言词严厉，刘俊士无言以对，恼羞成怒。反动当局于7月6日派军警冲进学校，对爱国学生进行屠杀，当场杀害学生9人，重伤5人，杨鹤声等35人被捕。

在狱中，杨鹤声领导被捕学生进行绝食斗争，审讯中，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把法庭作为控诉国民党罪行的阵地。反动派在杨鹤声面前束手无措，决定将其杀害。9月7日，赴刑场途中，杨鹤声昂首挺胸，慷慨激昂，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汉奸卖国贼……”在保定西关与曹金月等4名共产党员一起英勇就义。

李晓初（1910~1940）原名李道园。河南濮阳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在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二期学习。不久，经中共东北军五十三军工作委员会派到六四七团（后改为六九一团)做党的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他两次正确地传达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对指导部队行动，顺利向冀中进军起了重要作用。10月14日，该团由吕正操率领，改编为冀中人民自卫军，李晓初任政治部主任。10月，带领人民自卫军一个连开进任丘县城摧毁旧政权。11月，在任丘开办人民自卫军政治训练班，建立青年团，培养了一批抗日干部。

1938年2月，在肃清“托派”运动中，晋察冀军政干校某学员诬指他是托派。因此，他被调到晋察冀抗敌报社工作，并接受审查。同年5月，由晋察冀军区锄奸部将其逮捕，经过审讯，被定为河北省“托派”负责人。1939年，将该案移交北方分局社会部复查。1940年春，被错杀于曲阳县。1985年4月30日，中共河北省委经反复审核后，认定这是一起冤案，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郗晓峰（1910~1940)陕西蓝田县人，乡村师范毕业后曾任教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八路军一一五师民训部工作，后随聂荣臻进入晋察冀边区，开辟敌后抗日工作。曾任中共完县（今顺平）工委书记（对外称民训处负责人）领导完县的抗日斗争。1937年10月调任晋察冀边区三地委组织部部长。1940年秋，在反“扫荡”作战时，在曲阳县英勇牺牲。为纪念郗晓峰，边区决定以平汉铁路为界，以望都县路西部分为主建晓峰县。

李玉衡（1910~1942)又名李球子。蠡县屯里村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加入蠡县抗日救国会，同年9月18日参加了在县城召开的“九一八”国耻纪念大会，更坚定了抗日救亡、以身报国的决心，于同年12月参加蠡县二区抗日游击小队，刻苦锻炼，练就一手好枪法，人称“百发百中”。他作战机警勇敢，屡立战功。1941年5月，调博野县手枪队任队长。

1942年12月23日（农历十一月十六)，他带领7名队员乔装改扮，到蠡县刘家疃集市配合村游击组打击常在集市上捣乱的日伪军。上午10时许，郑家庄岗楼十几个日伪军扛枪来到集市，大摇大摆地走进饭馆索要酒菜，突然一声枪响，领头的日本兵应声倒下，街上顿时大乱，日伪军慌忙逃窜，李玉衡率领战士们奋勇追杀，打死打伤伪军5人。这时，村外枪声大作，日伪军援兵赶到，情况紧急，李玉衡命令并掩护6名战士火速向西撤退，在打死两名日伪军后，趁混乱之机，向东突围至村口，混在老百姓中跑出集市，在通往屯里村的路上被一汉奸认出，汉奸大喊：“李玉衡投降吧，跑不了啦!”包抄追来的日伪军闻声冲过来，把李玉衡及众百姓团团包围，日军小队长小林疯狂命令：“抓活的!”李玉衡奋力冲杀，用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一个敌人后，为使百姓免遭伤害，他索性甩掉手枪，挺身而出。李玉衡被捕后，日伪军企图收买他，让汉奸劝降，又以金钱美女诱降不成，遂把他关进地主的仓库严刑拷打，他咬紧牙关，怒目而视，一声不吭。几天后，他为了逃出日伪军的魔爪，用双手在仓库的后墙挖洞，10个手指磨得鲜血淋淋。12月30日午夜，就在洞口将挖通之时，突然闯进几个日本兵，将他押赴刑场残酷杀害。

李绍唐（1910~1945)又名坤午，锡尧。安国东北马村人。保定志存中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吕正操的抗日部队，任参谋，随军转战到达延安，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冬，经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介绍，担任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晋察冀边区观察小组的中方翻译。他随同观察小组深入晋察冀边区实地考察期间，恪尽职守，如实介绍解放区情况和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加深了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及所从事抗日事业的了解。

1945年1月25日，李绍唐与美军观察人员返回延安途中，于山西榆社县堡下村遭日军突然袭击。经激战，李绍唐等冲出包围，他发现美军观察小组成员惠特尔西尚未脱险，便不顾个人安危再次冲入堡下村，保护惠特尔西向外冲杀，终因寡不敌众一起牺牲。197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外交部、政治部追认李绍唐为革命烈士，将其遗骨移放到山西省太原市烈士陵园。

李杏阁（1910~1964)女。安国流昌村人。因家贫，12岁即会纺织。15岁重病不起，父母为给她找个“棺材主”，将她嫁给安平县报子营村比她长13岁的单身汉。病好后，她和丈夫靠卖烧饼为生。她生下第三个孩子时丈夫去世，靠乞讨度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八路军来到她的家乡，开展抗日斗争。她看到八路军说话和气，纪律严明，爱护人民，便全身心投入支前工作。

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后，环境异常残酷。她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掩护抗日干部，精心护理伤病员，成为村里第一个掩护抗日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的“堡垒户”。她在家里挖了两个地洞，供伤员隐蔽、疗养，军分区派卫生员长住她家，并备有医疗器械和药品，她家成了名副其实的“地下医院”。她对伤员关怀备至，自己吃糠咽菜，把节省下的粮食换鸡蛋，给伤员增加营养，伤员拉着她的手说：“你真比俺亲娘还亲!”有的伤员不能小便，她端着盆去接，伤员不肯，她嗔怪道：“俺是你娘，亲娘俩不拘细礼儿。”她还学会了简单的护理技术，当时缺乏麻醉剂，她给伤员换药、洗伤口非常小心，尽量减少伤员痛苦。有5名生命垂危的重伤员，在她的精心护理下起死回生，重新奔赴前线。在艰苦的环境下，她曾数次落入敌手，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坚强不屈，保护了伤病员的安全。

1944年11月，冀中军分区授予她“冀中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1945年1月，她出席了晋察冀边区群英会，1950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任凤翙（1911~1937)容城李家庄村人。1923年入县立高小学习，深受五四运动影响。三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因家贫无力继续求学，先后在谷庄、楼堤、白沟镇当小学教员，接触了共产党人刘通庸、阴一刚等。1930年加入共青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党的区分委书记。1932年春，任中共容城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同年冬任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任凤翙以教书为掩护，在妻子的支持下，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和发展组织工作。是容城县委领导的1931年春季学潮和捣毁官产局领导人之一，是1932年7月砸毁白沟镇盐店这几次大规模群众反封建压迫、剥削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

1933年春，国民党当局将他抓捕入狱，施以野蛮刑讯，他始终坚贞不渝。他的妻子为之出庭申辩，中共组织大力营救，使当局无法定罪，不得不予以释放。但害怕他继续革命，卑鄙地在食物中投放毒药，使其受害而精神失常。在病中，任凤翙仍不断宣传“共产主义是好的!”虽经组织、亲友和乡亲多方医治无效，于1937年农历三月初三逝世。

王嘉宾（1911~1940)乳名王凤鸽，学名王炳耀。望都庄里村人。出身于富裕农民家庭。1927年考入保定直隶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简称“保定二师”），在学校党组织教育下，追求革命真理，积极参加反对军阀混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反对学校及政府当局迫害学生的学潮。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国民党当局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保定二师“七六”惨案，残酷镇压了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王嘉宾等10人被判处10年徒刑，监禁在保定第四监狱。在狱中，王嘉宾任临时党支部书记，曾两次领导狱中绝食斗争，迫使狱方答应停止虐待政治犯，改善伙食，允许政治犯看书阅报等条件。1936年由党组织营救出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嘉宾投身于抗日斗争中，先后任晋察冀军区十团党总支书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民运科科长等职。他作风朴实、生活朴素，经常深入基层与士兵促膝谈心，讲话善于联系实际，很受群众欢迎。因积劳成疾，1940年8月病逝于唐县史家佐。

王文仲（1911~1942）博野东墟村人。1937年7月毕业于河北农学院，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任博野县政府秘书，代行县长职务。1939年1月任博野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4月调任蠡县县长兼冀中二专署专员。根据平原游击战争的需要，亲自组织、指挥拆除蠡县城墙，为冀中的拆城破路开了个好头。还领导群众开展了除奸反特活动，把蠡县横行乡里、民愤极大的匪特一一清除。任七专署专员期间，把定南县仗势欺人，罪恶累累的大地主依法处死，为开辟抗日根据地扫除了障碍。

1940年，王文仲任十一专署专员，采取“打击首恶，争取多数，以实际行动感化、教育群众”的措施，使十一专区很快形成了团结抗日的局面。1941年，十一专区划归平西，专署向蔚县转移时路过一个村庄，王文仲见到村民无吃无穿，首先把自己的衣物献出，然后动员大家把多余的衣服和所带的粮食都送给了群众。1942年5月10日，在去晋察冀边区受训的途中，在新乐县彭家庄被叛徒张根才等杀害。

田夫（1911~1946)原名田增欣。安国东河村人。高小毕业后，因生活所迫辍学务农。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大举进攻冀中平原。田夫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1938年，田夫被安国县抗日民主政府任命为第一区政府秘书，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42年5月反“扫荡”作战中，随区委在县城周围开展游击活动，坚持武装斗争。1945年8月，报名参加支援东北解放工作队，行前未及告别父母和即将分娩的妻子，便随队北上。到达东北后，田夫被分配在本溪县田师傅区任区委委员。田师傅区地理位置偏僻，山高林密，日伪残余、土匪、特务活动猖獗。为尽快打开工作局面，田夫和区委成员一起深入山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搜集敌特土匪活动情况，发动群众组建民主政权。

1946年1月，田夫组织发动田师傅煤矿工人清算斗争了封建把头，处决了作恶多端的日军头目福岛敬二和生吃中国人心的小田部勇，大大激发了贫苦百姓的斗争积极性。是年2月，田夫率区干部和保安队员深入马家城地区11个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历时3个月动员3000多人参加了反奸清算斗争，建立农会31个，改造村级政权21个。5月，在本溪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田夫当选为农民解放联合会副主任，并出任县武装部部长。不久国民党调集军队进攻本溪，县委、县政府驻地迁至田师傅镇，并增建泉水区，田夫被任命为区委书记。上任后，很快打开工作局面，建立了区、村两级民主政权，成功地领导了土地改革运动。

1946年10月18日，国民党军一个团进攻小市。被击退后，20日又以两个师的兵力向解放区进攻。田夫率泉水区干部战士转移，21日在兰河峪西沟的四道沟，与国民党军搜索部队遭遇。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田夫沉着冷静指挥战斗，掩护干部、战士强行突围，不幸中弹牺牲。为纪念革命烈士，当地人民把田夫安葬在太子河畔的兰河峪西沟。

宋化丰（1911~1947)字永隆，化名宋晓村。涿县（今涿州）冯村人。为涿县早期共产党员之一，又为国民党员。幼年在涿县育才中学及通县师范读书，1930年至1936年在涿县以小学教师身份从事革命活动。1931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与中共涿县地下党员李永茂及魏颂尧等利用北关庙会进行革命宣传、散发传单，计划抢枪，暴动未成。1932年5月，涿县当局以共产党嫌疑将宋逮捕，经北平地方法院审理以证据不足获释。出狱后受组织派遣去张家口察绥抗日同盟军，察绥抗战失败后返回涿县，到冯村小学教书。“一二·九”运动后，与中共党员莫子刚组织涿县小学教师抗日救国联合会，后遭镇压被迫离开涿县，去福建闽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宋化丰参加新四军，从事民运宣传工作。后任淮泗中学及河北省联合中学校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调至关东公署教育厅任学校教育科科长、关东建国学院副院长。1947年病逝于大连，安葬于大连市大佛山烈士公墓。

薛樵（1911~1991）完县（今顺平）人，1931年2月在上海参加革命工作，194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底在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工作，历任副科长、科长，情报总署处长、局长，军委副局长、局长，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局长，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1944年，毛泽东主席曾为他主编的刊物题词，鼓励他和一道工作的同志继续努力，更好地为党为人民服务。薛樵在延安时被评为中央机关甲等劳动模范。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苑，出席了第一次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1982年12月离职休养。

王宗良（1912~1934)字善甫。阜平城厢村人。出身于贫苦家庭。1926年考入县立第一高小，结识了教师、共产党员李殿阁。1927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秋，阜平县国民党部（简称“县党部”)成立，已潜入国民党内部的王宗良被选为县党部第一区分部委员。在李殿阁指示下，王宗良以第一区分部为基础，同其他党员一起开展了揭露反动县长王攀贵和一区巡官袁玉田等人罪行的革命活动。利用合法身份，将共产党员胡风岗、李心仁、张业宏等人介绍到县党部工作，在县党部秘密建立共产党支部。

1932年，为加强党的组织，将县城内几个党组织统一起来，建立城厢党支部，由王宗良任书记。是年7月，城厢党支部开展“纪念阜平苏维埃政府成立一周年活动”。秋天，王宗良在鹰嘴石召开地下党员会议，将全县党组织统一起来，并决定增补城南庄地下党员张珠山为委员，国民党县党部领导权全部为共产党所掌握。1933年七八月间在中共曲阳县委帮助下，阜平县党组织统一起来，成立了王宗良任书记的特别支部。王宗良等人的革命活动引起敌人注意，被清除出县党部的人员暗中向省党部和保定行营秘告王宗良等是共产党，还在县城散发同样内容的“黑头”贴子。此信转给县长李朝，让其进行监视。李朝因敬慕王宗良的为人，把信转交他，让他注意。然而，此时进步青年袁谷贺（袁稷生)从保定给王宗良寄回一个纸卷，内封一纸《苏维埃宣言》因署名“激声”被查出，保定行营指令李朝逮捕王宗良。第二天王宗良被送往保定。王宗良被捕后，考虑敌人没有确凿证据，一口咬定是“仇人陷害”。敌人未抓到投寄人，难以处理。党组织及时进行营救，李朝和县内的头面人物签名盖章，将关押40多天的王宗良保释出来。王宗良不顾个人安危，仍以国民党阜平县党部常务委员的身份到各地巡视指导工作，秘密从事党的活动。不料曲阳县王银科被捕后叛变革命，出卖了阜平地下党组织，并供出同他见过面的本县17名党员。

1934年4月30日（农历三月十七)，国民党保定行营四科和曲阳县党部一行数人打着监选国民党部的幌子来到阜平，逮捕了王宗良、张珠山、李心仁等8名地下党员。王宗良在敌人的法庭上坚贞不屈，党的机密只字不吐，敌人没有办法，最后拉出王银科对质作证，王宗良当即斥责叛徒，并厉声说：“我们是真共产党、假国民党，既然被你们抓捕，要杀要斩，死而无怨!”被害的前夕，王宗良对难友们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而战斗的，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没有辜负党的希望。如果你们能活着出去，请转告党。同志们，永别了!”敌人将王宗良杀害后，还将他的头割下来挂在保定城门楼上示众，遗体被抛进护城河。

刘亦瑜（1912~1939)字君平，曾用名刘禹，化名刘文山、许子云、高子云、小江、流石，绰号“刘疯子”。安新北冯村人。1926年夏考入保定育德中学。1927年由魏十篇、习从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校方开除，回家乡北冯村开展革命工作。以教员身份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培养和发展学生积极分子入党，并与在北冯村完小任教的早期党员王家骥、王履泰建立了白洋淀地区最早的党支部中共北冯支部，任支部书记。他们开办农民夜校并深入到贫苦农民之中，传播革命道理，号召大家组织起来反抗地主的剥削、压迫。

1928年夏，党支部经过周密研究，决定发动党员秘密串连贫苦农民，开展一次较大规模的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群众革命斗争，以实际行动锻炼农民群众。首先，利用麦收时，发动贫雇农向地主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斗争，迫使雇主给雇工提高工资20％~50％，取得了反封建斗争的初步胜利。接着，支部又秘密串连男女贫苦农民百余人，在一天夜晚由党员和群众骨干分子带头抢割地主的小麦60余亩，刘亦瑜带领群众先抢割了自家的一块小麦。为对付官府和家长追究，刘亦瑜以装疯作掩护，故得绰号“刘疯子”。1930年春赴济南，同年夏回原籍，任小学教员。同年，中共任（丘)高（阳)安（新)中心县委建立，刘亦瑜任宣传委员，在中心县委领导下，斗争范围与规模有了更大发展。1932年中心县委组织领导了同口、北冯、南冯、郝庄等村200余名贫苦农民齐集安州县衙的“求粮斗争”，迫使县长接受了请愿条件，每人得银元两块。1933年春，为打击安州盐警局盐巡对硝民的勒索与压榨，在北冯成立硝盐工会，在工会的组织发动下，任、高、安三县毗邻的北冯、南冯、三房子、郝庄、孟仲峰、百尺、小关、青塔等村熬硝、熬盐户共同配合，多次开展反抗盐警局、袭击盐巡的斗争。

1933年5月，刘亦瑜、宋文庄等经过精心研究和周密部署，发动了有200余名北冯小学学生参加的驱逐反动校长魏梦佳的学生运动。从此北冯完小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成为同口、北冯一带宣传、领导革命活动的阵地。1934年春任中共安新县委宣传部负责人。同年去天津，参加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工作，1935年1月被派往北平（今北京）工作，恢复建立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任书记。5月下旬，刚成立的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遭到严重破坏。次年5月，被北平国民党当局逮捕，11月押解到南京反省院。1936年底由岳父王佩瑶出资担保获释。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亦瑜投入抗日救亡工作。为争取土匪殷松山地方武装抗日，多次同孟庆山以共产党代表身份到高阳与殷谈判。10月随吕正操部攻入高阳，解决了殷松山部。刘亦瑜先后任人民自卫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冀中军区政治部总务处长。1938年7月，调任冀中抗战学院军政院副校长兼教导主任。1939年3月，奉命去延安汇报工作。后随李梦林到晋察冀边区任通讯社内勤编辑。不久，因受李晓初托派问题株连含冤而死。1986年，中共安新县委根据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关于李晓初托派问题的平反决定”的精神，为刘亦瑜平反昭雪。

王林（1912~1940)安新南合村人。出身贫寒，自幼在白洋淀以放鸭为生。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与同乡好友赵德祥一同参加了县大队，后任武术连班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2月，日军侵占新安城，收买汉奸、叛徒成立维持会，新安镇大地主熊莞东当了维持会会长，杨文凤为保安副司令，对白洋淀沿岸各主要村镇多次进行“扫荡”、清乡，杀害抗日军民。日军特务机关情报股长耿大补与赵德祥熟悉，耿要赵给找两个情报员。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经县敌工部长熊焕章批准，派王林和赵德祥二人打入日军驻新安镇特务机关工作。王、赵多次利用工作之便，巧妙地为八路军提供了大量重要军事情报。使日军的军事进攻和“扫荡”连遭失败，保护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的安全。

1940年3月，一份重要军事情报在传递中，不慎落入日军中队长锅本手里。锅本看后大惊失色，没想到情报末尾的签名和印章，竟是自己一向深为信任的情报员王林，王林外出执行任务未归。锅本把几个心腹叫来，传下了立即逮捕王林的密令。党组织得知敌人要抓捕王林的消息后，立即派新安党支部书记刘诚通知王林火速转移出城，正巧王林赶来向他汇报工作，刘诚当即指示王林立即离开新安，王林听后，先是一愣，然后神情庄重地对刘诚说：“我不能走，我一走必然连累赵德祥和耿大补，这样就会割断情报联系。”“敌人要抓你怎么办?”王林说：“敌人知道我不识字，我回去就对锅本说，情况不是我写的，是有人想借队长的刀杀我，或许能混过去，这样可保住其他同志。”他坚定地表示：“就是混不过去，敌人也只能杀我一个，决不能割断情报联系。”王林的话非常诚恳，刘诚听后热泪止不住流下来。王林最后握住刘诚的手说：“我这一去没什么可牵挂的，只有一件事，我爹娘拉址我长大不容易。我死了，你们要把我爹娘当成你们的爹娘，俺老婆有了身孕，她生的孩子，你们要当成革命的后代……”

王林告别了刘诚，回到日本宪兵队后，被日军抓了起来。敌人对他施以种种酷刑，在严刑拷打逼供面前，坚贞不屈，只字不吐，一连七天始终问不出王林一句口供。敌人无计可施，于1940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将王林杀害。

赵景华（1912~1941）排行老四，乳名四尔。博野北小王村人。1937年参加农会，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青救会主任、武委会主任，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40年3月，日伪在北小王东三里的邓庄安了据点。为了进一步开展抗日斗争，赵景华和他的战友们挨户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同时组织周围十几个村的游击组对日伪据点不断袭扰。

1941年7月，区委指示赵景华暂时转移到米庄、八里庄等地，但赵景华看到家乡遭蹂躏，怎么也待不下去，在征得区委同意后，于7月10日上午又返回北小王村开展抗日斗争。因叛徒告密，当天下午被捕，关押在邓庄据点。伪军中队长李俊杰用尽各种酷刑，赵景华宁死不屈。11日上午，伪县长吴清源令李俊杰将赵景华解往县城亲自审问，吴清源先是设宴诱降，碰壁后又劝赵景华在报上发表不再抗日的声明。赵景华愤怒地说：“狗汉奸，你自己卖国不算，还诱骗别人投降，真猪狗不如！赵太爷既被擒，死而无悔，不必饶舌！”1940年7月12日10点左右，赵景华被押赴邓庄村南玉皇庙刑场，在他右边不远的地方放着一口铡刀，伪军中队长李俊杰对赵景华说：“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说还抗日不抗日？”赵景华昂头挺胸大声说道：“我活着抗日，死后变厉鬼也要抗日！”李俊杰气极败坏，喝令伪军把赵景华架向铡刀。赵景华神态自若，把双手向两边一分说：“用不着咋呼，赵太爷自己会走！”说着走向铡刀，从容就义。

刘云彪（1912~1942)福建长汀人。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任红十二军六十六师一○八团警卫员、红一军团一师三团手枪班班长、侦察排排长，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任红一军团一师侦察连连长、军团直属侦察连连长。长征到达陕北之前，他率侦察连在青石嘴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骑兵第七师的两个骑兵连。随后，在吴起镇战役中又取得胜利，缴获了大量的马匹装具，经军团决定，成立了中央红军第一支骑兵部队，刘云彪任连长。

1936年2月，参加了红军东征战役，骑兵由200多人扩充到500多人，创建了主力红军第一个骑兵团，刘云彪任团长。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骑兵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骑兵营，刘云彪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学员提前毕业，任骑兵营营长。平型关大战中，刘云彪率骑兵营担任右翼警戒，以勇猛的冲击战打垮了进犯倒马关之敌，保障了八路军的侧翼安全。之后率部挺进冀西，横扫曲阳、望都、完县（今顺平）、唐县日伪武装，缴获了日军曲阳兵站的大批物资，为晋察冀北岳区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作为晋察冀主力部队，骑兵营转战冀西、冀中，屡立战功。刘云彪爱护士兵，军纪严明，指挥果断，作战身先士卒，深受官兵爱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称赞他“英勇善战，功勋卓著”。

1940年初骑兵营扩编为骑兵团，刘云彪任团长，8月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频繁艰苦的战斗生活使刘云彪染上了严重的肺结核，领导多次让他休养，都被谢绝，以至最后连马背都上不去了，不得已才住进军区卫生部医院治疗。终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1942年4月12日逝世于完县。为了纪念他，经晋察冀边区政府批准，划出完县48个村与望都县部分村庄成立云彪县。

李智（1912~1943)阜平赤瓦屋村人。从小就给地主放牛放羊。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李智到晋察冀日报社当交通班长，工作很积极。每当夜间第一批报纸印出来，他就背上报尽快送往几十里外的军区司令部和边区党政机关。遇到下雨，他就脱下衣服把报纸包起来，用身体盖住，报纸没湿，但他自己却淋得浑身透湿。

1941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环境十分残酷，李智和另外两位交通员担负战时送报任务。报纸一印出来，随即背上报纸，拿上手榴弹，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出敌人包围圈，把报纸送往各地。李智当时负责投送首脑机关，为了使首长们能够及时看到报纸，经常饿着肚子东奔西跑，寻找转移中的机关。有一次，好不容易打听到司令部的临时住地，连夜赶去，刚要进村，猛然发现村口两个站岗的是头戴钢盔的日本兵，他急忙闪进一条山沟，敌人从后面追赶射击。李智凭借爬山的本领，三转两转甩掉了敌人。就这样，他几天几夜没合眼、没吃饭，只啃了几个生玉米和萝卜，终于把报纸全部送达首脑机关，受到首长的表扬。李智不仅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还经常帮助印报的人员摇大轮，帮助厨师劈柴、烧火做饭，帮助老乡挑水、背土垫圈。上山砍柴，别人一次砍几十斤，他却砍一百多斤。1941年被评选为“劳动先锋队员”。

1942年，晋察冀边区“精兵简政”中，李智响应号召，离职回乡，在村里继续做抗日工作。1943年秋季反“扫荡”中，李智为了从敌人手里夺回被抢去的羊群，英勇牺牲。

李瑞（1912~1950）阜平照旺台村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村武委会主任、游击组长。多次带领游击组杀伤敌人。一次，日本侵略军的汽车开到县城东门外，踏响李瑞他们埋的地雷，车被炸翻，几个日本兵当场毙命。一次，两辆汽车载着日伪军到青沿村抢粮，车被地雷掀倒在地，日本兵气得吱哇乱叫。从大派山转到小派山，漫山遍野地喊叫：“李瑞，你出来!”、“出来，李瑞!”并发出狂言：愿以30个皇军的代价活捉李瑞。李瑞一心抗日，顾不上家。一次，他听说八路军一名伤员倒在小派山上。便不顾自己正害重病的儿子，跑到小派山上去救那位八路军伤员。结果那位伤员已经牺牲，而他掩埋好这位烈士的遗体回到家，儿子已经死去。

1943年秋天，沙河两岸的庄稼熟了。阜平人民与日伪军展开抢粮斗争。照旺台游击组的任务是抢收法华村河滩地上的水稻。当时法华村住着日军的师团长茅律，法华村的水稻就在日本兵眼皮底下，在这里抢粮真是虎口拔牙。李瑞接到这个任务，对游击组进行思想动员，并且作了周密安排。一路掩护抢粮群众，另一路钻进村南稻地边准备阻击敌人，边帮老乡捋稻穗。一连三个夜晚，照旺台游击组全体出动。沙河两岸共抢收稻谷8000多亩，粉碎了日伪军的抢粮计划。1944年春，李瑞作为阜平县和冀晋分区的战斗英雄出席了晋察冀边区群英会。

抗战胜利后，李瑞任中共平阳区区委书记。1948年秋天，他带领全区担架队开赴张家口前线随军参战。火车开到八达岭时，李瑞的痢疾已经非常严重，停车时下车，一蹲下就起不来，眼睁睁看着火车开走，这时候，他完全可以向领导打个招呼返回家去。但他却捂着肚子小跑步两天两夜赶到集结地昌平，追上队伍，坚持到完成任务。艰苦的战争生活损坏了李瑞的健康，支前回来他不断吐血，1950年春逝世。

宁亚川（1912~1971）易县人。后在涞水北郭下村落户。出身于贫寒家庭，从几岁时即下地劳动，直到11岁始入学读书。1938年参加八路军，分配在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工兵连。他作战勇敢，完成任务坚决。1939年冬，先后被派到军区警备连任教员，又到抗大二分校当工兵教员。宁亚川精湛的工兵技术使大家赞不绝口。百团大战期间，为切断日军军火运输线，他受命炸毁了漕河铁桥，日军的一列军火车也被炸翻到河里。宁亚川第一次立大功。

1943年底，宁亚川为消灭盘踞徐水县大王店的日本特务炮楼，带上烈性炸药伪装“投诚”，很快和敌人交上了“朋友”。除夕夜，宁亚川买了许多好酒、好菜，日军和汉奸特务们喝得烂醉如泥，宁亚川趁机把装有烈性炸药的点心盒子放入炕洞内，安好引爆装置，溜出了炮楼，圆满完成了任务。不久，宁亚川职务是军分区工兵连的排长，实际上已经秘密调入军分区做除奸工作。1943年初夏，军分区电台区队长刘长生携带密码逃往易县叛变投敌。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将活捉叛徒的任务交给宁亚川，宁亚川以“贫污公款被追查而逃离一分区”为名，千方百计进了易县城内投奔汉奸头子赵玉昆。在极短时间内，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干掉了与赵玉昆争权夺势的翟大牙和张麻子。赵玉昆喜出望外，立即与宁亚川结义为拜把子兄弟，准备予以重用。叛徒刘长生看到宁亚川是赵玉昆的“红人”，就百般奉承。宁亚川回易县城第五天中午，请赵玉昆吃饭，特请刘长生作陪，饭后赵告辞回家。宁亚川邀刘洗澡，佯做亲热与刘散步，将其诱至城外店北车站。时已傍晚，刘长生产生怀疑收住脚步。宁亚川迅速掏出手枪，压低嗓音厉声说：“伙计，司令员派我来请你回去!老老实实跟我回去见司令员，不回去，我只好把你打死在这里!”宁亚川一手握枪，一手紧抓着刘长生的手腕，快步来到城外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杨成武司令员给宁亚川记大功。

在日军对晋察冀军区进行疯狂“扫荡”的时候，锄奸科科长杨德才带领宁亚川等人随三团行动，有一天中途休息，突然遭到敌机轰炸，有一颗炸弹插入粮仓的松软土坑里，没有爆炸，宁亚川凭自己熟练的工兵技术，将炸弹起出来进行了改装，安上引爆装置。不久利用此枚炸弹炸了驻保定日军的戏院，日军死伤惨重。日军抓不到破坏者，便怀疑叛变投敌的几个汉奸，随即将他们砍了头，把首级挂在城门上示众。

1945年，日本投降后，宁亚川任分区工兵连连长，解放战争期间调任分区独立营营长。1948年调到南口独立营当营长。新中国成立后，宁亚川负伤回家休养。“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致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平反昭雪。

李勇（1912~1990）阜平五丈湾村人。自10岁起就受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在阜平进行的宣传教育。村抗日政权建立后，他先当儿童团长，后任抗日先锋队队长，随后到晋察冀军区教导团学习，结业后脱产担任平阳区游击队长。1942年，李勇的父亲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由于家庭生活困难，李勇又回到五丈湾村担任不脱产的自卫队中队长。

1942年5月12日，1400名日伪军从曲阳出发，奔袭阜平。李勇带领村游击组，在日伪军必经之路埋上地雷，并埋伏在道路旁边的山坡上，等日本兵到来。敌人进入地雷阵，第一个地雷没响，第二、第三个也没响，原来敌人是单列行走，没踏上地雷，李勇灵机一动，拿过一个游击队员的枪，三枪毙敌三名（其中有敌军小队长一名)，这时敌人队列大乱，前拥后挤，连连踏响地雷。这次战斗共毙伤敌人36人，开创阜平县一次爆炸毙伤敌军最多的战例，而且创造了“枪”、“雷”结合的战术，把全边区的地雷战推向一个新阶段。5月20日，中共北岳区党委写信奖励五丈湾村党支部，称李勇为“爆炸英雄”。5月21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北岳区人民武装部部长程世才给李勇通令嘉奖。

1943年秋天，日军又向阜平“扫荡”。李勇带领村游击组在村外大道上、庄稼地里、田埂、沙滩上、河水旁、坡岭上、苇地里、草丛中、井台边都埋上各式各样的地雷，三股敌人几乎同时进入地雷阵，地雷一声声爆炸，一股股烟尘冲天而起，日伪军血肉横飞，过了很长时间，敌人才惊魂稍定，收了尸，集中在一个山腰休息，李勇他们用排子枪向敌人射击，伏卧在地的敌人一边爬行，一边用机枪和大炮向游击队阵地轰击。李勇命令战友们各自选择有利地形隐蔽埋伏。为了引诱敌人盲目扫射，消耗弹药，敌人的炮火一停，李勇同战友们又向敌人射击。就这样，双方相持一天，日伪军不敢行进，又返回曲阳县党城。1943年秋季反“扫荡”斗争中，李勇同战友们先后共杀伤日伪军364人，炸毁汽车5辆。反“扫荡”胜利后，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在阜平县柏崖村又转方太口村召开第一届群英会，嘉奖了五丈湾游击组，授予李勇“晋察冀边区爆炸英雄”称号，奖给李勇一枚一级战斗英雄勋章，驳壳枪一支，骡子一头。晋察冀边区文艺工作者还编了《李勇对口唱》、《爆炸英雄李勇》、《李勇要变成千千万》等歌曲，歌唱他的英雄事迹和带动作用。

1948年8月，阜平县组织担架队随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到张家口、绥远、北平（今北京）等地支前。李勇担任担架队二连副连长，在支前战斗中，不顾个人安危，接连从战场上救出3名伤员。新中国成立后，李勇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做后勤工作，1990年病逝于北京。

马善修（1913~1932）唐县马庄村人。幼年酷爱读书，有正义感。中学毕业后于1930年考入保定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二师”），编入第十四班，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二师共青团的领导工作。1932年4月，国民政府当局为破坏二师学生的革命活动，宣布提前放假。他回到家乡仍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当接到护校委员会通知后，当即返校投入护校斗争，表现英勇果敢，曾冲出校门购回面粉，粉碎了围校国民党军队企图断粮、迫使学生屈服的阴谋。7月6日，国民党军警冲入学校，他和同学们用大刀、棍棒与荷枪实弹的军警实英勇搏斗。敌人用机枪、步枪猛烈射击，他和护校办公室的同学们向西南角突围途中被敌人子弹击中，当场壮烈牺牲。

刘亦珂（1913~1939)原名刘常和。安新北冯村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任（丘)高（阳)安（新)中心县委委员，参与领导北冯、同口、三义等7个村庄500多农民为解决缺粮大闹县衙的斗争，并取得胜利。1935年任中共河北省委交通员，被派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久，在上海被捕入狱，因查无实据被释放。出狱后，回原籍继续领导农民开展革命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党中央派孟庆山从延安到冀中，在高阳、安新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首先与刘亦珂取得联系，在他的大力协助下，在安新县城、北冯村、孟仲峰等地开办游击战争训练班，培养抗日骨干，建立了河北游击军等抗日武装，刘亦珂任新安游击军（号称小八路)第三师师长。1938年4月，孟庆山领导的河北游击军和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改编为八路军三纵队。5月，刘亦珂任冀中军区九分区三十大队队长，活动在安新、雄县、新城（今高碑店）、高阳、河间、任丘和肃宁等地，寻机打击敌人。

1939年4月，刘亦珂率领三十大队参加了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贺龙指挥的齐会战斗。6月，日军在高阳县旧城镇安了据点，对抗日根据地实行“蚕食”和“扫荡”。8月6日，刘亦珂奉命率三十大队4个营的兵力从庄头村出发，连夜赶赴高阳县旧城镇附近，当天夜里12点对日伪军发起总攻。刘亦珂带领四营从正面猛攻，一、二、三营从侧面袭击，把800多日伪军围困在旧城镇里。敌人措手不及，狼狈地向高阳县城方向逃窜。刘部乘胜追击，准备渡过潴龙河围歼溃逃之敌。但这时敌人从高阳县城派出增援部队，已埋伏在潴龙河对岸。刘部正在渡河时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在激烈战斗中，刘亦珂不幸中弹牺牲。

胡志发（1913~1940)曲阳宿家庄村人。早年赴开滦赵各庄煤矿做工，并成为中共地下党员。1938年春，与节振国一起参加开滦煤矿大罢工。夏末，随冀东特委领导周文彬、积极分子王家义等到迁安、滦县、丰润等地开辟抗日根据地，任四总区区长。常和节振国一起行动，并介绍节振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0月，调任冀东迁（安）滦（县）丰（润）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财政科科长，为抗日活动筹集了上万元资金。

1940年4月上旬的一天拂晓，驻榛子镇据点的日军包围了西新庄营村。由于叛徒告密，藏在堡垒户孙占福家地窖里的胡志发和警卫员孙明被敌人堵住。特务带领几名日本兵扒开通往地洞的土炕，胡志发和警卫员假装投降，让敌人在洞外迎接，孙明跃出洞口，趁敌人不备击毙特务队长，越墙逃脱。胡志发击毙日军军曹，不幸中弹负伤。胡志发边跑边打，接连打伤两名日本兵，后靠一秫秸垛做掩护，打光了子弹，被敌人围住。敌人放火烧着秫秸垛。胡志发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牺牲后葬于宝塔寺西南山坡上。胡志发在外期间，由于处在战争环境中，未给家中通过信，牺牲后组织也未能通知其家属。妻子只知丈夫早逝，但不明情况。“文化大革命”初期，胡志发的妻子和儿子被打成“反革命家属”。

1967年，电影《节振国》在当地上映，胡妻认定影片中的胡区长即是自己的丈夫，遂千里寻踪，遍访当年的堡垒户，澄清事实，被追认为烈士家属。

王玉（1913~1940)女。原名侯志德。高阳河西村人。父早丧，家境贫寒。童年的磨难，使她养成自强好胜的性格。抗日战争初期，县抗日党政机关以河西村为根据地，发动全县开展抗日斗争，王玉受到抗日干部的教育启发，于1938年参加本村抗日活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妇女救亡工作。

1940年6月，调任肃宁县二区妇救会主任，化名王玉。到职后深入农村，宣传群众，配合抗日武装打击敌人。8月7日与群众一起抢收庄稼时，遭日军包围。日军用刺刀逼着群众交出抗日干部，并架起机枪相威胁。为掩护群众免遭杀害，王玉挺身而出，并鼓励群众说：“乡亲们，不用怕，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日军把王玉押进丰乐堡据点，连续3天酷刑审讯，始终毫无所获。8月10日夜，区委通过据点里的内线配合，营救王玉脱险，连夜送回河西村老家养伤。未等伤口痊愈，即返回工作岗位。9月27日为传达县委指示，与妇救会干部郭永一、徐春、许秀荣等在泥洞村召开会议，因汉奸告密，再遭日军包围，在场的两名男干部当场牺牲，王玉等与日军英勇拼搏，终因寡不敌众被捕。日军将其押进县城监狱，虽身陷囹圄，仍不停止斗争。王玉等4人成立党小组，一致表示：“我们人虽被捕了，但我们的意志决不能被俘，要与日寇斗争到底。”其后，她们经受了日军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始终坚贞不屈。敌人遂改变手段，一群汉奸为王玉等设宴，许以官职诱降。一位日军翻译几次向王玉攀亲逼婚，均遭王玉斥骂。日军无计可施，遂于9月30日晚，将王玉等杀害于肃宁县城西门外。

一位住西关的老人目睹烈士宁死不屈的场面，写下悼念烈士诗数首，其中有：“四位女士英雄真，被难无更忠烈心，性命牺牲为救国，精神长存万人钦。”（原稿存于肃宁县烈士馆)。西关岗楼的一名伪军孙西茂，身临烈士牺牲场面后，深受影响，毅然弃暗投明，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冒险抢回烈士遗体，将王玉安葬在高阳庞家佐村外。

崔健吾（1913~1941)女。原名崔秀梅。望都建安村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1933年考入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文学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天津沦陷，崔健吾回到家乡从事抗日救亡活动。9月与胞弟一起参加了冀中党组织领导的满（城）望（都）特区救国动员委员会，负责筹建妇女组织。走乡串村，组织妇女识字班，学文化、教唱歌，动员青年妇女放足、剪发，反抗封建婚姻，做军鞋支援抗日将士。到年底，贾村一带8个村全部成立了妇救会组织。

1938年初，崔健吾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正式担任了特区妇救会主任。除做妇女工作外，还担任特区办的《民运》小报主编。《民运》经常报道前线战况，揭露日军暴行，以及当地农、青、妇救亡活动的开展情况，深受欢迎。3月崔健吾代表特区出席冀中区妇女代表会。9月调到冀中军区政治部，负责《民抗报》的编辑工作，她白天采访，晚上收听延安广播电台的广播，连夜拟稿、送审，亲自刻写油印，第二天发到连队，受到指战员的赞扬。

1939年10月，崔健吾被抽调到白求恩学校军医第三期培训班学习。1941年初毕业任冀中军区卫生学校教员兼校医。在北岳区反“扫荡”期间，崔健吾负责50多名伤病员疏散在易县西马王村治疗。9月12日清晨带领伤病员爬山转移时，见有日伪军从东北方偷袭过来，崔健吾沉着机智地把一部分重伤员隐蔽好，自己带轻伤员绕过山头折向西南，但西南方也有敌人接近。在这危急关头，崔健吾让伤员伪装隐蔽起来，自己突然跃身跑向南坡，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密集的子弹在她身边飞过。刚跑到半山腰，崔健吾腿部中弹倒在地上。她迅速把随身带的伤员名单撕碎扔掉。这时敌人已冲到面前，用刺刀逼她交出伤病员，崔健吾怒目圆睁，奋力举起一块大石头向日本军官砸去，大喊：“强盗，滚开！”敌人的刺刀刺透了崔健吾的胸膛，她壮烈牺牲。她掩护的伤病员除有五六名被敌人搜出牺牲外，其余都安全脱险。反“扫荡”结束后，冀中军区后勤部党委追认她为模范共产党员。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授予她“人民卫生工作者”的称号。同年8月，卫生部在天安门城楼举办的卫生工作展览会上，悬挂了名为“宁死不屈的崔健吾同志”画像，画面是手举石头掷向日军的崔健吾。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的《解放军烈士传》第八集收录了崔健吾烈士的生平事迹。

贾健夫（1913~1941)又名贾子音，乳名茂尔。望都固现村人。8岁入村中小学读书，12岁考入望都城内高小，15岁进县简易师范学习，开始接触革命思想。翌年毕业后，在二十里铺村小学教书，年底回本村任教，课余办起了农民夜校，教农民读书识字，向农民宣传进步思想。1938年初，结识来望都开辟抗日工作的刘元士，并由刘元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秋任望都县路东区区长，为迅速开辟工作，不分昼夜深入贫苦农民中，发动群众除奸反霸，镇压了作恶多端的日伪特务、土豪劣绅，很快打开了局面。

1939年5月，贾健夫任四区区长，8月改任县政府民政科科长。在推行边区制定的统一累进税工作中，认真细致，善于根据工作实际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既有效地避免了“吃大户”的偏差，又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深得各阶层人士欢迎，人们编了歌曲赞扬他“民政科长贾健夫，来到路东打基础……人人都拥护。”1940年调任县政府秘书。当时上级布置了由冀中向山区输送公粮任务，突破日军严密封锁的平汉铁路是运粮的关键，贾健夫到铁路沿线的村庄进行调查，发动当地村干部、党员出主意、想办法，最后确定在崔庄、黄庄间过路。在贾健夫的组织指挥下，经过三个夜晚的突击，圆满完成运粮任务。

1941年3月26日，由于汉奸告密，贾健夫等人在连颐下乡时被敌人包围。贾健夫在帮助战友们脱险后，自己撤离时中弹受伤，老乡们把他藏在谷囤里躲过了敌人的搜查，终因失血过多，不幸在转送途中牺牲。

陈琳（1913~1944)原名陈之骏。涿县（今涿州）毛家屯村人。11岁考入涿县城内完全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通县师范学校。勤奋好学，历次考试名列前茅。通过学习，逐步懂得了爱国爱民的道理。对“九一八”事变和“一二·九”学生运动感触很深，不顾冀东伪政权阻挠，与通县师范爱国师生一起，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联络涿县籍同学，组成抗日救国宣传小分队，回乡进行宣传活动。1936年西安事变，国共第二次合作后，经人举荐，担任了涿县国民党政府五区区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涿县县城随即失陷。陈琳领导五区警察武装，在拒马河岸宋家营、横岐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八路军邓华支队进入房涞涿地区，他率部投奔八路军，被编为平西涞涿办事处游击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涞涿五区区长，后调任房涞涿县教育科科长。1942年斗争最困难的时期，他主动要求到斗争第一线工作，任涞涿四区区长。在辖区培养“关系人”、建立“堡垒户”、发展基层组织，壮大基层武装。日伪为威胁陈琳，迫害其亲属，逮捕其妻入狱。他丝毫不动摇，常说：“没有国就不会有家。”1943年，他和区武工队长阎占江带领6名武工队员在宁村被100多名伪军包围。突围时，在他的策应下，阎占江乘隙一刀刺死伪警备大队大队长曾宪章。

1944年他领导的四区武工队，在县大队的配合下，先后攻克北义安、孙庄、横岐的伪军据点，迫使岐沟伪军撤回城内。同年，为赶走驻在常村的伪军，他和涞涿县大队大队长萧炳林策划了“县城伪军头子调驻常村的伪军进城”的假信，在途中伏击伪军，并烧掉常村据点。日伪军屡受挫折，几次以巨金悬赏捉拿陈琳，并派暗探侦察区武工队的行踪。1944年11月13日，他和武工队员二三十人在四区马踏营、横岐一带开展工作，因汉奸告密，被日伪军包围。陈琳在组织突围中壮烈牺牲。

李特（1913~1947)原名李格亮。蠡县南五夫村人。自幼接受进步思想教育，曾成立革命组织“青苗会”，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本村抗救会主任，在抗日救亡活动中，组织妇女上夜校，动员妇女剪发，参加抗日宣传工作。193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任蠡县二区人民代表会主席。1941年，李岗据点的日伪军经常出来烧杀抢掠，搜捕抗日干部。李特领导全区人民挖地道、堵街口、埋地雷，破坏日伪军交通，利用高房、地道进行村落战和游击战。一次，日伪军到中孟尝村“扫荡”，刚进大街，就遭到手榴弹的迎头痛击，拖着几具死尸逃回李岗据点，而干部群众无一伤亡。为此，冀中第九军分区奖给小炮一门、手榴弹200枚，《冀中导报》予以表扬。李特认真总结这次战斗经验，领导各村人民把地道挖成连络院、过街洞，形成了上、中、下三通的地下工事，有的挖到野外，使敌人不敢出来骚扰。

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后，境内日军据点林立，环境更加严酷，区委书记石介璞、敌工委员李福海等人惨遭杀害。在此情况下，区长李特和区委书记刘良从、公安员马峰三人领导全区人民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组织“飞虎队”，趁集日深入李岗据点，砸死一名日军兵，获取其枪械；又摸入敌据点联保处活捉三个特务。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为此，敌人悬赏5万元捉拿李特。为了控制日伪政权，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李特把联保处、村公所里不可靠的人全部换成共产党员和可靠群众，使之成为执行抗战任务的地下组织。1944年秋后，日军在各个战场节节败退，形势要求老区干部到新区开展工作。1945年正月，李特率武工队挺进京津保三角地带工作。同年10月，任文安县民主政府县长。在县委领导下，全县人民开展除奸反霸、清算复仇斗争，沉重打击了汉奸恶霸反动势力。

1946年，他按照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精神，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把各种官地、公地、庙地、学田、教堂地、堤根地、旗地、荒地以及逃亡地主的土地和开明地主的部分土地分给贫雇农、烈军属，大大鼓舞了农民的革命热情。是年6月，李特响应领导干部带头参军的号召，第一个报名参军，在文安县很快组成一个团的兵力，编入独立七旅（后定编为十六旅第四十八团)，李特任团长，先后参加了解放永清县城、霸县北关、徐水县城、元氏县城、清风店战斗和石家庄战斗。1947年10月，李特奉命开进大青山，追剿国民党残余部队，亲自带领一个营追击敌人，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杨怀英（1913~1967)女。涞水太平村人。出生在贫农家庭。13岁时，父亲为了养家糊口，被迫以18块银元，把她卖到涿鹿县板铺村赵家为童养媳。1938年，平西抗日根据地建立后，杨怀英不但自己从事抗日活动，而且积极支持丈夫赵连隆参加了共产党，先后当了村锄奸组长和区干部。1941年11月，赵连隆被敌人杀害，杨怀英继承丈夫遗志，参加抗日工作。

1942年9月14日，杨怀英被日军逮捕，敌人施尽多种酷刑，逼她说出党的机密和干部行踪。杨怀英英勇不屈，大义凛然，一直回答敌人：“不知道!”并厉声痛斥日军和汉奸。被监押4个多月，于一天深夜设法逃出。1944年3月至5月间，晋察冀边区教育阵地社出版发表了歌颂杨怀英的大鼓词——《民族气节女英雄》，晋察冀边区妇女联合会编写了《民族英雄杨怀英》小册子，以及歌颂杨怀英的一些歌曲，在平西地区广为流传。为了表彰杨怀英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的英雄气节，1944年10月，冀察行署召开了群英大会，授予杨怀英“民族英雄”称号，赠予锦旗一面，并批准她为中共党员。1945年1月起，杨怀英先后担任涞水县六区妇联委员，涞涿县五区妇联主任、副区长。

新中国成立后，杨怀英曾任石家庄第一粮库股长、河北省军区后勤部后方分院保管、河北省直属机关西医门诊部政治干事、河北省献县普济医院和河北医学院结核病医院保管等工作。1967年9月7日病逝于石家庄。

李殿冰（1913~1982）曲阳尖地角村人。出身贫寒，自幼给地主放牧，爱好打猎。16岁时去北京门头沟煤矿做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回乡。次年参加抗日动员会，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村支部书记兼抗日游击组组长。1941年8月，李殿冰用自制的“大抬杆”在清水洼一次炸伤日军30多人，从此闻名当地。1943年9月16日，千余名日伪军“扫荡”晋察冀军区三分区二团驻地武家湾。李殿冰同村游击组组员董四儿、董长庆、董墨连一起，在二团转移后，利用日军妄图对二团夹击的阴谋，引诱敌人自打了一场恶仗。17日，日伪军分3路袭击报复尖地角村，李殿冰在路上埋设地雷炸死日军4人，军马1匹。敌人进村后，又遭游击组枪击和地雷阵轰炸，伤亡45人。18日，李殿冰凭着娴熟的枪法，在村外偷袭敌人，救出被日军抓住的16名妇孺。当年秋3个多月的反“扫荡”战斗中，李殿冰率村游击组共与日伪军作战27次，打死打伤敌人267名，缴获大枪3支、电话机3部、牲口47头及一批军用物资。李殿冰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被誉为“北岳麻雀战”。被任命为尖地角一带联村民兵中队队长。

在1944年2月8日晋察冀边区大会上，李殿冰被评为“二等战斗英雄”。同月10至14日，李殿冰出席边区第一届群英大会，获“战斗英雄”称号及驳壳枪1支、奖章1枚。4月，李殿冰的事迹被边区冲锋剧社编成新闻报道剧演出。5月8日，受到边区委员会通令嘉奖，被授予“神枪手”和“太行勇士”称号。在12月1日至9日，曲阳县第一届群英大会上，李殿冰再次被评为战斗英雄。同年12月20日至1945年1月30日，李殿冰出席边区第二届群英大会，做典型发言。同时，《晋察冀日报》发表《“三全其美”李殿冰》报道。会后，李殿冰被任命为曲阳县七区民兵大队长。1947年9月，任县民兵团长。10月率民兵连参加定县清风店战役。

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北军区授予李殿冰战功勋章、劳动勋章、民兵英雄勋章，并获三级解放勋章和三级独立自由勋章，被评为全国民兵战斗英雄。1950年9月26日至10月2日，李殿冰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会议，代表全国民兵，同陆海空三军代表各执一角向毛主席敬献锦旗，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3年10月，李殿冰任河北省安平县兵役局局长，1958年任新乐县人武部部长。1966年3月离职还乡，1982年7月2日病逝。

于江（1914~1940)原名于镇华，又名于铁生。河北沧县人。1933年考入天津商职学校。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骨干。翌年，加入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抗日解放先锋队，后经刘济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天津白色恐怖日愈加剧，党组织号召学生及民先队员到农民当中去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于江到天津北郊小仓附近农村开办了一个小学班，专门吸收贫苦子弟入学，借机开展抗日宣传。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天津各校被迫停课，大批学生流亡各地。于江随同学先后到济南、合肥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同年9月到达南京，随同学到国民党当局请愿。日军进攻上海后，于江投奔延安，入抗大第四期学习。学习期间有幸聆听毛泽东讲课。毛泽东还在于江的笔记本上题字：“碰了钉子时，就向钉子学习，问题就解决了。”

1938年9月底，于江进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2月，分配到晋察冀边区一地委，先到涞源县任农会主任，不久调任定兴县农会主任。于江到定兴后，很快成立了中共定兴县工作委员会和一批农村基层组织。1940年3月2日，原一分区五支队司令赵玉昆叛变投敌，县内局势严重恶化，当时，于江和警卫员王炳文、李嘉银正在易上村开展抗日工作，尚不知赵玉昆叛变。3月11日被赵玉昆抓捕，杀害在仓巨村北。

董志坚（1914~1941)原名祝玉璋。蠡县辛兴村人。1929年考入蠡县刘铭庄崇实高级小学校，1930年该校建立共产党支部，祝玉璋和部分同学在党支部领导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31年考入博野县北杨村四存中学。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祝玉璋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蠡县战地动员委员会，动员各阶层人民，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共赴国难。他以身作则，动员父亲祝文田把家里的余粮献给抗日民主政府，支援抗战。1939年2月，祝玉璋任县抗日民主政府财政科长。是年春，境内日伪军疯狂进行烧杀抢掠。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带头发展生产，厉行节约，支援抗战。是年夏，全县遭受特大水灾，他又带领全科人员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节衣缩食、克服困难、生产自救，并在全县各村实行合理负担，以减轻农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

1940年2月，祝玉璋被任命为蠡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为便于工作，改名为董志坚。根据上级指示，结合县情，在县委统一领导下，组织发动群众挖交通沟，破坏日伪交通，粉碎日伪机械化兵团的“扫荡”；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加强县大队、区小队和游击组的建设；开展文化教育和党的宣传活动。是年9月，按照地委指示，开展“双周战役”，董志坚任总指挥。两周内，领导全县军民开展破路、挖沟、攻打据点、袭扰日伪军等活动21次。同年10月至次年2月，为支援西部山区抗战，他亲自布置、组织动员1500余名群众，在八路军三十三团的掩护下，向平汉铁路西运送粮食和土布，运粮大军每人身背60余斤粮食或布匹，通过多条封锁沟及平汉铁路，将物资运到唐县、完县（今顺平）一带。

1941年2月20日，他从冀中行署开会回到县委驻地桑园村，为防日伪军袭击，县直各部门分散转移，当晚董志坚带领县政府人员到刘铭庄。次日拂晓，日伪军包围了刘铭庄，他和警卫员几次突围均未成功，日伪军愈打愈近，警卫员牺牲了，董志坚仍然顽强地抗击日伪军，日伪军几次冲上来都被他打退。日伪军喊话让他投降，他愤怒地回答：“我是共产党员，宁死不降!”仍奋力冲杀，身中数弹，英勇牺牲。为纪念董志坚的革命功绩，在他牺牲后辛兴村曾改名志坚村。

刘鸣琴（1914~1941)乳名小进、小文。安国南章村人。受其姑父博野县早期共产党人徐云甫革命思想的熏陶，自幼便同情穷人，乐于助人。1929年刘鸣琴高小毕业后常帮徐云甫传递情报。1931年经徐云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8月下旬，刘鸣琴因参加高蠡暴动，暴露身份，经党组织介绍去北平（今北京）于学忠部当兵。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鸣琴受中共博野县委派遣，到河北民军特务营工作，期间积极发展党的力量，到1938年4月，发展党员30多人。1938年5月10日，刘鸣琴率特务营在献县驻防时，被张荫梧亲信张文祥团解除武装。刘鸣琴在献县县长掩护下，转道河间投奔人民自卫军孙志远部任第七团特派员，后改任三营营长。1939年夏秋间，中共冀中区抗日部队对敌展开运动战，刘鸣琴身先士卒，带病指挥作战，劳累吐血。部队决定其回地方养病。回家后刘鸣琴积极帮助村干部动员新兵入伍，鼓励妻子参加抗日工作。是年冬，病愈归队，调任晋察冀军区所属十七团二营营长。他率部在高门屯、宣村、南龙岗等战斗中重创日军。晋县小樵镇伏击战，缴获机枪5挺，手枪30多支，被称为“钢铁营”，敌军闻风丧胆。

1940年12月下旬，刘鸣琴营奉命在定县西南20里处伏击日军军火车，将车上日军全部消灭，缴获两门山炮，将无法搬动的坦克、野战炮等全部炸毁，刘鸣琴受到八路军总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通令嘉奖。1941年7月，二营在定县马阜才一带被敌重兵包围。战斗打响后，刘鸣琴指挥若定，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救援部队赶到后，刘鸣琴组织火力猛烈反击，冲杀时胸部中弹，壮烈牺牲。刘鸣琴牺牲后，朱德、彭德怀深为悼惜，通令全军向他学习。

侯卓夫（1914~1942)原名建民。高阳河西村人。其父侯君枚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侯卓夫自幼受父亲影响，养成了助人为乐的高尚品质和情操。1929年夏，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育德中学刻苦学习，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后因肺病辍学回家。养病期间，利用小学教员的身份向学生宣讲马列主义和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并深入贫苦农民之中，宣传革命道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农村基层组织。1932年夏，接受中共保属特委指示，着手进行高蠡农民暴动的准备工作。后因高蠡暴动失败而被迫出走北平（今北京），至1934年病愈复学，与刘秉彦参加领导了学校“左联”及其下属的“文学研究会”、“读书会”等进步社团。1935年北平“一二·九”爱国运动爆发后，根据党的指示，组织学生教师游行，请愿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受党组织派遣到安新县喇喇地一带，与当地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不久，参加了中共保属省委军事委员孟庆山在蠡县南玉田村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侯卓夫回高阳县开辟工作。先后建起高阳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农民抗日救国会，组建了人民抗日自卫队。1938年夏，冀中四地委派罗玉川到高阳，帮助恢复起高蠡暴动时遭到破坏的中共高阳县委，侯卓夫任书记。当年8月，调任冀中九地委巡视员，派往白洋淀地区任新安县委书记。并以“八路军政治处”的名义深入基层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举办抗日干部培训班，发展党员，建立农村党组织，为白洋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39年2月，日军侵占新安后，加紧了对水陆各乡的疯狂“扫荡”和“清乡”，白洋淀抗日根据地环境日趋恶化。为打击日本侵略者，铲除汉奸卖国贼，侯卓夫指导县委成立特别除奸团，在县委领导下深入敌占村镇除奸歼敌，使敌人胆战心惊，惶惶不安。与此同时，还积极整建、扩充抗日武装，组建抗日游击三十三大队，各区也陆续建立了抗日游击小队，著名的雁翎队就是在侯卓夫的亲自帮助下组建的。1940年8月，安州、新安合并为安新县，侯卓夫任县委书记，陈钧任县长。县委在全区进行了第二期党、政府巩固工作，深入开展了民主宪政运动，选举产生了县、区、村各级抗日民主政府。

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一时白洋淀地区抗日斗争形势严重恶化。刚刚调任九地委民运部长的侯卓夫又被派回安新工作。1942年9月25日，在大北六村开完会刚刚转移到留村一个堡垒户时，由于叛徒告密遭敌包围。他烧毁有关文件，并与警卫员小田机智地打死把门的汉奸，趁黑冲出包围，在村外的一片坟地与敌展开殊死搏斗。当时侯卓夫正患疟疾，加之长期奔波，过度劳累和人少力单，激战一时便感到精疲力竭难以支撑了。小田几次要背他突围均被谢绝，直到仅剩一粒子弹，自杀殉国。

刘云生（1914~1942)又名刘镇昌。安国马固村人。15岁高小毕业。1929年考入保定志存中学，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反军阀、反侵略的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刘云生投笔从戎，在于学忠部一一八师督察处做文书工作。他精明干练，能书善画，颇受张庆余器重，不久被提升为少尉参谋。部队纪律松驰，扰民事件时有发生，他常对士兵讲：“百姓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是兵不是匪，吃百姓穿百姓，就要救护百姓。”1933年，中日《塘沽协定》签订后，于学忠部一一八师奉命改为冀东保安第一总队，名义上属非战区专员殷汝耕管辖，实际指挥权仍属于学忠，抗日活动未受限制，刘云生继续在参谋处任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驻北平司令部调保安队攻打宋哲元部，刘云生、张庆余等以“枪口对内，恕不从命”拒绝。日本人欲以保安队通“匪”罪将其消灭。得知这一消息，保安队发动通县暴动，刘云生率参谋处官兵活捉了汉奸殷汝耕等数十人。保安队撤离途中，遭日军飞机轰炸，部队溃散。刘云生辗转到达北平（今北京），因日军悬赏捉拿难以立足。1937年10月，返回安国，参加抗日工作。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安国县农会主任，积极领导减租减息斗争。1939年4月，任中共安国县委宣传部部长。1940年4月任县委书记。在残酷环境下，带领全县人民坚持抗战，同日伪军进行殊死斗争，成功运用伏击战、麻雀战、挑帘战打击敌人，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政权和抗日武装。冀中七分区授予安国“抗日工作模范县”称号。敌人对刘云生无计可施，将他全家老少7口抓到定县，企图迫其投降，并许以“要钱给钱，要官给官”。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刘云生表示“就是老少七口全牺牲了，我也要抗日到底”。

1942年11月12日，刘云生在大户村进行工作时，由于叛徒出卖，住处被日伪军包围，面对重敌，警卫员孙书本倚窗与敌激战。突围时，刘云生中弹负伤，他命令警卫员“我掩护，你突围”，不容警卫员分说，就爬进东草棚，猛烈向敌还击。日伪军凶残地点燃了东草棚。刘云生不顾火烧烟熏，顽强地向敌射击，直至柱倒棚塌，壮烈牺牲在熊熊大火之中。事后，县委召开追悼大会，将11月12日定为刘云生殉国纪念日。

安国俊（1914~1943)容城小里村人。出身贫苦农家。1938年5月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村农会主任、四区干部。他的家成为共产党、八路军的“据点”，县委书记赵雨农曾多次在他家召开会议。1941年，日本侵略军疯狂“扫荡”边区，他家便成为共产党抗日斗争的“堡垒”。他一家人掩护、救护了大批干部、战士和伤病员。

1942年6月27日，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包围了安家。紧急中，安国俊让区长蔡立志藏进夹壁墙，自己挺身而出，以自己被捕掩护了革命同志。他被敌人严刑拷问，始终不屈，日军先把他押往石家庄，又押到鞍山，在日军康德冶铁所做劳工。在那里，他组织劳工起来斗争，于1943年6月10日被杀害。

阎进忠（1914~1979）乳名阎墨丫头。曲阳北孝墓村人。贫苦农民出身。1934年到北平（今北京）门头沟煤窑做工，1935年返乡学木工，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村农民抗日救国会主任兼除奸团长。1939年春，受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侦察人员的委派，以做木工为掩护，打入北孝墓村日伪炮楼，几次获取敌人的书报、子弹等。同年冬季，经和炮楼内线联系，带领北、南孝墓村民兵里应外合，一枪未发端掉了炮楼，缴获大枪22支、手枪5支、俘敌24名，并将炮楼烧毁。后受组织委派，又以木工身份打入县城日军“红部”，9天中两次获取敌人子弹、枪支等物，并救出被敌扣压的两名抗日干部家属。

1941年6月，阎进忠受组织派遣，同北孝墓村干部一起，以“自首”为名再次打入县城日军“红部”，弄清敌情，一举摧毁了本村的“灭共组织”。因被敌人察觉，阎进忠到山西省繁峙县前堂村亲属家暂避，敌人逮捕了他的父亲和弟弟，把家中7口人威逼到村东大坑处，用瓦斯熏呛致昏，经乡亲抢救才脱险。阎进忠返回家乡后，任村武委会主任兼治安员，同区抗日民主政权一起，扣压了“灭共班长”，击毙了北孝墓村伪村长阎万才。1941年9月的一天，阎进忠夜间回村时被日伪军抓捕，受尽严刑拷打，昏死7次，蹲刑洞6天，未泄露党的机密，被抗日武装用抓获的7名汉奸换回。阎进忠脱险后，继续带领民兵埋地雷、掐电线、破坏敌人交通，兼任村“破坏”组长、“放火”组长和情报组长。1942年6月的一天，阎进忠带领民兵夜间埋地雷时再次被日伪军抓捕。敌人用棍子将其胳膊打断，他昏死过去。敌人用刺刀刺其小腹，穿透阴囊，他因此落下残疾。1941年春，阎进忠在晋察冀军区教导大队受训，返乡后任县九区游击大队干事。1943年3月任区武委会主任。

1944年2月，阎进忠被晋察冀边区政府授予三级民兵战斗英雄，出席边区群英大会。区、县、边区3年内奖其手枪3支，其事迹被编成戏剧在当地上演，《晋察冀日报》刊登了阎进忠带领北孝墓村民兵进行村落战的事迹。1944年11月至1945年3月，阎进忠在阜平县晋察冀军区受训学习。1945年11月返乡后任县办造纸厂（后转为晋察冀日报社造纸厂、人民日报社第三造纸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1949年随造纸厂迁驻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阎进忠历任中直进修办事处干训班干事、中直四工区工人队长、中直七工区工人队长、中直干训班副主任、中直华北砖厂副厂长、中直西郊木料供应站主任、新京木材厂副厂长、物资局第二储木厂副主任、广渠门仓库副主任、北京市建工局烟灰厂副厂长等职。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阎进忠“晋察冀边区民兵战斗英雄”称号。阎进忠于1979年3月3日逝世。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张文海（1915~1941）易县南城司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1月在易县担任民兵基干队队长。1940年7月，将涞易公路以北的白马、西陵、紫荆关、良岗一带划归龙华县，张文海调龙华县担任基干民兵大队队长，转战于拒马河两岸。

1941年7月下旬，日军一个混成旅集结于紫荆关，意欲开往平西根据地进行“扫荡”。得到消息，张文海立即召开区、村武委会主任会议，决定沿拒马河伏击，牵制日军向平西“扫荡”的计划。7月30日拂晓，日军出了紫荆关城，前队过了拒马河，突然“轰”“轰”几声巨响，日军踩响了游击队埋在河两岸的地雷。日军继续向前，行至一片高粱地，突然东面山头上三声枪响，埋在高粱地里的拉雷、火雷齐声炸响，四方山头上枪声四起，日军以为遇上了八路军主力，分头向山头冲击，这时张文海带领的县大队早已撤退。时近中午，日军又饥又渴，分散到附近村正欲架锅做饭。村里村外，院前院后，山上埋的，门上挂的，树上拉的地雷、手雷、手榴弹接二连三地爆炸，日军一滴水没喝，一口饭没吃，又从村子里钻出来上路。下午，张文海带领县大队，东打西撤，边打边走，运用麻雀战，整整与日军纠缠到黄昏日落。张文海带领县大队，8月袭击了驻在北城司的日军山炮队，9月炸毁了日军的运输队，深夜赶走日军战马。张文海在紫荆关一带成为人人皆知的抗日英雄。由于汉奸告密，日军小队长高桥去南城司五岭口将张文海的妻子、弟弟等11人抓到日军驻地。高桥在吊打审讯、引诱逼供张文海家属的同时，强逼其嫂李玉芹给张文海送去一封信，以全家性命威胁张文海，让其投降日军，张文海在给高桥的信中，历数了日本侵略军的罪行，当晚又派侦察员除掉了高桥的两个哨兵。

1941年10月3日，“扫荡”平西的日军全面撤退，沿途烧杀抢掠。张文海带领县大队立即到日军路过的村庄扑灭火灾，排除地雷，保护群众回村。4日清晨，大队日军从桑园向易县城方向撤退。张文海带领县大队尾随日军，见日军疲惫不堪，意欲袭击大道上的日军，又怕伤害桑园村附近的群众，于是他们翻山越岭抄近道跟踪追击。尾追到奇峰岭，张文海命令部队占领奇峰岭两边制高点，一声喊打，子弹、手榴弹、大块石头像雨点、冰雹一样砸了下去，日军丢下30多具尸体狼狈逃窜。正在欢庆胜利的时刻，从道边岩洞里飞出一颗子弹击中张文海头部，他当场牺牲。通讯员小杨立即搜索上去，把潜藏的两名日本兵击毙。1942年春，易县人民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在南城司五岭口烈士墓前为张文海立纪念碑。张文海烈士牺牲的村庄改名为“文海村”。

康翰文（1915~1942）李君玉（1915~1942）康翰文，易县远台村人。1930年考入保定育德中学。五四运动后的育德中学是保定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学校里，康翰文阅读了学校出售的《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和《共产党宣言》等书刊，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保定城乡迅速掀起了抗日热潮，康翰文到处贴传单，作演讲，参加了飞行集会，开展罢市、罢课、抵制日货等活动。1932年3月，康翰文被开除学籍，同年转入易县河北省立第八中学。

李君玉，易县南管头村人。1931年考入易县河北省立八中，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易县八中也掀起了抗日热潮。八中的进步知识分子联合简易师范、城内第一高小举行游行示威。康翰文、李君玉在八中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读书会和报告会，学习《新青年》杂志和《红军战斗小报》，讲“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略东北后的形势。十月革命纪念日，他们组织学生到店北火车站举办演讲会，讲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革命的意义。他们还深入农村，向贫苦农民讲解地主剥削压迫农民的状况和问题，讲南方苏区的革命形势。

1933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康翰文等带领八中进步学生到店北、营房一带张贴标语，并进行集会，康翰文等人的活动引起易县国民政府的注意。五一劳动节后，派警察在校内进行搜查，康翰文、李君玉同时被学校开除学籍。康翰文回到家乡当了小学教员，李君玉又转入保定第六中学学习。1938年晋察冀军区在易县为五台山军政学校招收学员。康翰文、李君玉同时赴五台山军政学校学习。1942年成立龙华县，康翰文和李君玉先后在龙华县任公安局局长和民政科科长。

1942年3月6日，专署指示他们立即到边区开会。由于日军封锁和“扫荡”，会期已经向后延了几次，这次接到通知，他们决心冒着危险如期去参加会议。由公安局警卫队和沿村党组织负责护送他们二人过封锁线，行至大盘石时，遇上“扫荡”的日军。为了文件的安全，康翰文命令警卫队把日军引向另一方，他们二人边打边退。行至玉山铺，一股日军又追了上来，枪声密集，康翰文不幸腿部受伤无法行走，他们在水洞沟口烧毁文件。敌人包围上来，大声喊叫“捉活的！”他们二人奋力反击，李君玉头部中弹昏了过去，急切中康翰文将剩余的文件塞进冰窟，把所带的边区票撕毁。敌人冲了上来，用石头猛砸李君玉的头。为了不当俘虏，康翰文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二人壮烈牺牲。为了永远纪念这两位烈士，龙华县政府在他们牺牲的山沟里立下了烈士纪念碑，将李君玉生活和战斗过的孔各庄东沟命名为君玉村。

林里青（1915~1942)原名董国钧。蠡县荆邱村人。高中毕业后，于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参加蠡县新世纪剧社，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新世纪剧社调到冀中区，董国钧留蠡县任抗日民主政府教育科科长。在残酷环境下，他坚持党的义务办教育方针，使大多数男女适龄儿童都能入校学习，对成年人则开办识字班。在中孟尝、鲍墟、李岗、蔺岗等20多个村建立了高级小学校。他还将很多学校、识字班办成抗日剧社、歌咏队，宣传党的政策，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为配合抗日战争，学校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行人。

1941年2月，董国钧代理蠡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为便于工作更名林里青。是年10月，任蠡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后，全县由半游击区变为游击区。林里青积极领导全县人民开展挖地道、坚壁清野，建立秘密堡垒户，保护秋收和精兵简政等工作。随着形势日益恶化，县、区干部和地方武装均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他带领一部分干部和县、区游击队，在三、六区一带发动群众，利用地道和青纱帐，昼伏夜出，走村串户，辗转迂回，坚持抗日，不断打击日伪军。6月27日，他在界河村召开县政府工作会议。次日晚，转移到南玉田村一家堡垒户休息，被日伪军包围，他立即指挥大家整理好文件和枪支子弹到地道里隐蔽。不多时洞口被日伪军发现，日伪军挖洞、用烟熏，并喊话劝降。林里青当机立断，几次组织大家向外冲，终因日伪军封锁严密未能如愿。后有几人出洞口后被敌人抓住，林里青一人坚守在洞里，沉着应战。日伪军命令一伪军下洞察看，被林里青击毙。最后只剩下一颗子弹，他振臂高呼“誓死不当俘虏!中国共产党万岁!”自杀殉国。

赵观民（1915~1942）曾用名陈华、张建翼、赵耕田、田野。保定人。1934年毕业于保定第二职业学校化学科。因成绩突出留校，在化学分析室任管理员，毕业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夏，任天津河北工学院党支部书记。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天津工人救国会主任兼党团书记，是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38年9月任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天津、唐山和铁路沿线工作，并兼管内部财务。1939年3月任冀东西部党分委代表，下半年在平西晋察区党委党校毕业后，任冀中十分区政治部敌工科科长。1940年任文安、霸县、新城、武清四联县县委书记，同年5月，任冀东西部地委书记兼蓟（县）宝（坻）三（河）联合县县委书记。

赵观民在保定读书时即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到天津后，积极联络各院校进步师生，参加抗日救国宣传、组织工作，团结培养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使之成为抗日工作骨干。1938年春，直接参与计划、部署冀东大暴动。为发展壮大党的组织，扩大军事力量，巩固加强革命政权，做出了重要贡献。1942年9月19日凌晨，由于叛徒告密，正在兴隆县石门台小沙峪沟治病时，被日伪讨伐大队包围，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钱毅文（1915~1942)原名钱金玺。望都邱庄村人。1927年本村小学毕业后考入城内高级小学，三年后进入县师范学习，期间阅读革命书籍，参加学生运动。1931年毕业后回本村任小学教师，向学生们讲革命故事，教唱爱国歌曲，到贫苦农民中宣传反帝、反封建及翻身革命的道理。1934年到北平（今北京）谋生，曾在北平图书馆工作，之后给作家沈从文当秘书。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平沦陷，钱毅文返回家乡投身于抗日斗争。1938年初到满望特区工作，由特区书记胡振常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任路东区中心支部书记兼农会主任。1939年11月调任县农会副主任。这一年望都县发生罕见的洪涝灾害，房屋倒塌严重，庄稼所收无几。为搞好救灾工作，他深入重点村庄，鼓励灾民坚定信心，搞好生产自救，并根据群众要求发起“借粮运动”，说服富裕户从大局出发借余粮给贫困户，对那些不借粮或乘机放高利贷的富户则发动群众展开斗争，使全县人民顺利度过了灾荒。灾民们由衷地唱到：“钱毅文、钱毅文，县农会里当主任，对咱穷人最关心，……他是咱们的好主任。”1940年5月，钱毅文带部分县区干部到黑堡区领导民主宪政运动，成功地建立了“三三制”的新政权。10月又接受组织百里大运粮的艰巨任务。他赴平汉铁路东，组织起数千人的运粮大队，在过铁路时被敌人发觉，子弹不停地打过来，钱毅文沉着镇定地在铁路边指挥运粮队伍有秩序地通过。直至运粮队伍全部过去了，他才最后一个撤离。

1942年4月，钱毅文调任望定县县政府秘书。8月23日中午，伪军一个班突然闯进县政府驻地南同房村，包围了钱毅文的住处。面对突然情况，他沉着地掩藏了政府印信及文件，举枪击毙了第一个冲进院中的敌人。欲发第二枪时，子弹卡了壳。敌人嚎叫着冲进来，钱毅文奋身向前拼命勒住一个敌人的阴囊，将其制昏。又顺手抓起一个笤帚疙瘩，高呼“誓死不当亡国奴!”冲向敌人，不幸被敌人击中，壮烈牺牲。

杨崇德（1915~1945）唐县白合村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曾在唐县和定唐县抗日民主政府任职。1944年调任冀东三（河）通（县）顺（义）联合县武装部部长，率领民兵英勇打击日本侵略军，组织群众挖地道，著名的焦庄户地道就是在他的领导下修建的。他作战勇敢机智，胆量过人，曾只身闯入敌穴缴获枪支，开展地雷战，屡建战功，敌伪闻风丧胆。1945年6月，率民兵袭击日伪据点，身先士卒，英勇拼杀，不幸中弹牺牲。当年7月，三通顺联合县县军政领导及全县民兵为其立碑于白合村。

尹景芬（1915~1945）安新关城村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孟庆山在冀中开辟抗日根据地，他参加了孟庆山开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1938年4月带领本村张吾魁等8名青年参加了河北游击军三纵队独立六团。同年9月与赵雨农组织四分区容城县三十二大队，任大队长，带领县大队剿灭了刁多三土匪武装，并保卫了县委、县政府的安全，打开了抗日局面。

1942年4月，任容（城）定（兴）新（城）雄（县）涿（县）第一联合县县委书记时，在环境极端残酷的情况下，他仅带一个战斗班，走村串户，同日伪周旋。每到一处都向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讲解国际国内形势和抗战救国的道理，增强人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并重新建立了小里、黑龙口、师庄等十几个党支部。1942年6月调任一联县敌工部长兼县大队政委。他根据当时的抗战形势总结出“区别对待，分化瓦解，打拉结合，以拉为主”的敌工政策，还亲自考察和培养敌工骨干，在各区、村配备敌工专职干部，在全县建立了敌工工作网。对敌伪内部则采用“打进去（派人打入敌伪组织），拉出来（同敌伪人员建立关系）”的策略。在新城城内建立了反战同盟组织，恢复了敌人内部6个共产党员的组织关系，同他们进行单线联系。同时建立34编乡、36编乡情报站，对敌人的兵力布置、调动、“扫荡”、“清剿”等活动能及时得到情报。由于情报准确，容白伏击战全歼伪军80多人，缴机枪两挺，步枪60余支。巧端沙河岗楼，俘敌60余人。活捉容城伪县长王朝新，巧夺天宫寺据点等。

1944年7月在他指挥下破获了卢化南、董古朋为首的敌情报组织，给敌以沉重打击。1944年10月，被任命为新涿县县委书记兼七十一大队政委。年底，他到涿县交渠一带组织反敌特斗争。由于叛徒告密，1945年1月5日拂晓被伪军王凤岗部包围。尹景芬带领战士突出重围，转移到村东坟地与敌人周旋，遭敌机枪扫射。他多处受伤仍持枪抵抗，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

李敬之（1915~1945)原名鸿恩。定县（今定州）东朱谷村人。肄业于保定育德中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因病休学，在本村小学任教。曾在定县《醒民日报》以泽普为笔名发表小说、杂谈多篇，宣传抗日救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去山西太原参加军政训练班，后加入河北民军，积极进行统战工作，协助地下党员、河北民军政治组长张存实发展进步力量。

1938年冬，随张存实到冀中，说服冀中民军接受共产党领导，改编为冀中民众抗日自卫军，起到了骨干作用，被张荫梧诬为“民军叛徒”。后调骑兵团工作。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后，奉命到敌占区做情报工作，曾打入定县伪新民会。在发展定县至北平（今北京）、保定等地的情报网工作中，获取了不少重要军事情报，受到晋察冀领导机关的表扬。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领导情报工作，机智勇敢地开展隐蔽斗争。1945年11月16日，因叛徒告密被捕。在敌人法庭上，他坚贞不屈，当晚壮烈牺牲。

苏路（1915~1946）路玲（1916~1942）苏路，原名王芹。原籍浙江，出生于上海，曾在上海电影公司当勤杂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到上海抗敌演剧第五队，开展抗日文艺演出，很快成为骨干。路玲，女。出生于湖南，自幼失去父母，随继母在上海长大。抗战初期，她也来到上海抗敌演剧第五队，成为一名演员。由此苏路和路玲相识，共同的志向，使他们情投意合，建立起友谊。

1937年末，经组织介绍一起奔赴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鲁迅文艺学院学习。1938年8月，在西安参加东北救亡总会战地服务团（简称“东战团”）。1938年11月，东战团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他们二人在途中结为伉俪。1939年3月至4月，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5月，东战团改编为冀中军区火线剧社二社，苏路先后任副社长、社长。路玲任导演。苏路任社长后，执导过《大丹河》、《一心堂》、《慰劳》、《游击队长》等多个剧目，创作了《秋天的阳光》、《告老乡》等一批歌曲，他带领剧社紧密配合冀中抗日部队的训练和建设，到冀中各地巡回演出，并几次抽调剧社人员组成文艺小分队，到游击区开展对敌政治攻势，他和同志们一起拿起文艺斗争的武器打击日伪军。路玲任导演后，导演了大型歌剧《大丹河》，并在剧中扮演一位青年农妇，她充满激情的表演富有感染力。在她导演并主演的一部表现日本人反战的话剧《还我孩子》中，成功地扮演了一位丈夫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良家妇女的形象，演出在日本反战同盟队伍中引起强烈反响，一位日本反战士兵看过演出后，高喊：“放下武器，停止战争回东京去……”路玲还执导和主演过《一心堂》、《打虎沟》、《军火船》、《拴不住》等。对火线剧社在戏剧表演、艺术实践和提高演员的表演技巧上，起到引导和示范作用。

1939年9月，火线剧社从冀西学习回到冀中，与二社合并，苏路先后任副社长、社长。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进行残酷“扫荡”，冀中军区主力部队转移到冀西山区。剧社人员分散活动，7月中旬集中向冀西转移。在转移到白洋淀边的大树刘庄时，被日伪军包围，路玲在突围中壮烈牺牲。苏路带领部分人员突围后，转移到冀西山区。火线剧社与新世纪剧社合并，苏路任社长。1942年底，崔嵬调火线剧社任社长，苏路任副社长，组织创作和演出活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苏路调入冀中区党委城工部。抗战胜利后由组织派到天津从事地下工作，由于叛徒告密，于1945年冬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狱中，他受尽残酷折磨，始终坚贞不屈，在牢房墙壁上刻下“共产党员苏路之位”八个大字。国民党特务无计可施，最后将苏路用木棒击昏，装入麻袋系上石头沉入海河。苏路和路玲有两个孩子，为了抗战，孩子生下后就托付给当地老乡抚养，在残酷的游击战争环境下，无法和孩子保持联系。他们牺牲后，组织上曾设法寻找孩子的下落，但未能找到。

刘清江（1915~1947)又名刘常运。望都西黑堡村人。小学毕业后回家务农，性情刚直，喜打抱不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即参加了路西抗日救国自卫会，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担任望都县第二区（后改为三区)区委书记。1942年对敌斗争形势恶化，刘清江坚持活动在本区，昼伏夜出指导各村的工作，与日伪军展开游击战、地道战，使三区不变质。他亲自和群众一起挖地道，不断改进地道功能，发挥其能藏能打的作用。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固现地道战就是在他领导下开展的。他还经常化装到敌占区开展工作，由于胆大心细、机警多智，多次都化险为夷。

1944年秋，刘清江任中共云彪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他注重政治思想建设，对干部党员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对违犯党的纪律脱离群众的不良行为敢于提出严肃批评。刘清江于1947年奉命随部队南下，途经河南时，在黄河边遭国民党地方武装杀害。

马学冰（1915~1949)又名马振福。定县（今定州）齐家庄村人。曾就读于河北省立定县第九中学。“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4年冬初中毕业后，随老师马士间到安徽省参加红军游击大队教导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春，随队到西安，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西安事变后，随薄一波赴太原组织牺盟会决死队。1938年调往五台县工作。1939年，先后任盂县抗日政府秘书、代理县长。1941年任寿阳县县长。1944年秋，调晋察冀边区二专署任秘书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察冀边区政府工矿管理局秘书主任、察哈尔省邮电局局长。1946年被分配到东北工作团，行至冀东时，被留在冀东行署任商店总经理。曾多次带领武装采购人员到长城内外收购土特产品，运到天津、唐山等城市，换回部队必需的药品等军用物资。还到冀中白洋淀一带采购土布，运回冀东，为部队过冬准备棉衣。1946年冬，调任冀东十五专署副专员。1947年初，主持召开了十五专区土地复查会议。会后，打击了不法分子的反攻倒算，取缔了反动会道门。1947年2月任十二专署副专员。1947年夏，在前线和军分区其他领导一起指挥了攻打卢龙、抚宁、昌黎等县城的战斗。在攻取留军营据点时，指挥分区独立团一举歼灭敌人1个营，缴获一批军用物资。利用战争间隙，深入农村指导土改复查工作，推动了该区土改运动的深入开展，还结合土改进行了扩军备战、支援前线等工作。

1948年在昌黎县城保卫战中，马学冰和十二军分区司令员何能宾等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打退敌人两次冲锋后，又将最先进入南门的一连敌人歼灭，立即主动从东北角撤离昌黎城。接着又在城外和敌人打了一次反冲锋战。不幸指挥所被敌人炮弹击中，马学冰肺部受伤出血。1949年1月6日在遵化县果子庄后方医院逝世。

刘希彬（1915~1951)完县（今顺平）导务村人。1937年10月在寨子村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骑兵团连指导员、副营长、营教导员、团副政委。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赴东北松花江任解放军第四十二军一二五师三七四团政委。平津战役结束后，南下渡江直至海南岛。1950年10月首批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3月在朝鲜平章里战斗中壮烈牺牲。

李子清（1915~2000）徐水刘庄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历任县长勤务员，区游击队长，路东武装工作队长、县大队长，军分区独立营长，野战军步兵某师五九〇团团长，沧州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李子清带领地方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斗争。1939年，李子清带领20名游击队员在东史端、下河西村之间伏击日军小队，击毙日军3人，活捉4人，缴获步枪7支。在徐水县平汉铁路以东发展抗日力量，建立堡垒户，修地道，锄奸反霸，开展游击战，出其不意打击日伪军。除掉日军驻徐水宪兵队特务队长赵四、崔庄日军特务队长商金贵及徐水第二警察所所长吴自实。

他领导的武装工作队逐步发展成为一支装备精良、人员精干的武装力量，利用了“挑帘战”、“顶门战”、“掏窝战”、“破袭战”、“地道战”等战术，出其不意，速战速决，有效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让日伪军既怕又恨，多次出重金悬赏捉拿他。

《晋察冀日报》曾发表文章《坚持平原游击战的战斗英雄李子清》，赞扬他机智勇敢，胆大心细，是个战功卓著的抗日英雄。1944年，李子清出席晋察冀边区英模会，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抗战题材的电影《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就是以李子清为原型创作的。

白振江（1916~1943）唐县白家庄村人。1931年考入唐县龙塔寺高小第一班学习。1933年毕业后在家为农。1937年11月参加唐县抗日民主政府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唐县围城区公安员，曾多次深入敌占区开辟工作，护送上级领导干部穿越日军封锁线。在日军“扫荡”时，几次为掩护群众转移，挺身而出，冒死奋战。1942年1月调任定唐县公安局除奸领导小组组长，只身入日军据点，处决了叛徒秦某，又率领除奸队，持大刀摸进日伪重兵把守的“一贯道”老巢，杀伤日伪军多人，一举摧毁了这个“一贯道”汉奸组织。1943年秋，白振江在执行任务时，因叛徒告密，在东雹水村被捕，日伪军先以名利诱降，后严刑拷打，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没吐露一个字的秘密，被日军杀害。

杨铁（1916~1943）雄县北刘庄村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秋，任新城县（今高碑店市）泗庄区区长时，建立健全了抗日民主政权，打开了抗日局面，使泗庄一带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敌人对他恨之入骨，伪新城县政府贴出高价悬赏捉杀杨铁的布告。

1940年，为了粉碎日伪的蚕食进攻和点线政策，指挥群众破路斗争。敌人白天修楼筑堡，挖沟拉网，他便率领群众晚上拆楼拔点，挖路基，毁沟网。日伪在泗（庄）、小（庄）公路沿线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勉强修起来的封锁线，经常被他率领的军民所破坏，日军不得不派一个中队和护路队防守。伪军队长高丽田经常带伪军到各村抓夫、派款、抢粮，欺压百姓，民愤极大。为惩办汉奸，他只身夜入高家宅院，对高阐明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晓以大义，指明前途，警告其不准再为非作歹，使高受到震慑，其破坏活动大减。是年冬，抗日斗争形势日益恶化，他却在群众基础好的丰盛庄、魏庄等村建立了堡垒村、堡垒户，动员群众挖地道，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1941年6月，日军对大清河北进行疯狂“扫荡”，河东根据地成为游击区，不少战士牺牲。在反“扫荡”中他与上级失去联系，但仍坚持斗争，并会同赵博在杨漫撒集日上击毙两名作恶多端的铁杆汉奸，尔后和赵博碾转闯过数道封锁线，找到了地、县委机关。

1942年春，容（城）定（兴）新（城）雄（县）涿（县）联合县成立，杨铁任民政科科长，县委派他在新城北部地区配合方官区委工作。依靠抗日群众，争取团结当地开明绅士，建立两面政权，使新北地区成为一处隐蔽的抗日根据地，曾一度成为分区和联合县的驻地。他率区小队化装成老百姓在新北地区同敌周旋，除汉奸，惩恶霸，发动群众，分化瓦解敌伪政权，使敌疲于奔命，防不胜防，群众称他们为“神八路”。1943年下半年，王凤岗公开投敌，新北地区形势日益恶化。此时，他身患疟疾，但仍带区小队在青纱帐里坚持斗争。7月13日，王凤岗部伪军包围了兀术营一带村庄。这天他因病正隐蔽在兀术营堡垒户朱有才家地道内，被汉奸赵信奎发现后密告汤家营据点。伪军大队长曹树田带十几个伪军包围了朱有才家，对朱进行捆绑吊打，倒栽葱式的往水缸里摁，朱被折磨的死去活来，也未吐露真情。后来洞口被敌人发现，敌人边挖洞边喊话劝降。他以不断向洞口敌人开枪作为回答。最后，他烧光文件，在地道深处，仰面躺在大衣上，自杀牺牲。

张桐（1916~1946)又名张获。曲阳郎家庄村人。出身于地主兼陶瓷业主家庭。父亲张仲山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和正义感，曾保释被国民党当局关押的仁景树村共产党员王德润（王银科)。高小毕业后，王德润利用亲戚关系接近张桐，向他灌输革命道理，启发他的政治觉悟，并于1931年春介绍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入党后经常化装成短工，到处张贴散发革命传单。利用岗北村砂石岸瓷窑少东家的身份，传达县、区委的指示，保管党的文件，分发传单标语，多次保护一些暴露身份、处境危险的革命者，使瓷窑成为党的秘密联络站。之后，张桐担任中共郎家庄村支部书记、十二区区委书记。1934年灵山区党组织遭到破坏，按照党组织指示投奔山东亲戚家中隐蔽。1938年3月10日返回家乡，先在晓林区工作，后任县抗日民主政府民政科科长。1939年7月任望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0年任北岳区第三专署秘书主任、工商局局长。

1941年秋季反“扫荡”中，张桐等5人与部队失去联系，在唐县花盆村被日伪军包围，张桐果断吞下随身携带的文件。被捕后，敌人严刑拷打，他始终未暴露身份及党和部队的机密。后于夜间逃脱，用山药蔓把被打折的左臂绑在身上，忍痛找到部队。1942年调定唐县工作。1943年调任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后任昌宛房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5年调任蔚涿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抗战胜利后调任察哈尔省万全县民主政府县长。1946年10月上旬，带领民兵破坏了平绥路孔家庄一带铁路，写下《我民兵大破孔柴铁路》一文，发表在10月23日《冀察热日报》上，给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的军民以很大鼓舞。后张桐等在腰站村开会，因叛徒出卖被敌人包围。在突围后去怀安的路上，被叛徒杀害。

王启光（1916~1953）蠡县东北寺村人。1938年2月参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文书、供给员、出纳、会计、团供给主任、师后勤处政委等职。王启光参军后，对工作极端热忱，曾四次获二等模范工作者称号，并多次受到上级表扬。他的父母年迈多病，生活困难，曾给他写信询问国家赈济问题，王启光复信劝父母要自力更生解决困难，家中生产，除从事农业外，还应发展副业，以满足生活需求，减轻国家负担。

1953年1月22日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他教育后勤战士要适应新形势，并对他们进行国际主义教育，要求战士尊重朝鲜人民，爱护朝鲜的一草一木。朝鲜到处都有敌特分子活动，志愿军经常受到他们的监视。因此，在行军途中，叮嘱战士不要掉队，不要单独行动，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1953年3至4月间，王启光所在部队接替兄弟部队前沿阵地的防御任务，为了搞好战地供应，他带领全体后勤战士，在敌机的严密封锁和敌照明弹的威胁下，驾驶运输车辆闭灯隐蔽行驶，争分夺秒运送军用物资。为了提高运输效率，王启光鼓励战士努力提高驾驶技术，并及时总结司机对付敌照明弹的经验，照明弹扔在车的后面，可借光快速前进；照明弹扔在车前面，可猛冲过去（因敌机一下子还看不清地面目标)；照明弹扔在车侧面，则应慎重对待，设法隐蔽车辆。司机们逐渐消除了对照明弹的恐惧心理。运输队伍曾多次冒着枪林弹雨，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完成了后勤供应任务。7月26日，即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前一天，7名团领导和担负主攻任务的营连干部在团指挥所开会，任师后勤处政委的王启光也参加了此次军事会议，会间，美军数架飞机偷袭，王启光及与会人员不幸遇难。

李凤林（1916~1974）涞水富位村人。1940年，易县第八区区长解峰深入被日伪军占领的富位村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1942年，李凤林经解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在党组织部署下，发动富位村党员、积极分子修地道。1943年，富位村建立了民兵中队，李凤林任民兵中队长，对日伪进行政治宣传和武装斗争。他多次化装进入涞水县城和附近的定兴县城，散发标语。同年冬，李凤林率领武装民兵，打垮了司徒、富位两个村的伪大乡，同时处决了本村的两名汉奸特务。

1944年，盘据涞水和定兴县的日伪军，不时突袭富位村，李凤林率领民兵依靠地道优势进行抵抗。李凤林在村头五道庙（地道口)内拉响了地雷，炸死炸伤数名日军，敌人传为“五道爷显灵”，故称李凤林为“五道爷”。当年冬，经过9次激烈战斗，先后打死打伤日伪军80余名，活捉1名伪军中队长，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19支、子弹1300发、手榴弹600余枚。同时，李凤林率领民兵攻克定兴县沿村（距富位村5里)一座日伪军炮楼。富位村民兵经过多次战斗，以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了自己，力量日渐壮大。1945年春，日军500人、伪军千余人，突袭富位村，声称“一定要血洗富位”。李凤林毫不畏惧，带领民兵紧密配合闻讯前来支援的县支队作战。经过3小时激烈战斗，日伪军死伤近百名，狼狈撤退。

日本投降后，顽伪势力继续进犯富位村。原来富位村的地主恶霸常年控制着全村。1946年，富位村开始了清算复仇斗争，李凤林带头对民愤极大的地主豪绅进行控诉。有3户地主交出粮食230石。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和乡自卫队，曾30余次进犯富位村，均被富位村民兵打退。先后打死打伤进犯者200余人，缴获步枪30余支、轻机枪1挺。

新中国成立后，李凤林一直在村当干部。1974年病逝。

冀诚（1916~1993)化名姚纪岗。涞源小北关村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受党指派从抗日根据地回到涞源县城，在日军情报部门口摆摊做小买卖，借机接触敌人，以便打入敌人内部。1939年3月，日本特务堂前芳夫介绍冀诚到情报部给队长山本敬夫烧澡堂。冀诚打入敌人内部后，表面上效忠日本人，与日本特务日渐熟悉，经常帮他们出城办事。由于经常出入，岗哨上的敌人对冀诚也不再盘查。冀诚充分利用这种伪装，为八路军提供重要情报。

1939年10月下旬，冀诚突然发现日军增加岗哨，并全城戒严。日军的巡逻队和情报部的特务严格检查出入人员，涞源籍的特务、汉奸不经过许可不能出入城门。冀诚为了摸清敌人情况，找到伪警察小队长崔富（地下工作者)，崔说：“敌人要大扫荡，听说从张家口来了一个大官，别的我也不清楚。”冀诚急中生智，买了几瓶酒，晚上和几个特务喝酒套出实情。原来驻张家口的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亲自到涞源督军作战，妄图兵分两路踏平银坊、走马驿抗日根据地。次日，冀诚以与特务一起集合民夫为名，到联络点郭记皮铺将情报交给交通员杨老万，让他立刻送给上级。杨老万藏好情报，敌人已把各个道口全部封锁。冀诚为了把杨老万送出城门，弄了两口袋粮食让牲口驮着朝南城门走去。日军哨兵拦住问：“什么的干活?”冀诚说：“太君让磨面的干活。”日本哨兵摸了摸口袋，一挥手，冀诚和杨老万混出了城门。冀诚又护送到泉坊村，杨老万就直奔抗日根据地。杨成武司令员根据此情报，制定了诱敌深入包围歼灭的作战方案，取得了驰名中外的黄土岭战斗的胜利。

1940年初，冀诚进一步取得敌人的信任，借扩大日本宪兵队之机，到日本宪兵队当了“密探”。根据上级的指示，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拉一伙、打一伙，借敌人之手，枪毙了投敌叛变的张士贵、龙芳田。1942年，冀诚为了配合八路军“围点”、“伏击”，及时提供情报，确保每战必胜。如后堡村伏击战、老虎头伏击战、上庄伏击战以及没动一枪一弹先后拔掉烟墩坡、水云乡、南寺坡三个据点等，都与冀诚的情报有关。1944年7月，插箭岭情报站被破坏后，冀诚的身份暴露，遭到日军搜捕，在县委接应下，又回到抗日根据地。军分区为了表彰鼓励他，颁发奖镜一面，上写“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新中国成立后，冀诚先后在涞源县公安局、石棉矿等单位工作。1993年1月病逝。

甄荣典（1916~2000）唐县人。因家庭贫困，16岁起便当雇工，17岁到粤汉铁路做苦工，整整一年也没挣到钱，只得一路讨饭回家。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在村里参加抗日工作。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八路军，在太行山黄崖洞兵工厂当车工，从事炮弹生产最吃力的工作——旋车炮弹外圈，别人在这个岗位上干不了两三个月就得调换工作，他一干就是5年。他带领大家多造炮弹，维修设备，改进工具，开展生产竞赛活动，一次次刷新纪录，别人车炮弹最高达到300发，他却创造了75秒钟车一发炮弹、日产480发的新纪录，被誉为“炮弹大王”。

尽管工作非常劳累，甄荣典还是抽时间走到工厂几里地之外，选择隐蔽、埋藏机器的地方，防备日伪军的“扫荡”。每次反“扫荡”战斗中，甄荣典都站在斗争最前沿，想办法保护机器，避免被日伪军破坏。机器藏好后，他又拿起枪，带领自卫队员们打游击，与日伪军周旋。反“扫荡”结束后，立刻起出机器，恢复生产。1943年，甄荣典当选为晋冀鲁豫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在边区每次群英会上，甄荣典都名列榜首。

1945年大反攻前夕，军工部建立起一座八二炮弹厂，可是开工20多天，还没有造出炮弹来。上级就把甄荣典调到这座工厂，第二天就生产出45发八二大炮弹。大反攻开辟出新区后，都调他去建新工厂，他把工人们团结在一起开展“创建刘伯承工厂运动”和“炮弹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南下中原的刘邓大军。1948年，甄荣典访问了苏联莫斯科，回国之后写了有关访苏的文章。1949年10月到兵工职业学校学习，11月参加了山西省工人代表大会。1950年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后任太原市机械工会主任，太原市、山西省总工会副主席，全国总工会第六、九届执行委员和第七、八届候补执行委员。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刘萍（1917~1941)安新端村人。出身贫苦。1932年考入新安乡村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受中共党员罗玉川政治上的帮助，阅读进步书刊，领悟革命道理。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响应共产党抗日救国号召，在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政治学会工作。同年，任安新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兼抗日联合会、战地动员会主任等职。1938年7月任徐水县路东抗日民主政府县县长，当时日伪军活动猖獗，刘萍在防陵、迪城一带，白天钻苇地，晚上串村开展抗日工作。是年秋，接收地方势力王子英一部，经集训整顿，组建徐水县路东二十五大队。

防陵、迪城一带，十年九涝，人民生活贫困。1939年秋，刘萍组织领导群众治理漕河，修筑堤防，施工中巧妙躲过日伪军频繁袭击，修成长15里的堤防，河水泛滥得到控制。1940年3月，日军“强化治安”，对徐水西部山区进行经济封锁，在山区与平原交界处开挖100多里的封锁沟，多处建据点，抗日斗争形势严峻。8月2日，徐水县路东和路西抗日民主政府合并，刘萍继任县长。1941年8月，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徐水县委、县政府领导广大军民开展游击战争，破坏交通，袭扰据点，牵制日伪军行动。10月13日，县政府机关从五义庄向白岭转移途中，在陈庄一带被日伪军约3000人包围。刘萍带领干部战士两次突围未成，左臂和左腿多处受伤，本想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杀殉国，忽然发现逼近自己的日军中有一军官，即调转枪口将其击毙，弹尽伤重被俘。日伪县长丁克强软硬兼施，刘萍始终拒医、拒食、拒水，终因伤势恶化，于12月24日牺牲于狱中。

1962年11月18日，中共徐水县委员会、徐水县人民委员会为刘萍墓树碑。1983年其墓迁往保定烈士陵园，纪念碑迁至徐水县陈庄烈士陵园。

于鹤堂（1917~1941)化名崔冠亚、崔旭。望都建安村人。早年就读于本村小学、贾村高小。1936年河北省立第六中学毕业后考入冀县高级师范学校，与同学邓世藩、赵荣光、张占等组成“读书友”，传阅鲁迅、郭沫若等人的著作，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返回家乡参加革命，在满望特区工作。1939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调一区任教育助理员，同年任路东五区区长。在斗争环境十分残酷的情况下，深入农村宣传组织群众，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动员群众缴纳抗日公粮，还不顾危险，经常到日伪军防守严密的平汉铁路边村庄开展工作。

1940年4月6日，日军包围了柳陀村，制造了“柳陀惨案”。于鹤堂也被包围在村内，但他机智果断地带领一部分干部利用天不亮的时机，突出日军的包围圈。1941年初调二区工作，6月间在黑堡村南与日伪军遭遇被捕。9月14日，受尽酷刑的于鹤堂被日军杀害，临终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八路军万岁”、“共产党万岁！”

贾桂珍（1917~1943）女。唐县江家沟村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斗争，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担任江家沟村村长，并任小区委员。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她组织全村民兵开展游击战、地雷战，配合八路军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同时组织妇女保护伤病员，为使伤病员尽快恢复健康，她带领妇女上坡下岭，采集生药材，并挖野菜、长豆芽、碾米磨面，改善伤员生活。1942年秋，百余名日伪军“扫荡”江家沟，她带领全村群众用地雷封锁了各条山沟路口，炸死日军2人，伤多人。

1943年组织乡亲们坚壁清野、埋地雷，被汉奸贾金祥告密，一队日伪军把她和乡亲们围在西山沟，日军把她从人群中拉出来问：“你就是贾桂珍？”她面无惧色地说：“是！”日军又问：“粮食藏在哪里？说出来有赏。”她大义凛然地痛骂日本侵略军和汉奸说：“你们这群狗强盗！我什么都知道，就是不告诉你们。”日本侵略军对乡亲们野蛮屠杀，用刺刀对准她的胸膛，她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同日军展开搏斗，几次用身体挡住敌人刺刀，身受重伤，壮烈牺牲，当时她还怀有身孕。

马耀东（1917~1944）又名玉生。唐县南城子村人。幼年在本村小学读起书，毕业后在家务农。和弟弟马耀骥，胸怀大志，习文练武。

1937年秋，八路军一一五师一支部队进驻南城子，建立起中共党组织和抗日政权。翌年春，兄弟二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马耀骥任党支部书记，马耀东任抗先队长，创建了本村青年抗日先锋队。当年，日军侵占唐县城，离县城仅10里的南城子村成为当时晋察冀边区的前哨阵地，马耀东带领民兵站岗、放哨、送军粮、抬担架，并配合部队参加了城子岭、老虎山战斗，受到边区政府和部队领导的表扬奖励。

1939年夏，马耀东调四区武委会，1940年任武委会主任、区游击队队长，带领区游击队和全区民兵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出色完成多次战斗和支前任务。1943年1月，日本侵略军纠集4000多人分三路进攻，占领了四区区委、政府所在地西大洋村，他和当时区委书记门振玲、区长路德润把区机关转移到东岳口村，掩护群众到安全地带。日伪军挖了从曲阳经西大洋到唐县宽10米的封锁沟，沿沟修筑十几座炮楼，烧杀掠抢，抓捕抗日群众。马耀东的岳父胡志程也被敌人抓获。在此情况下，区委决定以马耀东为主坚持和开展西大洋一带的工作。他首先整顿党组织，恢复和建立游击小分队和工、农、青、妇组织，组织发动群众挖通了西大洋至万里长达十几里的地道，开展对敌斗争。他带领6名游击队员夜间处决了曹海江等3名罪大恶极的汉奸,机智巧妙地除掉了三任伪警长，智取西岗炮楼，缴获手枪、步枪14支和部分弹药，震慑伪警察所长李银堂、唐维青，巧设化学药物地雷阵一举全歼日军“四老四少”8名日本特务。1943年秋，先后除掉了4个敌伪头目，同时组织民兵群众封锁围困敌人炮楼，打枪喊话截粮断水，并利用关系打入内部劝说伪军投诚反正，收编40多名伪军，放火烧掉了3个炮楼。

1944年麦收，日军中队长左田企图抢粮，马耀东利用敌炮楼中关系，为游击队传送子弹和情报，一天他掩护群众运送大批公粮，故意让“联络员”向左田报告，左田带领日军60多人、伪军100多人抢粮，遭到事先安排好的伏击，日伪伤亡惨重，群众安全把公粮运到边区。这些战绩被当时边区曲艺家王尊三编成鼓词在各地演唱。1944年8月30日，日军弃村逃跑，他带领民兵截击，双方展开激战，消灭了大批日伪军，余敌逃往曲阳，西大洋地区宣告解放，而马耀东却在激战中壮烈牺牲。

冯志（1917~1946)刘志华（1915~1946）冯志，曾用名冯小坡、滑小坡、滑志刚。安国东固村人。7岁过继东王奇村的舅妈，17岁时毕业于县立高级小学。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王奇村粮秣员，城关区第二小区支部委员、农救会组织委员、区政府助理员。刘志华，曾用名李小校。安国南章村人。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村抗日救国会主任、北流罗村党支部书记、二区政府教育助理。

1945年8月安国解放后，冯志和刘志华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支援东北解放工作队，行前未及与亲人告别，只给家人留下一封短信，写道：“经过八年抗战，现在胜利了，应该与亲人团聚了，可是东北同胞仍在日本鬼子和汉奸地主的压榨下，需要我们去解放他们。我是党员，党组织需要我。忠孝不能两全，妈妈，恕儿不孝。”冯志北上不久，其妻患病去世，留下母亲和女儿。11月到达东北局所在地本溪，冯志和刘志华被分配到本溪县草河口区，冯志任区委副书记、农会主任。刘志华任民委组织委员。为了迅速打开工作局面，他们一起深入山村，挨门挨户走访群众，宣传组织起来建立人民政权的意义。在草河口区荭甸子村建立起全区第一个农会和基干民兵队。

1946年1至2月间，冯志和刘志华领导当地穷苦百姓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镇压了一批汉奸、恶霸、土匪头子，穷苦百姓拍手称快。3月间，国民党军先后3次向本溪发动进攻，他们一起参加了三保本溪的战斗。4月下旬，国民党军调集两个师的兵力再犯本溪，区委决定由冯志、刘志华率30名保安队员深入农村继续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保护农民利益。5月6日，伪警察出身的县大队三队队长孙家良带队叛变，勾结土匪包围了区委驻地沙河沟村贺家大院，战斗中冯志、刘志华英勇牺牲。

黄甫俊（1917~1948）江西上饶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历任政治干事、政治指导员、政治教导员、保满支队长、新二团副团长、三十四团团长等职。任保满支队支队长时，率部转战于保满地区，足迹踏遍满城全县。1945年夏，在南、北奇（村）伏击战中，活捉伪联队长陶哲生。9月率新二团解放满城县城，进一步解放满城全境，使全县人民获得解放。

1948年春奉命率三十四团北上，途经满城，应人民之要求，突袭四里营国民党军据点，生俘敌人30余名。6月间参加指挥了解放香河的战斗，为平津战役的胜利提前扫除了局部障碍。在解放香河战役中英勇牺牲。

李成山（1917~1950)涞源北大沟村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涞源城，他所住的村虽未沦陷，但他对日军在侵占区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等暴行非常痛恨。1938年，八路军在涞源开辟抗日根据地后，他立即投身于抗日斗争，先后任村自卫队班长、分队长、武委会主任和中队长及区大队部干事。

1943年秋天的一天，李成山从内线得知，日伪军要到走马驿、南城子一带“扫荡”，就带自卫队员到解放区与敌占区交界处，在插箭岭村南山梁南侧汽车路上，埋下十几枚地雷，当三辆满载日伪军的汽车驶入雷区时，—名自卫队员猛拉导火线，顿时数声巨响，两辆汽车被炸翻，另—辆栽到几百米深的山涧。在三个月的反“扫荡”战斗中，他们用地雷炸毁、炸坏敌汽车20多辆，炸死、炸伤日伪军120多名。

1944年李成山带领自卫队挺进敌占区，在插箭岭和斗军湾据点周围，巧布地雷阵，炸死日伪军8名，迫使日伪军撤掉插箭岭、斗军湾两个据点。县城及周围据点的日伪军也被地雷炸得龟缩在据点内。这一年，他们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消灭日伪军数十名。11月下旬，县委、县政府在燕窝召开英模大会，授予李成山“爆炸英雄”称号，命名他带领的自卫队为“李成山爆破组”。12月下旬，他出席晋察冀边区战斗英雄模范大会，被授予“二等战斗英雄”称号。他的英雄事迹在涞源解放区被编写成歌谣，到处传颂。日伪军一提到李成山就胆战心惊。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成山积极参加劳动，建设家园。后迁至北石佛村，因积劳成疾，于1950年病逝。

李来（1917~1971）涞水墩台村人。因生活贫困，12岁即给地主当长工。1939年，瞒着父母参加了八路军。在部队由战士、班长逐步升任到团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期间，先后立功数十次（仅其家中收到的部分立功喜报与荣誉证书即有20余件)，其中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立大功三次。为此，涞水县人民政府于1950年授予其父母一块刻有“贵子功臣”的金字庆功匾。匾的上款有县长杜恩荣写的“李来因作战英勇果敢，连立三次大功，特此敬礼!”

李来在历次战斗中，不怕流血，身先士卒，他的一条腿曾三次被枪弹洞穿。平津战役中，天津西营门是最关键也是战斗最激烈的一战，面对号称铜墙铁壁的坚固城防和敌方的武器优势，李来亲自发射炮火，弹无虚发，一举攻破敌人防线，成为解放天津的开路先锋。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在一个雾夜，李来率领几名战士运送一汽车高粱，中途汽车发生故障抛锚。此时，敌方驶来一辆军车，敌司机误认他们是自己人，即停车帮助检修，李来趁其不备，示意随行战士迅速登上敌车，将车开到志愿军驻地，数十名美式装备的敌军乖乖被俘。1965年，李来转入地方工作，曾在武汉市房地产局任职。

郝庆山（1917~1983）定县（今定州）郝白土村人。1937年9月，日军侵占定县城，郝白土距县城5里，日伪军经常到该村烧杀抢掠。郝庆山在本村组织起游击小组，开展抗日斗争。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22日，当日伪军特务小队长和班长带两支大枪、一支手枪和战刀到郝白土村逼粮索款时，郝庆山把他们引到已受抗日政府控制的伪办公室，假意用酒肉招待，然后出其不意地缴了他们的武器。距郝白土不远的王庄子据点驻有日本翻译和特务，他们杀害抗日干部、刺探军情、残害百姓，郝庆山带领游击组趁黑夜潜入戒备森严的院内，当场击毙翻译，并把特务带到车站处决。在王庄子“掏”出6名汉奸，夺取4部电话机，割掉几千米电线，吓得敌人调回开往涞源进行“扫荡”的日伪军。郝庆山还扒上火车生擒日本兵，巧埋地雷炸毁定县火车站南边的铁桥。

1944年，为摧毁火车站北的敌军炮楼，郝庆山带领化装成特务的游击队员，大摇大摆的向炮楼走去，途中还装模作样训斥割草的老头，骗过相遇的日伪军。他们闯进炮楼活捉4名伪军，缴获6支大枪、80枚手榴弹、800发子弹和电话机一部。郝庆山还带领民兵炸毁火车头8个，炸铁路桥梁20多次，先后深入定县城100多次，击毙日伪军90多名，生俘汉奸特务65名，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抗日战争胜利后，郝庆山根据上级指示，带领本村民兵一面生产一面重修地道，构筑高房工事，配合野战部队打击敌人。驻定县国民党军一个营包围了郝白土村。该村民兵在郝庆山的带领下，利用高房工事和地道与敌开展斗争。高房工事被敌摧毁，地道口被敌发现后，敌人就燃火往地道里吹烟。郝庆山趁敌人在街上放火抢东西时，两次突出烟火浓烈的地道口，打死两个敌人并虚张声势地喊：“一排向东，二排向西，三排向街里冲，不准打枪，捉活的!”他一面喊一面和3个民兵集中大枪、手榴弹向敌人猛打。使敌人摸不清究竟有多少民兵，便仓皇撤走了，这次战斗毙俘敌人20多个，而民兵无一伤亡。8月，定县城国民党军又来袭击郝白土村，并扬言拿不下郝白土村炮台，捉不住郝庆山，决不回城。这次敌人集中六挺轻机枪、一挺重机枪、两门迫击炮，一齐向炮台猛烈射击，当时炮台里只有郝庆山、郝小田等5人5支枪，敌人很快冲到跟前，郝庆山拉响地雷，炸死了20多个敌人。炮台被敌人打得尘土飞扬，烟雾迷漫，呛得民兵们喘不过气来，背上落满了厚厚的尘土，但他们始终沉着应战，连续打退了敌人十几次冲锋，敌人始终没有冲到炮台下，只好狼狈逃回城里。郝庆山他们5个民兵坚持了一天战斗，消灭敌人58人，只牺牲了1名民兵，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例，获晋察冀边区民兵战斗英雄、劳动英雄称号，聂荣臻司令员奖给他手枪一支。

1950年，郝庆山当选为全国民兵战斗英雄，在参加全国民兵英雄代表大会时，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获“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一支的奖励。被选为第三、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先后担任郝白土公社社长、定县政协副主席。1983年6月17日逝世。

吴学增（1917~1994）望都三堤村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十几岁起即给地主当长工，后逃荒到东北当装卸工人。1939年返回家乡，加入村游击队，开展抗日斗争，积极参加挖洞、破坏交通、运送公粮、抬担架等工作。1941年被任命为村武委会副主任，翌年当选为副村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被任命为村支部书记。1947年10月，中共望都县委、县政府机关迁至三堤村，并把该村作为土地改革试点，由于土改中“左”的倾向，吴学增等村干部被当作“石头”搬掉。吴学增运用自己的影响，说服贫农团成员，避免了对富农动刑和损害中农利益等事件的发生。1948年春，望都县组织民工担架团随部队参加攻打大同、天镇、阳高等战役，吴学增被任命为担架连连长，在他严格管理下，连里没有一个人掉队、离队，圆满完成了县区交给的任务，受到表扬和奖励。

新中国成立后，吴学增一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1950年11月作为望都县劳模代表出席了河北省首届劳动模范大会。他根据会议精神，回村后即联合6户贫农、1户中农创办了全县第一个互助组，第二年吴学增又以互助组为基础建立了21户组成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吴学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年政府号召多种棉花，支援国家建设，吴学增合作社打土井、买肥料、选良种，将社里大部分土地种了棉花，秋后亩产籽棉200多斤。合作社有了较大收入，村里人看到办社好处多，接连办起两个合作社。1954年根据上级指示，三堤村三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一个高级社——曙光农业合作社，仍由吴学增任社长，社里缺少生产资金，吴学增把家里的一头毛驴和1000斤棉花交到社里。在他的带动下，社员纷纷牵来耕畜，捐出物资，农业社有了家底，发展日益兴旺。

1958年10月出席了全国劳动模范大会，受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学增受到冲击。1969年复任党支部书记后，领导全村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带领群众平整土地、机井配套、整修道路、广栽树木，田、水、路、林全面规划，把农田建成高产稳产的方田，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解决了全村的温饱问题。1989年主动辞去村支部书记职务，让年轻人接班。

吴学增曾为中共望都县代表大会代表和主席团成员，望都县第—、二、六、八届人大代表，第八届人大主席团成员。1994年7月21日逝世。

刘秀珍（1918~1941)女。徐水龙化村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任四区抗日救国会主任，经常化装成普通妇女，机智地通过日军哨卡、炮楼，到敌占区进行抗日宣传，组织解放区妇女进识字班、做军鞋、送公粮。1941年12月，刘秀珍和区干部在村里开会，突然被日军包围，为掩护他人撤离，不幸被捕。日军将刘秀珍押在漕河据点，妄图从她口中得到情报。先是严刑拷打，放出狼狗撕咬，刘秀珍宁死不屈，坚定地说：“你们要杀就杀，抗日的事，我绝不告诉你们一个字!”硬的行不通，日伪军便花言巧语：“你不愿说也没关系，只要你答应不再抗日，给我们做事，就放了你。”“你们是白日做梦!你姑奶奶至死是抗日的!”刘秀珍严词以对。日伪军恼羞成怒，举枪对准刘秀珍。刘秀珍面对敌人枪口，大义凛然，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

王文才（1918~1942)回族。定县（今定州）人。1931年考入北平（今北京）志存中学读书。毕业后，曾到国民党二十九军学生军官教导团学习。1937年7月参加了卢沟桥抗战。同年9月，任定县抗日动员会回民部副部长，不久，任定县回民抗日救国会主任。他跑遍了定县回民聚居的村庄，向回族各阶层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协助各村建立回民抗日救国会，动员大批回族爱国青年参加抗日队伍。

1938年，王文才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冀中回民抗日建国联合总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被选为总会执行委员。1939年8月，冀中回民抗日建国联合总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他又被选为总会常委兼冀中回民抗日建国先锋队总队长。在此期间，他经常深入到定县、藁城、安国、新乐等地，组织回民群众武装，开办抗战先锋队干部训练班，并亲自指挥埋设地雷、镇压汉奸、拔除敌人的据点。

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八路军主力部队暂时撤至冀西山区，他带领群众武装依然坚持在冀中平原打击敌人。在敌人碉堡林立、环境十分险恶的地区建立堡垒户、堡垒村，开展地道战、地雷战，与日伪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同年8月在奉命由冀中区去北岳区途中，路过平汉铁路时，与敌人遭遇，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宋景星（1918~1943）博野白塔村人。自幼家贫，只读过三年小学，未成年即外出打短工。1937年参加抗日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博野县四、六区区委书记。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进行残酷“扫荡”后，曾经在抗日阵营中的小豁子，投靠程委据点的日军当了特务，经常带领日伪军搜捕抗日干部，并不断怀揣短枪，拦路抢劫，奸污妇女，对抗日军民危害极大。一天，宋景星换了一身破旧衣裳，肩背粪筐，手拿铁锨，装做拾粪的样子，在小豁子经常活动的路上走着，小豁子发现路上有人，从后面喊：“前面的老头等一等！”宋景星假装没听见，继续蹒跚走着。当小豁子追到距离一米左右时，宋景星猛回身抡锨向小豁子劈去，将其打死。

程委据点有个魏翻译，坏事干绝，抗日政府早想除掉他。这天内线传来消息，说魏翻译要结婚了，洞房设在大程委村里，宋景星事先打听好婚期，察看过洞房，等到结婚这天深夜，翻译和新娘熟睡后，开枪将其击毙。程六市的陈银书在1942年投靠了东阳村炮楼特务队，整天四处吓唬群众，抓捕抗日干部。是年冬，宋景星通过敌工人员了解到陈银书经常在东阳村赌钱，调查清赌场的所在房院及陈在赌场的习惯位置后，经过筹划，和县长段士奇、县委宣传部长董东一起，连夜带领六区小队战士六七人从张庄奔走20多里赶到东阳村赌场，将陈银书抓捕，处决于村头苇地。

1943年初，程委据点的日伪军经常骑马四出圈赶、枪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宋景星从调查中得知日军的马棚在围楼沟几十米外，经过和区小队长王健、小队副政委李福元、敌工委员杜光信反复研究，决定打掉这些马，刹刹日伪军的威风。一个夜晚，六区干部和区小队按照计划向程委据点发起了攻势，有的对日伪军喊话，有的掩护，宋景星、王健、李福元和一些战士悄悄摸进马棚，将这些洋马全部打死。1943年3月15日晚，宋景星从南林里向北林里（当时属博野县管辖）转移时，与日伪军遭遇，战斗中英勇牺牲。

白永庆（1918~1944)徐水雁门辛庄（今辛庄)村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本村党支部书记，先后领导组建了崔家独树、小马各庄、栗元庄的党支部。1940年底，因地主告密不幸被捕。在押往姚村据点途中与日军展开肉搏，打死敌人后脱身，被迫潜入栗元庄，期间发展3名党员。1941年反“扫荡”战斗中，白永庆带领群众挖地道，破坏敌人交通，割断电线。同时深入敌占区侦察敌情，张贴标语。1942年秋，从固城据点逃出伪军20余人，在南庄头、丁庄、翟庄一带夜聚昼散，为非作歹，残害百姓，成为一股土匪。白永庆派人打入其内部摸清情况后，诱匪进入雁门辛庄，伺机收缴了土匪武器，将匪首就地处决。1944年的一天深夜，日伪军突袭雁门辛庄，白永庆家被包围，白永庆持枪还击，破窗突围，不幸中弹牺牲。

李志田（1918~1945)雄县李庄头村人。出身贫苦，幼年丧父，弟兄4人，他排行老三。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两个哥哥先后参加抗日斗争，壮烈牺牲。1939年，李志田参加雄县四区小队，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调到冀中十分区五十一大队手枪班当侦察员，他经常化装在雄县、容城、霸县一带日伪占领区，侦察敌情，灭敌除奸。

1943年，李志田接受除掉横行城关、为非作歹的雄县日伪商会会长来井宽的任务。一天夜里，李志田带两名助手，顺大清河堤摸进雄县南关埋伏起来。三更许，来井宽从屋里出来，还没来得及走上街头，李志田扑到他身后猛击一掌，趁来井宽回头之时，开枪将其击毙，三人安全撤离，缴获短枪一支。同年，受命除掉容城县日伪军招抚队队长王四。他化装成农民潜入容城集市，见到王四，迅速赶上去，在王肩上猛拍一下，王四一惊，回头看时，李志田将枪口顶住他的下颌，将其击毙。次年，又先后除掉作恶多端的雄县南关伪保长王景须、新民会主任杜云阁。

1945年农历三月十四，李志田为侦察雄县伪团长化冠群行踪，带战士金国栋乘夜进入雄县南关，战士金国栋被伪军岗哨发现，打来一阵乱枪，李志田身负重伤。为掩护金国栋撤离，他带伤奋勇还击。后爬进南关奶奶庙，伪军搜索一夜没有抓到。天亮后伪军沿血迹找到奶奶庙，但无人敢进。李志田因伤势沉重无力突围，战斗到最后时刻，壮烈牺牲。伪军把他放在南关火神阁前，放火焚尸，并抓来志田的老母观看，在场的乡亲无不掩面而泣。

狼牙山五壮士

马宝玉（1920~1941）河北蔚县人。幼年曾读过私塾，稍长随祖、父辈务农。1937年初，外出到宣化县深井镇一家点心铺当学徒。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马宝玉返回故里。1937年10月，杨成武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光复蔚县，他毅然到蔚县西合营参加了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担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二营七连六班班长。1941年秋，他与所在部队驻守在狼牙山地区。

胡福才（1913~1941）原名胡小秃，容城郭村人。

胡德林（1917~1941）原名胡小尚。容城郭村人，幼年生父胡老乱病逝，母改嫁到容城李郎村，继父安印成，曾改名安小尚。参军后恢复原姓，并改名德林。1938年7月26日，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攻克容城县城后，胡福才、胡德林同时参军，分配到七连六班当战士。他俩先后参加过保卫阜平、激战大龙华、雁宿崖、黄土岭歼灭战、百团大战等战斗战役。在历次战斗中都非常勇敢。在阜平战斗中，日军施放了毒气瓦斯，胡德林、胡福才先后中毒晕倒，但他们刚一苏醒就又向敌人射击，坚持战斗。

宋学义（1918~1971）河南沁阳人。他出身佃农，从小流浪要饭，当童工，打短工。1939年在讨饭途中，参加抗日游击队，后编入晋察冀一分区一团七连当战士，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葛振林（1917~2005)曲阳喜峪村人。1937年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秋，日军集中大批兵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9月24日，2000多名日军从四面八方向狼牙山根据地扑来，当时一团主力已撤离狼牙山，留下七连和民兵坚守在狼牙山地区。为了掩护政府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七连与敌人展开了激战，顽强地阻击敌人。六班把守的地方叫棋盘陀，地势非常险要，通往棋盘陀的山谷上有一个突出部位，被当地人称为“阎王鼻子”。班长马宝玉带领战友胡德林、胡福才、葛振林、宋学义埋伏在这里隐蔽待敌。

9月25日天刚亮，约500名敌军端着刺刀沿山谷向上发起了冲锋，班长马宝玉命令：“准备战斗！”话音刚落，山脚下的地雷就被敌人踩响了，趁着敌军混乱之际，他们将一颗颗手榴弹甩向敌群，敌军的第一次冲锋被打下去，这时敌军集中了几十门山炮向棋盘陀轰击，阵地上顿时浓烟滚滚、铁石横飞。六班战士凭险扼守，接连打退敌军4次冲锋，击毙敌人50余名。中午时分，按照上级指示，他们胜利完成阻击任务，开始后撤。没走出多远，来到一个三叉路口，一条路横过山梁向北伸去，这是机关和群众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他们可以很快回到同志们身边，可是敌人跟在他们身后，这样将会给人民群众带来危险；另一条路向西南通向棋盘陀顶峰，这是一条绝路，三面都是悬崖。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把敌人引向绝路。

他们居高临下向敌军射击，敌人一个一个滚进了山沟。当子弹都打完了，只有胡福才剩下一颗手榴弹时，他要将这颗手榴弹投向敌人，马宝玉一把夺过来插在腰间，随即搬起一块大石头砸向敌群。胡德林、胡福才等也搬起石头砸向敌人。能搬动的石头也都砸完了，马宝玉从容地掏出腰间的那颗手榴弹，拧开盖子，高高地举过头顶，葛振林、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一齐向马宝玉靠拢，他们激昂地说：“班长，拉吧!咱们死也不当俘虏!”就在这时敌人更逼近了，马宝玉和四位战友一同向崖边撤去。崖上传来日军的嚎叫，五位英勇的战士，像五棵青松屹立在棋盘陀顶峰上。他们面对凶狠的敌人，面对深不见底的峡谷，毫不畏惧，从容自若，高呼：“八路军誓死不当俘虏!”向敌人甩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相继跳下悬崖。

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牺牲；宋学义、葛振林遇到山腰树木托挂，幸免于难。为了表彰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和为人民利益敢于赴汤蹈火的精神，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授予他们“模范荣誉战士”光荣称号，同时决定五壮士所在连队每逢重大节日点名时，首先呼点五壮士的名字。并于1942年4月在棋盘陀上修建了狼牙山三烈士纪念塔。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为纪念塔题词：

“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

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

晋察冀军区参谋长朱良才为五壮士纪念塔题诗：

“北岳狼牙耸，边疆战火红。

捐躯全大节，断后竟奇功。

畴昔农家子，今朝八路雄。

五人三烈士，战史壮高风。”

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政委罗元发、副司令员高鹏为纪念碑撰写碑铭。

宋学义跳崖时负伤，经过治疗，1944年转业到易县管头村任农会主席。1947年回到家乡，历任民兵连指导员、党支部书记，中共王曲公社委员会委员、县委委员。曾先后出席全国烈军属、复员退伍军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全国民兵英雄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身残志坚，勇于奉献。因积劳成疾，于1971年在郑州病逝，遗体安放在沁阳市烈士陵园墓区中央。1979年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葛振林伤愈后，1945年毕业于抗日军政大学，先后投入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朝鲜停战后回国，历任湖南省警卫团后勤处副主任、湖南省公安大队副大队长、衡阳市衡南县兵役局副局长、衡阳市人武部副部长，衡阳警备区后勤部副部长、衡阳警备区副司令员等职。离休后把晚年大部分精力用在关心青少年成长上。曾任衡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会长，担任衡阳市20多所中小学校、全国近200家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1981年7月离职休养。1988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奖章。1988年被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授予“优秀校外辅导员”称号，1991年被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评为先进个人。2005年3月21日在衡阳逝世。

曲阳人民为纪念葛振林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2005年兴建了葛振林纪念广场。广场占地53万余平方米，由百名革命烈士公墓、葛振林墓、李殿冰墓、原革命烈士陵园、纪念广场等5部分组成。除主体建筑外，还有群体雕塑、纪念碑、革命传统教育报告厅、展览厅、纪念馆、碑楼及烈士亭等建筑。广场中间有占地2282平方米的纪念碑小广场，正中设英雄纪念碑一座。

张晋岭（1918~1948)雄县南辛立庄村人。1938年，侵华日军占领雄县，张晋岭投入抗日救国斗争。同年任村长，带领民兵配合区小队瓦解敌人，通过敌岗楼杂工张兰香争取了两名伪军带枪投诚。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冬，参加开辟平南地区工作队，后任中共涿（县）良（乡）宛（平）县五区区委书记，在敌占区窑上村一带以卖锅炮鱼为掩护，来往于贫苦人家，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领导群众减租减息，惩治恶霸地主，开展对敌斗争。

日本投降后，平南地区地主“还乡团”活动猖獗。1947年秋，张晋岭建议并配合县独立营袭击驻辛庄、良乡保卫团，全歼保卫团60余人。同年11月秘密回到敌占区窑上、官庄一带，散发张贴宣传品，鼓舞群众斗志。1948年春节，张晋岭带武工队员十余人驻窑上村，因叛徒出卖，被包围在地道里，他坚持战斗两昼夜，最后不幸被捕，关押在北平（今北京）第一监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同年5月，“还乡团”用铁丝穿透张晋岭锁骨，游街示众。当天惨遭杀害。

郑鲁（1918~1948)原名郑文明。新城（今高碑店）小韩村人。自幼在私塾读书，后考入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读书。读书期间，阅读大量进步书刊，积极从事革命工作，思想进步很快。1936年1月3日，北平（今北京）学生南下宣传团到新城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他闻讯前往，积极参加宣传活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和新城县特支书记刘佩荣参加了张本初领导的抗日队伍，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秋被派到国民党五十三军江东升部争取其抗日。失败后转入安新县找到党组织，继续开展抗日斗争。1939年八路军一二○师三支队余（秋里)、贺（炳炎)部来冀中开辟抗日根据地，他受党的派遣充实到三支队。加入部队后，由于机智灵活，作战勇敢，很快提升为股长、教导员、团政委等职，率部转战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直至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邯郸、上党等战役战斗。淮海战役前夕，在中原野战军任一纵二旅四团政委，随部队转战在中原。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初期，国民党黄伯韬部被华东野战军包围在碾庄地区，孙元良部被牵制在徐州地区。为保华东野战军顺利完成全歼黄伯韬部，一纵在蒙城地区担任阻援任务。

1948年11月18日，国民党军十二兵团在黄维率领下到达涡河，企图过河解黄伯韬七兵团之围，遭一纵阻击部队阻击，双方沿河展开激烈战斗。四团团长晋士林奉命到敌营劝降不幸牺牲。四团由郑鲁率领担任黄家庄、陈家庄等村庄的阻击任务。四团指战员同敌人在黄家庄展开激烈巷战，因敌众我寡部队伤亡严重。郑鲁身负重伤，仍指挥作战，一直坚持到19日下午3时接到上级命令才撤出战场。郑鲁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而牺牲。

刘安（1918~1974）定县（今定州）东堤阳村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参加抗日。193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定南县第四区抗日联合会组织部部长、青抗先队长、武委会副主任、定南县大队参谋长、冀中第七分区武委会政工部部长、定县军分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司令员等职。1954年8月任石家庄军分区副政委、政委，后任衡水军分区政委。

1963年8月，河北省中南部暴雨成灾。他担任衡水抗洪救灾总指挥，带领军民抗洪抢险，为保卫天津市、津浦铁路立下功勋。为了表彰他的模范事迹，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大型纪录片《衡水在激流中》，再现了他带领军民抗洪救灾的英雄形象。1974年5月13日病逝于石家庄。

赵宏图（1919~1940)完县（今顺平）杨家台村人。1937年底在杨家台村参加青年抗日先锋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下半年调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工作，10月到平山县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学习。先后任组长、分队长、团政委等职务。1940年8月18日凌晨，日军进山“扫荡”，抗大二分校全体师生奉命向深山转移，行军到平山县柳树沟时，突然与日军遭遇，赵宏图带领全体师生与敌人奋勇拼杀，终因敌众我寡，不幸中弹牺牲。

王新子（1919~1940)女。望都柳陀村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参加了村自卫队，积极参加站岗、放哨、做军鞋等抗日工作。1940年4月“柳陀惨案”发生前，负责看守惨案制造者耿朝然的母亲和妹妹。王新子除对她们进行教育外，还从家里拿来干粮给她们吃，拿鞋袜给她们穿，以行动来感化二人。4月6日，死心事敌的耿朝然带领日伪军包围了柳陀，耿之母、妹恩将仇报，将王新子等人指认出来，押往望都日伪警察局监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诱骗、调戏和酷刑，王新子义正词严，高声痛骂，毫无惧色,并和狱中姐妹互相鼓励，坚持斗争。在押往刑场的途中，新子的胞妹新爱因受酷刑实在走不动了，新子鼓励她：“挺起胸来，我们死都不怕，还有什么能吓倒我们!记住吧，鬼子、汉奸今天杀了我们，再过十年二十年，姑奶奶又这么大，照样打鬼子，打汉奸！”说罢昂首前行，在沈庄李家坟英勇就义。

门章新（1919~1941）唐县西显口村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到冀西抗日民族中学就读。1940年回唐县任第六区青救会主任兼青抗先大队指导员。经常带领民兵深入敌占区组织小型游击战，破坏日军交通、电线，打击小股敌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使唐县城内日伪军不敢轻举妄动。

1941年4月，门章新带领民兵到定县掩护运粮队，完成任务后，行至定县大悟村与日军遭遇被围，在指挥队伍突围时身受重伤。日军四面包围，企图活捉，在日军已近、寡不敌众情况下，他毅然拉响手榴弹，和几名日本兵同归于尽。县委、县政府给他召开了追悼大会，《晋察冀日报》报道了他的事迹。

韩朝新（1919~1941)女。清苑顾家营村人。1933年考入河北省立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辍学。9月与堂姐韩启民一起，在博野县辗转找到共产党组织，参加了博野县妇女抗日救国会，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春，被党组织派到深泽县任妇救会主任，她带领县妇救会干部，深入乡村、庙会、集市，利用歌曲、戏剧、讲演等形式，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号召妇女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参加到抗日斗争中来。组织开办了女干部培训班，培训妇救会和妇女抗日自卫队骨干。1938年5月，在冀中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冀中区妇救会执委兼七分区特派员。1939年春赴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同年冬，在冀中区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冀中区妇救会副主任。

1940年春，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制定后。韩朝新领导区妇救会，组织召开冀中区妇女大会，利用墙报标语、诗歌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妇女讲解选举法、参政议政的意义，使全区妇女参选参政的热情高涨，有80%以上的女选民参加了选举，推动了全区宪政运动的开展，许多妇女干部当选为村、区、县代表和村长、区长、县参议员、参议长。1940年冬，在冀中区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上，韩朝新当选为冀中区妇救会主任，兼区党委妇委副书记。为深入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经常深入农村，以真挚感情进行演讲，在揭露日军暴行的同时，号召爱国同胞生产支前，参军参战。

1941年春，韩朝新和中共冀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周小舟结婚。9月奉命和另外两位女同志去平汉铁路西休养时，在完县（今顺平）贾西庄被日伪军包围，突围时壮烈牺牲。1942年春，冀中妇救会在安平县羽林村为韩朝新召开追悼会。

李昊（1919~1942)原名郭宗岳，又名郭宗、郭喜贵。望都郭家村人。1931年考入望都城内高小，受革命思潮影响，参加了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等抗日宣传活动。1933年进入保定志存中学学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演讲。1937年9月保定被日军侵占，李昊回到家乡。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路东区青救会主任，后由组织安排到边区干部训练班学习。一年后回县任三区区长。

李昊率领区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机动灵活地打击日伪军。每逢日伪军下乡“讨伐”、“扫荡”，他便带领区小队埋伏在日伪军必经之路，袭击日伪军，使日伪军防不胜防。他曾带领队伍到南关抓捕了大地主李老厚，让他交抗日公粮。到日伪军重兵把守的火车站弄走油印机和纸张、油墨。日伪军对他又恨又怕，几次找人捎话劝降，并许以官做，李昊断然拒绝。

1942年1月，李昊担任望定县政府秘书。3月18日，县政府机关和县大队遭到日伪军合击包围，李昊突围时子弹打尽，为不使政府印章文件落入日伪军手中，李昊跳进一口水井里。日伪军追上来，朝井中打枪，李昊殉难。同一天，担任区妇救会主任的李昊妻子高新艳也壮烈牺牲。

魏秀文（1919~1942)女。涞源小北关村人。1936年考入涞源县简易师范，上学期间，阅读了表兄梁正中借给她的革命书籍和进步刊物，并经常与同学们探讨新文化。一次作文时，她写了一篇《论童养媳》的文章，历数了黑暗社会对妇女的残害，提出了婚姻自由的主张。在激进的民主主义精神熏陶下，她第一个剪掉辫子，穿起旗袍，以示与封建礼教决裂。进步师生非常敬佩她的勇气，称其为“新时代的女性”。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侵占涞源，魏秀文耳闻目睹日军烧杀掳掠的暴行，非常气愤。当八路军进驻涞源开辟抗日根据地时，她放弃即将期满的学业，参加了抗日工作。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使妇女冲破封建枷锁，积极投入抗日救国行列，她在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中扮演流浪卖艺的少女香姐，形象逼真，催人泪下，台上、台下一片泣声。1938年，她积极投入妇救会的筹建工作,深入农村，以办夜校的形式，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妇女积极投入革命行列。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逐区、逐村建起了妇救会。秋天，她继任县妇救会主任后，利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举办三期妇女干部培训班，轮训500多人次。在培训班上，她亲自写讲义，刻蜡版、任教。不仅使妇女干部识了字，还认清了形势，坚定了必胜信心，成为涞源县抗日斗争的骨干。10月，涞源大部分地区沦为敌占区、游击区。在环境非常危险的情况下，她穿过敌人封锁线，深入敌后，发动妇女破路填沟，坚壁清野，做军鞋，捐献金银首饰。她的事迹曾在《晋察冀日报》作了大量报道。

1941年，组织上调她去灵丘县任县妇救会主任，她不顾日军的残酷“扫荡”，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户发动妇女踊跃支前，很快使灵丘县的妇女工作出现了新局面。由于劳累过度，不幸于1942年秋病逝在张家湾附近的山沟里。

曹平（1919~1943)又名曹振鸣。安国南马村人。15岁考入定县第九中学，参加了学校进步组织“物理研究班”，除学习机械原理外，主要研究唯物主义。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辍学，回家务农投身抗日斗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村党支部宣传委员，兼任青救会主任。1938年初，任冀中七分区游击队指导员，率游击队在沙河一带活动。曹平关心体贴战士，他把自己的新棉衣送给战士穿，把省下的津贴给战士花，虽在本县活动，几过家门而不入，被干部、战士传为佳话。

1939年10月，曹平从分区回到安国，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区去工作，县委分配他到日伪军活动猖獗，而抗日力量比较薄弱的五区任区委书记。曹平到任后，整顿党组织，建立完善村级抗日政权，发展抗日武装，发动群众减租减息、除奸反特，五区抗日形势迅速好转。1940年4月任县委宣传部部长，主持创办了县委机关刊物《战斗报》，在残酷环境里，《战斗报》刊行162期，被誉为不倒的战旗。他还主持开办“毛泽东小学”，培训抗日干部100多人次。组织成立“战斗剧社”，在根据地村庄巡回演出，为唤起民众、坚持抗战发挥了很大作用。1942年4月任中共安国县委副书记，翌年春代理书记。由于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进行残酷“扫荡”，安国的抗日斗争环境异常艰苦，抗日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曹平带病坚持工作，重新组织抗日力量，粉碎敌人的多次“清剿”。1943年9月24日在赴大李庄村途中遭日伪军伏击，中弹牺牲。

秦道三（1919~1943）博野淮南村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了抗日工作。1939年参加博野县大队，次年任县大队副政委。1942年3月在一次突围中左臂负伤。就用毛巾缠住伤口坚持战斗，后在李家坨战斗中左臂再度负伤，在四周尽是日伪军的枣树坡隐蔽了整整一天，伤口发炎，就涂些眼药水，咬牙坚持。

1942年5月，反“扫荡”作战后，县大队在一次突围中，损失很大，为保存实力，县委决定化整为零，隐蔽活动。为便于战斗，组织了由冉利明为队长、秦汉周为副队长的手枪队，白天藏在地洞里，晚上打击骚扰敌人。一次，他们埋伏于大齐、刘陀营之间的公路旁，当5名查路伪军走到距离约50米时，开枪射击，伪军一死四逃，缴获三八步枪一支。1942年冬，凤凰堡据点日伪军常骑马入村骚扰百姓，秦道三率手枪队深夜摸进岗楼牵出马杀掉，第二天夜，又把马腿、马尾送回岗楼，警告日伪军再祸害百姓，就跟马落一样下场。一天夜里，率部驻在淮南，离他家只隔几户人家。战士们劝他回家看看母亲，他说：“谁没有家，谁没有母亲，如果大家都去看家，就会涣散纪律，还怎么团结战斗？”他让房东大娘转告母亲：“情况紧迫，不能回家，等打败了鬼子再看望她老人家！”日伪军既惧怕秦道三，又千方百计地想收买他，写信许以高官厚禄，秦道三回信说：“高官厚禄我不要，只要还我山河貌，劝我投降是做梦，最后胜利终会到。”

1943年3月19日，由于叛徒告密，伪军联队长田继辰指使淮南岗楼伪中队长陈雅勤协同县情报主任卢荫刚，带30名伪军直扑秦道三驻地安平县院西。秦道三用一支手枪和30名伪军激战两个多小时，终因寡不敌众，中弹牺牲。

张侃（1919~1943)原名张伟珍。高阳北沙窝村人。幼年丧父。14岁考入本县私立职业中学，和同学一起上街游行，抵制日货，秘密印发传单，抨击黑暗社会。县保安团到学校搜查，发现张侃印发传单的刻写工具，将其拘捕，母亲花钱托人求情才得以释放。

1937年12月，高阳被日军侵占，张侃弃学投身抗日救国斗争。先后在高阳一区任苇元屯抗日中心校长、教育助理员、区委秘书、区长等职。当时区小队武器装备很差。为壮大区抗日武装，筹措资金购买武器，他动员母亲把家里仅有的一头骡子卖掉，将钱全部捐给区政府。1940年，日军在高阳进行奴化教育。张侃针锋相对，开展爱国宣传。开会讲演、散发传单、书写标语，粉碎敌人阴谋。当时药品奇缺，张侃多次给在北平（今北京）的表妹写信，帮助县、区游击队购买了许多紧缺药品，使伤员得到及时救治。1941年7月率区小队掩护路台营等20多个村游击组和千余名民工，在高保路开展交通破击战，使其多日不能通车，给日军运输、兵车活动造成威胁。

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进行残酷“扫荡”。张侃率区小队神出鬼没，与敌人周旋，破公路、割电线、端据点、打埋伏，出奇制胜。伪军常以“出门叫你碰上张侃”相互诅咒。一天他只身由邢家南去左庄执行任务，路遇一伙伪军，边走边说：“抓住张侃，皇军赏大洋五百。”“我若得手，先请弟兄们喝一顿!”他闻声沉着地接近伪军，掏出手枪说：“我就是张侃，哪位抓我去领赏?”一伙伪军乖乖做了俘虏。张侃堂兄充当汉奸，被群众揭发，查证属实，张侃夜间潜入其家，将其枪决。

1943年5月26日夜，张侃和妹妹张哲到六合庄看望伤员，因汉奸告密，被300多名日伪军包围。张侃为掩护伤员，冒死冲出村外，引开敌人。日伪军穷追不舍，他边射击边跑，不幸腿部中弹负伤，遂凭借一片坟丘作掩护，同日伪军展开枪战，双方对射两个多小时，张侃的子弹将尽。伪军趁机喊话劝降，他坚定回答：“我是中国人，决不给侵略者当走狗，你们的末日快到了!”他拆散了一只手枪，扔掉枪件，用另一只手枪把仅有的一颗子弹射向自己。张侃牺牲后，日军宪兵队长诸田命人把他抬回县城，在文庙停尸3日，并书一联：“主义不同，精神可嘉。”

张立（1919~1943)女。原名张振芳。安微合肥人。其兄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为革命牺牲，对她产生很大影响。1937年张振芳在合肥卢州师范学院女中读书时，就关心抗日形势和国家前途。随后奔赴西安参加革命，分配在三阳青训班受训，改名为张立，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先后在陕北公学、抗大学习，1939年调入白求恩学校任特派员，随后又调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保卫部担任秘书，同年与保卫部部长余光文（又名武必成)结婚。在此期间起草过不少文件，其中《晋察冀军区除奸工作四年总结》至今还存放在国家公安部。

1943年秋季反“扫荡”中，张立随保卫部转移到阜平下庄乡柏崖自然村，被日伪军包围，大女儿小宝被炊事员老邵乘乱抱出重围，她怀抱未满月的小儿子落入敌手。敌人从她腰间搜到一支小手枪，知道了她的身份，就毒打逼问：“军区机关到哪儿去了?”、“余光文到哪里去了?”张立任凭敌人严刑烤打，誓不透露半点机密，敌人竟将她还不满月的小孩扔进沸腾的开水锅里。张立扑过去同敌人搏斗，被日军劈下一只胳膊，随后敌人又一刀刺进她的左乳房，刀尖从背后穿出。张立挣扎着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张立牺牲后，被安葬在柏崖村下，墓前竖立石碑，植两株翠柏，当地群众常为她扫墓。

赵尚武（1919~1943）辽宁朝阳人。为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之一赵尚志的弟弟。“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到北平（今北京）。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平津学生奔赴抗日前线，先到山西太原，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1938年6月随西战团到延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0月，西战团开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敌后艰苦环境下，赵尚武勤学苦练，成为边区屈指可数的抒情男高音之一，在吕骥的指导下，西战团第一次演唱《黄河大合唱》时，他就把《黄河颂》唱下来了。

1942年调到抗敌剧社，任音乐队副队长。同年军区宣传部出版了他写的《识简谱理论初步》，在剧社油印的小册子《连队歌唱》和《抗战歌声》上，每一期都载有他创作的歌曲。为了连队都有好歌唱，他抓紧一切时间进行创作，每支歌曲创作出来之后，不仅征求剧社同志们的意见，还要先到连队去教唱，了解战士们是否喜欢，然后根据战士们的反映再进一步修改。他创作并保留下来的歌曲作品有《我们这一代》、《这里永远有自由》、《破路》（田间词）、《战士的枪》（王昆词）、《年轻的八路军》（陈陇词）、《边钞印刷工人歌》（方冰词）等，收录在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歌曲选集》中。

1943年秋冬反“扫荡”战斗中，剧社在深山中与日伪军周旋。12月2日，剧社转移到阜平县马兰村一带。第二天拂晓被日军包围，剧社人员开始向北突围，翻过坡山村北的一座小山，赵尚武身背战友7个月大的孩子，在积雪的山坡上冒着敌人的枪弹艰难行进，他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头部，倒在地上。敌人撤走后，战友们找到他时，他已经牺牲了，而他背上的孩子却安然无恙。战友们把他安葬在这青山之中，他救出的孩子先后改名刘念武和刘思尚。1984年，他生前的战友们为他在阜平县烈士陵园立碑。

陈英（1919~1946)又名陈增寿。安国海市村人。1936年毕业于县立高级小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英当选为村抗日联合会教育主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安国县一区任财粮助理。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后，境内环境残酷，陈英随一区领导活动在县城附近，从事军需征集和情报传递工作。

1945年安国解放后，陈英辞别妻子和3岁的女儿，参加了北上工作队。10月，工作队到达山海关外沟帮子时，与大股土匪遭遇，队伍被冲散。陈英辗转到达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本溪，分配在本溪县小市区任区委组织委员兼区农会副主任，率一班保安队战士到达泉水地区，很快发动起群众，建立了村级人民政权。1946年陈英组织扩大保安队时，牛心台地区一暗藏特务暗中策动20余人，以报名参军的名义到区上骗枪。陈英发现报名人情绪不对，通过与其中一些人谈心，使他们说出实情，并向他们讲明共产党的政策，使这些青年真心实意地参了军，制止了一场严重事故。同年4月30日，陈英率7名战士前往山城子水簸箕沟发放春耕贷款，在久才峪村与一冒充解放军的土匪相遇，同行到水簸箕沟村时，土匪突然开抢，陈英中弹牺牲。为纪念陈英烈士，本溪县人民政府颁令，水簸箕沟村改为陈英村，并谱写了陈英纪念歌。

王志华（1919~1948)原名王恒茂。涞水龙门村人。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村民兵中队长、青年救国会主任、房涞涿县民兵大队指导员、第五区武装部长。1938年，龙门村恶霸富农王相义父子侵吞村民渔产，王志华带头争讼，使王相义败诉被罚。1939年至1940年，龙门一带连续两年水旱成灾，粮食颗粒无收，王相义父子又勾串其他富农拒绝借贷。王志华组织成立了“借贷所”，带头开展借粮斗争，王相义只好开仓借粮。1941年，日本侵略军在涞水山区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扫荡”，当时任区武装部长的王志华，带领群众转移，坚壁清野。他分管的20多个村庄损失最小。

1945年，王志华随军北上。同年10月调察哈尔省康保县公安局任治安股长。1946年9月随康保县第二、三、八区武工队下乡剿匪，遭到七倍于武工队的土匪的袭击。带队的县委宣传部部长晋拓东等18人牺牲。王志华临危不乱，同其他三位同志火速抢占有利地形，掩护大家转移。战斗结束后，县委书记王曼、县长王晨光写信称他骁勇善战，并任命他为副区长。1946年10月，任康保县第二、三、八区武工队分队长。1947年11月任察哈尔盟公安处预审科科长。1948年10月调任商康化联合县公安局副局长。

1948年秋，商康化联合县为迎接察北解放，于10月下旬集中县区干部，在察哈尔盟所在地张盖湾村总结布置工作，会后准备返回县区活动。国民党十一兵团收编的惯匪、地主武装于秀成和白金辉团四五百人，25日凌晨包围了张盖湾村，企图消灭商康化联合县党政机关干部和武装力量，王志华的警卫员于川起早喂马烧水听到枪声，并发现大批敌人正蜂拥扑向村子，便立即报告王志华。王志华意识到情况危急，果断命令警卫员通知并保卫其他领导迅速突围，自己则只身向距村不远的聚宝山制高点冲去。当时，王志华只带有一支手枪和两颗手榴弹。为了迷惑和牵制敌人，以减少突围部队伤亡，他凭借有利地形，时隐时现，声东击西，把敌人引向自己。敌人不知虚实，如临大敌，在敌人狐疑不定时，联合县领导率领大部分人员迅速冲出重围。一个多小时后，敌人冲上了聚宝山。王志华用仅剩下的一粒子弹，开枪自杀，壮烈牺牲。

王志华牺牲后，察盟工委和政府决定将王志华牺牲的聚宝山命名为“志华山”，将聚宝山下的小村庄命名为“志华村”。根据家乡人民的要求，王志华烈士遗体运回原籍安葬。涞水县五区政府主持举行了追悼安葬大会。龙门村剧团还赶排了反映烈士生平事迹的话剧。

郭永一（1920~1940)女。原名郭儒彦，又名郭勇一。定县（今定州）吕家庄村人。1935年由哥哥郭佩珊带往定县女师中学部学习。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参加抗日工作，进入抗日干部学校，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毕业后被分配到肃宁县一区任妇救会主任，深入群众，冲破反动地主、封建势力的造谣破坏，经过艰苦细致的宣传工作，终于打开了局面，建立起基层妇女组织，发动妇女参加抗日战争。

1939年，日军侵占肃宁县城，并不断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斗争环境十分艰苦。郭永一和许多抗日干部长期露宿野外，由于环境潮湿恶劣，身上长了疥疮，仍坚持到各村开展工作。忍着病痛，同群众一起展开破交战，被人们称为“铁郭”、“铁姑娘”。1940年担任肃宁县妇救会主任。伪县长布告全县，悬赏银元3000块通缉她。她改名大芬，群众亲切地叫她大芬姐。同年秋，九分区部队和县大队在白牛堤与日伪军展开激战，她发动群众到前线慰问，战后又带领群众破坏公路20余里。

1940年9月，肃宁县召开全县干部会议，布置开展普选工作，郭永一担任第二工作团团长，她和区委书记齐纳，妇救会干部徐春、王玉，工会干部许秀荣等在泥洞村召开区委会，被日伪军包围。战斗中，齐纳牺牲，郭永一和另外三位战友弹尽被俘，经历了日伪酷刑拷打和软硬兼施的诱降。郭永一和徐春、王玉、许秀荣挫败了敌人的阴谋，最后英勇牺牲。

姜青（1920~1941）女。又名姜彩玲。博野刘陀营村人。7岁在本村小学读书，后因生活贫困、学费无着而退学。193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姜亚琴、赵文霞一起办起了妇女识字班，学文化、学唱救亡歌曲，宣传抗日救亡道理，组织妇女抗日救国会，发动妇女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援前线。1940年抗日形势恶化，姜青和本村党员干部在党组织领导下，由公开转入地下，组织自卫队，发展游击小组，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1940年秋天，姜青调到县委干训班学习一个月后，被分配到区委任组织干事，12月调四区区委任青年干事。白天隐蔽，晚上发动群众挖地道，破坏日伪交通。1941年6月15日到西区开展工作，同伪军遭遇，经过激战，因寡不敌众被捕。被押解到县城，宪兵队的特务使用了压杠子、灌凉水、烙铁烙、坐老虎凳等酷刑，姜青毫不畏惧，特务们见硬的不行，就用各种手段诱惑劝降。姜青义正辞严地说：“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其所，日本鬼子总有一天会被赶走。你们这些狗汉奸绝对没有好下场！”姜青在狱中被关押了26天，审讯十几次，特务们招数用尽，未得到任何口供，就将她杀害。

梁建（1920~1941)又名梁建峰。高阳北梁家庄村人。早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保定六中，因其学业出众，学校免其一切学杂费。他自小习武，从不间断，1936年参加武术表演赛，获银盾奖章一枚。1937年中学毕业，未及深造，抗日战争即爆发，遂回乡投身抗日斗争。与父亲梁景浩组织抗日武装，征集枪械20余支，率两百余名青年参加河北抗日游击军。参军后，任游击军政治部青年干事。1938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秋受党派遣，参加改编土匪徐二黑的工作。他发挥自身才干，战胜土匪中的顽固势力，使大批士兵加入抗日队伍。1939年任冀中九分区青年军司令，不久又调四分区教导队任教员。1940年任冀中三十团一营教导员，多次同日军作战，英勇杀敌。同年12月，该团改编为四十二区队，梁建调任冀中十八团二营教导员。

1940年12月30日，十八团由定县杨村经一夜行军抵博野县蠡村宿营，遭清苑县武安、顾家营和博野县十里堡、八里庄等据点2000余名日军合围。团长命梁建率两个连开路，掩护部队突围。在敌人密集火力中，他指挥两连官兵，杀出一条血路，使全团大部分队伍突围脱险，但二营营长所率连队及团部的部分战友仍在敌军包围中。梁建挥兵复入重围，当接应战友脱险后，梁建等却被困村中，连续三次强行突围未成功。他率一个排作掩护，同日军展开激战。最后终于突出村外，但在翻越交通沟时，不幸中弹牺牲。

梁景（1920~1942)女。又名梁景春。高阳北梁家庄村人。其兄嫂抗日战争初期即参加革命，常向其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当时北梁家庄不足50户人家，且远离日伪据点，县、区干部常来此隐蔽工作，多住在梁景家中，在抗日干部及兄嫂启发鼓励下，梁景投身抗日斗争。1939年参加冀中四分区国防剧社，多次深入各地为抗日军民演出。次年因病转入地方，在本县四区妇救会工作。虽然多数妇女抗日情绪高涨，但将其组织起来，走出家门参加抗日，常碍于旧礼教束缚。梁景便挨门串户说服动员，并率先蓄短发，与男子同耕作，做军鞋、挖地道，处处吃苦在前，泼辣大方，乡邻称其为“假小子”。许多青年妇女以其为榜样，参加抗战活动。1939年，梁景任四区教育助理员。

1942年2月14日，因汉奸告密，梁景与区长张常、民政助理员梁子寿等被莘桥据点日伪军包围于区公所。他们顽强抗击，与敌人展开枪战，终因寡不敌众，子弹打光而被捕。在莘桥据点遭敌人审讯，以灌辣椒水、轧杠子等酷刑逼供。梁景坚贞不屈，日军惨无人道地割掉其乳房，但她始终保守抗日秘密。日伪军无可奈何，将梁景等5名抗日干部残杀于莘桥据点外。

赵明升（1920~1942)女。原名赵宝阳。阜平城厢村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参加了抗日斗争。1939年春任阜平栗元铺区妇救会主任，积极组织妇女参加抗战工作。1939年夏季，阜平发生特大水灾，大水冲走了她的父亲和两个弟弟。赵明升利用进城开会机会，回家看望了一下，就返回工作岗位。1940年，她结婚刚刚三天，就被派到晋察冀边区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即被分配到山西雁北地区繁峙县任县妇救会宣传部部长兼六区妇救会主任。

1942年4月7日，她在繁峙县鹞子沟村开展工作时，因汉奸告密被捕。敌人想利用她把整个六区党组织破坏掉，就逼问谁是共产党员。她回答：“我不是这里人，谁也不认识。”敌人见来硬的不行，又来软的，给她端来鸡蛋面条，赵明升将它一脚踢翻，指着敌人的鼻子痛斥：“堂堂中国人，不吃你们这些汉奸走狗的饭。”敌人威逼她写自首书，她面对敌人的恫吓，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是中国人，决不做这种无耻的事。”敌人第二次审讯，诱迫赵明升给一名汉奸当老婆，赵明升大骂：“你们这些无耻的狗东西，真是瞎了狗眼!”敌人几次审讯，都碰了钉子。4月10日，赵明升写了一封遗书，让“关系”带出，交给当时的区委书记，向党组织诀别。后来，敌人拿来纸和笔对她说：“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写个悔过书，我保你的命!”她接过纸笔，愤怒地在纸上写了“抗日救国”四个大字。4月13日清晨，日伪军把赵明升押赴刑场，要赵明升跪下，她昂然挺立，大声说：“我是有骨气的中国人，怎能给你们鬼子汉奸跪下?我要站着死!”最后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

张晓湖（1920~1943)别名徐锋。安国张家营村人。在高小读书时，受进步教师李佛光影响，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和游行示威活动，经常徒步30里到县城与进步学生联系，在同学中秘密传阅革命书籍。1938年参加抗日工作，在本村文建会负责宣传工作。1939年调中共安国县委宣传部任干事，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任二区区委副书记，翌年调五区任区委副书记兼区长。

1942年5月反“扫荡”期间，五区区干部大半被捕或牺牲，有些干部群众抗日情绪低沉。张晓湖带领区小队惩汉奸、破公路、扒电线，神出鬼没打击敌人。7月中旬，他率区小队伏击日伪军，缴获自行车5辆，军用物资一部，抗日士气大振。随即，又向据点伪军展开政治攻势，他亲自撰稿，印发宣传品，深夜潜伏据点外，投书喊话，动摇日伪军心。1942年底，日伪强征砖瓦木料，准备修建张家营炮楼。为破坏敌人的计划，张晓湖夜闯张家营，发动群众把砖瓦木料搬运一空。

1943年夏，张晓湖辗转于县城附近村庄开辟工作。7月4日，奔波一天的张晓湖和周英住宿马家庄。5日拂晓，日伪军突然包围村庄，二人分头突围。张晓湖村口遇敌，躲入民宅，随即被围。张晓湖边打边向伪军喊话，劝他们改邪归正，不要为日军卖命屠杀同胞。死心塌地的伪军将房顶掀开，投下手榴弹，张晓湖左腿受伤，他将最后一颗子弹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子弹哑火，他被捕。日伪军反捆张晓湖双手，用门板抬到街上，面对乡亲，张晓湖大声喊道：“我死了不要紧，你们要坚持抗战，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下午张晓湖被解往县城。当天，伪队长劝降，张晓湖怒斥：“你们把祖先都背叛了，还有脸和我讲话!”面对劝降的叛徒，张晓湖声色俱厉：“你们叛党叛国，猪狗不齿!我宁做枪下鬼，不当亡国奴！”在狱中，他抱定以死报国之志拒绝进食。日军恼羞成怒，将其双腿锯掉，昏迷中张晓湖尚喃喃自语：“程云同志，拿我的拐棍来，一起打日本去。”8月8日，张晓湖流尽最后一滴血，牺牲在狱中。冀中文艺宣传队编排了话剧《最后一颗子弹》，歌颂张晓湖的英雄事迹。

陈昆（1920~1946)原名田占祥。定兴南大牛村人。1940年协助八路军地下交通员古建标转送情报、购买食盐药品等物资。1941年春，因汉奸告密，被日伪军吊在村中大槐树上毒打拷问，直打得遍体鳞伤，胳膊打断，昏死过去。后经武工队转移到后方养伤治疗。1941年夏伤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受组织派遣，回村任保长、中共村支部书记。从此，南大牛成了八路军的堡垒村。在其掩护下，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多次在村中召开会议。1944年秋，陈昆任定易涞县二区敌工委员、区武委会主任。白天仍以保长身份深入敌人据点和附近村庄侦察敌情，夜晚带领民兵配合县区干部去炮楼前喊话，敦促敌伪人员弃暗投明，或配合县大队破交打点，平填封锁沟。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5年9月任沽源县二区武委会主任。1946年10月13日在小榆树林沟剿匪战斗中，为掩护部队突围英勇牺牲。

马刚（1920~1946)又名马吉瑞。安国西伯章村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13岁便给地主扛长工。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西伯章村地下公安员、安国县第三区工会主任。任职期间，他组织民兵自制土枪、土炮，发动群众为前线筹粮筹款，带领武工队员割敌电话线，破敌公路，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

1945年9月，马刚奉调支援东北解放区。11月初，分配到沈阳北郊蒲河区工作，同当地武装消灭了作恶多端的反动地主武装东大会、西大会。11月底，被任命为蒲河区政府刘千户分区区委书记兼区长。他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1946年2月，马刚组建刘千户分区区小队，开展武装斗争，牵制和袭击国民党军队，打击土匪恶霸。6月，遭国民党军二○七师突然袭击。为掩护区小队安全撤离，马刚主动留下，独自与敌人周旋，他时而在树林里向敌人射击，时而从庄稼地里向敌人投掷手榴弹，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小队转移后，他将敌人引至回龙沟，藏在滴水漏子里躲过敌人搜捕。不久刘千户区小队改编为沈铁抚联合县第六中队，马刚任指导员。6月20日晚，马刚率第六中队部分战士护送一首长和军费到二道沟村，由于叛徒高云程告密，被国民党军队包围。战斗中，为了首长和军费的安全，马刚毅然将首长推上马，把两袋军款扔上马背，这时，叛徒高云程开枪打中马刚，马刚保护首长和军费冲出了包围，转过脸对叛徒骂道：“你们这些败类，人民是饶不了你们的!”叛徒又向他连击数枪，马刚壮烈牺牲。

1949年3月，沈阳市新城子中心区委在蒲河分区召开马刚烈士追悼大会，将他的坟墓从二道沟村迁至刘千户村，并将刘千户村及村小学改名为马刚村和马刚小学，他的事迹被编入沈阳市中小学思想品德教育课本。

王兢生（1920~1946)原名王哲生。完县（今顺平）南腰山村人。毕业于省立保定第二师范学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参加革命，1938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在完县人民抗日武装委员会负责宣传工作，1938年春到晋察冀军政学校学习，后留校任青年干事、晋察冀军区教导团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

1942年教导团改编为三十团，任侦察连政治指导员。在日军堡垒如林、公路如网的行唐、正定、灵寿的平原上，出没于敌人据点之间，用埋伏、奇袭、突袭、假扮百姓进炮楼，箭射宣传品上堡垒等战术，使日伪心惊胆颤，创建了“胜利部队灯塔连”。他还创造了改造连队中落后分子李国瑞的典型经验，受到晋察冀军区高度重视。《子弟兵》报发表了题为《开展李国瑞运动》的社论，抗敌剧社写成剧本《李国瑞》在边区演出。后历任行唐、正定支队副政委，独一团政治处主任、九团副政委、十三团政委。在雁北地区朔县战斗中，怀仁城六七百敌人包围了十三团，他亲自指挥多次打垮敌人进攻。

1946年8月奉命率全团捣毁大同水泉湾飞机场时，多次指挥打退敌人大炮、飞机、坦克的陆空联合进攻，坚守水泉湾阵地，在激战中光荣牺牲。《子弟兵》报称他为：“一位年轻有为，文武双全的战友，一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同志”、“英勇绝伦，奋不顾身”的英雄。

白连喜（1920~1950）化名李振东。满城北章村（今属保定市新市区）人。参加革命后，在满城县人民武装委员会工作，带领民兵与敌人作斗争。1948年春，担任冀察地区昌顺县政府秘书兼县粮食局局长。同年8月，调任昌顺县南口镇镇长。平津战役开始后，昌顺县驻军较多，南口镇成为全县转运粮草的集中地，每天约有20万斤马草，用火车从张家口运到南口，然后再用人畜力车运往县内各供销点，以供应各地驻军急需。他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但总是能够及时解决各种问题。1949年响应中共中央支援新解放区的号召，报名随军南下，编入晋中南下工作团四大队三中队，任南下县长。同年10月进入湖南省会同地区后，被安排担任专署财粮科科长，负责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生活物资的供管工作，经常工作到深夜。1950年初，带人到湖南省芷江、怀化等县检查征粮工作，在去怀化县黄岩乡时，途中经洋坪到杨村仅10多公里路，先后遭到土匪7次袭击，他毫不畏惧，坚持边还击边赶路，没有后退半步，圆满完成了工作任务。同年4月，前往洪江检查工作并护送一批生活物资，为安全起见，安江驻军四二〇团领导提出派一个班战士护送，但他考虑县里武装力量薄弱，剿匪任务繁重，不同意派部队护送，在湖南省黔阳县（今洪江市）稔禾溪附近的牛婆冲地段遭到土匪的伏击而不幸牺牲。

刘耀梅（1921~1943)女。阜平罗峪村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耀梅开始和大人一样，做军鞋、敛慰问品，村里婶子大娘称她“小主任”。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刘耀梅担任了罗峪村的妇救会主任。经常组织全村妇女开会、学文化、讨论抗战必胜的道理。男人们参军上前线、在后方打游击，刘耀梅带领全村妇女，把生产、站岗、放哨、送公粮等抗日工作都担当起来。她和妇女们赶着毛驴送公粮，到十几里外破坏敌人的交通。

1941年扩军任务较大，刘耀梅和其他6位姑娘向村里的小伙子们挑战，也要报名参军。村里7个小伙子、7个姑娘来到平阳区一起参军入伍，区上只收男的不收女的。刘耀梅说：“打日本，保家乡，男女都一样，俺们女的上战场一样跟敌人拼刺刀!”小伙子们参了军，刘耀梅她们留在村里积极工作。1943年秋，日军对北岳区进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形势很紧张。11月3日夜，刘耀梅为了确保住在自家的两名八路军伤员的安全，冒着生命危险，闯过敌人的岗哨，把伤员转移到曲阳县自己的亲戚家。11月19日，日伪军围攻平阳区，刘耀梅不幸落入敌手。敌人听说抓到的刘耀梅是共产党员、村妇救会主任，就千方百计要她供出八路军的枪炮子弹和公粮藏在什么地方。第一天，她被毒打得浑身是伤，被关在一起的乡亲们抱住她直哭，她却反过来安慰大家：“不要难过，我们会报仇的。”第二天，敌人把她绑在一棵大柿子树上，端着刺刀问：“你想活不?”

“想活。”

“那，八路军到哪儿去了?粮食埋在哪儿?”

“这我都知道，就是不告诉你们!”

“胡说，你，不怕死?”

“不怕!”

日军大队长荒井遭到刘耀梅痛斥，恼羞成怒，狂叫道：“共产党员有骨气，我要尝尝你们的肉是什么味儿!”，说罢，就让日军用刀子割她腿上的肉。刘耀梅大骂日本侵略者是两条腿的禽兽。敌人就一刀刀割刘耀梅身上的肉，她依然骂敌不止，牺牲前还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最后，遗体被扔进平阳村北一口井里。这位女英雄的遗体被拍照下来，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的铁证。她的事迹被编成歌、拍成戏成为教育后人的典范。

陈辉（1921~1945)原名吴盛辉。祖籍安徽休宁。其父经商迁居湖南常德。1932年陈辉考入湖南省立常德中学。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来到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在通讯社当记者，在《晋察冀日报》、《群众文化》、《诗建设》、《子弟兵》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诗作。1940年秋，陈辉来到平西涞（水）涿（县）县，担任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宣传员（以下简称“青救会”)，深入涞水拒马河畔白草山下组织青救会，启发动员青年参加青救会工作，两个月内，60多个村庄建起青救会，千余名青年参加了抗日救国活动。1941年夏担任涞涿县青救会主任，连续举办了两期青年干部训练班，培养了200多名抗日青年骨干。1942年，日军对平西进行残酷“扫荡”，陈辉带领青救会骨干组成的60多人的游击队，接受了牵制涞水石亭的日伪军、配合主力进行反“扫荡”的任务。由于叛徒告密，游击队在龙泉村被敌人包围，经4个多小时的苦战，陈辉带着游击队突出重围，为纪念在突围时牺牲的史文柬烈士，陈辉带病写了一首长达2000多行的赞美诗——《红高粱》。

涞涿县委组成武装工作队后，陈辉兼任民运委员，奉命到偏僻山村恢复民主政权，发展党的组织，建立立足点，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1943年冬调任涞涿县四区区委书记兼武工队政委。处决了铁杆汉奸伪警备大队曾汉章，随即积极恢复党组织，建立游击小组，控制两面政权，使根据地恢复工作较快发展。1944年6月率领四区军民，配合县大队武装，展开了大规模护麦斗争，下旬，涿县城内敌人集结了200多日军、500多伪军，由伪县长王西宠带领，到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抢粮。陈辉带领区小队和民兵一面发动群众快收、快打、快藏，一面组织武装力量狠打抢麦之敌，伪县长被打得从马背上摔下来，扔下几十具尸体和20多辆马车，狼狈逃窜。

1944年夏，陈辉任中共涞涿县委执行委员，兼任四区区委书记，抓住青纱帐起来的有利时机，向日伪军展开进攻。动员全区武装力量，参加了拔除敌人据点军事行动。巧端孙庄伪据点，智取横岐炮楼、常村岗楼。同年冬，敌人乘涞涿县军政干部进山整训之机，调集了新城王凤岗、涿县王治仁、房山县张德祥等铁杆汉奸的2000余名伪军，对涞涿县坚持工作的人员和组织机构进行围剿和破坏，四区区长陈琳等被围困在马踏营河套，经一天激战，陈琳等30余名同志为国捐躯。陈辉在烈士追悼会上，挥笔写下感人的祭诗：“英雄非无泪，不洒敌人前，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英雄抛碧血，化为红杜鹃。丈夫一死耳，羞杀狗汉奸”。陈辉向县委要求到敌占区开辟新根据地，县委批准了他的请求。陈辉带着30多人的武工队，潜入王凤岗的“联防强化”、“治安模范”地带，首先镇压了一批汉奸、特务，群众受到鼓舞，纷纷参加抗日活动。敌人大为震惊，贴出告示，用1000块现大洋悬赏陈辉的人头。

1945年2月8日，陈辉去参加县区领导干部会议，叛徒周永旺得知陈辉住在韩村王德成家，报告了松林店日本特务队长荒谷川，荒谷川带领日本特务和武装警察包围了王德成家，特务魏庆林、张杰英窜入院子闯进西屋，枪口对着陈辉说：“你跑不了啦!”陈辉抓起枪，打在特务魏庆林手腕上，两个特务退出屋子，陈辉和随行的王厚祥守在窗户一侧向外射击。一颗手榴弹从窗外飞进屋内，陈辉左腿受伤，他顾不得包扎，乘敌人手榴弹的烟雾向外猛冲。由于敌人火力密集，只好又退入屋内。敌人挖开房顶，点着柴草扔进屋里，陈辉的衣服、头发、眉毛都烧着了。陈辉把没有子弹的手枪摔碎，拖着淌血的伤腿，顽强地走出屋子。守在门外两侧的特务抱住陈辉的后腰。陈辉拼尽全身力气，狠打特务两拳，接着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赵文哲（1921~1946)涞水小丰口村人。出身书香门第，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在华北抗大干校毕业后，分配到平北抗日根据地半游击区的龙（关）崇（礼）宣（化）联合县第三区任民政助理员。

1945年日本投降后，恢复崇礼县建制，赵文哲调任县政府财政科科长。1946年任崇礼县狮子沟区区长。在此期间，国民党军队不断窜扰狮子沟区，到处搜捕共产党党政军工作人员。赵文哲率领仅20余人的区武工队，多次击退国民党军队的骚扰。1946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赵文哲和区委书记范现实率区武工队在土城沟和国民党军骑兵相遇，经激烈战斗，区委书记当场牺牲。赵文哲子弹打光，因寡不敌众，赵文哲与武工队20余人不幸被俘。当天晚上，在石窟子村遭到严刑拷打，浑身鲜血流淌。他回到被捕的同志中对大家说：“敌人没从我嘴里得到任何东西，如审问你们时，你们就说什么也不知道，就说我知道好了……”第二天，敌人将他们带到了扯旗沟村，赵文哲向同时被捕的干部刘化普说：“你在这里较熟悉，设法找个老乡，要支笔和一块纸，我给县大队写封信，让他们提高警惕或转移，看样子敌人这个团是专门找县大队的……”

1946年12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将被捕的赵文哲等20余人带到西湾子村，施以毒刑，残酷拷问，但却无一人暴露党的机密。敌人抬出了铡刀，但英雄们在铡刀面前个个挺胸，横眉怒目，面无惧色。刽子手连铡20余人，英雄们没有被吓倒。最后敌人把赵文哲从铡刀床上拉出来，无耻地诱以官禄，他坚决地回答：“住口!我的同志们惨遭你们屠宰，我要提醒你们，不要忘记，血债要用血来还!我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决不会出卖党，你们休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你们所需要的东西!”最后赵文哲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当年西湾子村的人民群众无不称赞：“赵区长真是铁骨铮铮，宁死不屈的英雄!”

李春堂（1921~1947)蠡县宋岗村人。1938年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任晋察冀军区教导团二连指导员、行唐县武工队副队长、三十团二连连长、四纵队一团营长等职，率领部队战斗在平山、灵寿、行唐、曲阳、唐县、游击区，用伏击、奇袭等战法打击日伪军，取得了很大战果。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后，不断“蚕食”边区抗日根据地。为战胜日本侵略军，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发出“敌进我进，变敌区为游击区，变游击区为根据地”的指示，按照军区部署，李春堂率部队在友军配合下，于1943年3月中旬攻克北羊同、习村等5个敌人据点，毙俘日伪军230多人。

1944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李春堂率二连和新乐三区小队，在赵门、东宿村设防，将敌人一个加强连和4个排包围，迫敌人一个排投降，其余全歼。4月，在完民庄设伏，只用一个半小时，以最小代价全歼换防之敌人一个连。5月2日，又配合兄弟连队乘伪治安军十五团和十六团换防之际，在曲阳沟里村设伏，将敌人大部歼灭，生俘伪团长陈兆瑞，迫敌人撤据点18个。6月，又在行唐上碑村，以白刃战歼灭日伪军百余人，收复了边区平汉铁路以西大片国土。延安新华社为此发表长篇通讯，晋察冀军区给予通令嘉奖。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党委授予二连“战斗模范连”称号。解放战争时期，于1947年春在正太铁路测石驿战斗中，他率全营奋勇杀敌，不幸身负重伤牺牲。

曹成福（1921~1948)曲阳涧北村人。幼年丧母，读小学时即接受进步教师的启蒙教育。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曹成福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涧北村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及中心村武委会指导员，后在县农民救国会和县委组织部工作。他胆大心细，人称“独胆英雄”。1940年担任二区区委书记，兼区游击队政委。一日，100多名日伪军骚扰北孝墓村，曹成福带领20名游击队员埋伏在要道，打翻敌人军车2辆，炸毁1辆，缴获一批军用物资。次日，1000多名日伪军包围北孝墓村进行报复，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曹成福率领游击队钻进地道，利用各种工事顽强战斗，直到弹尽粮绝。在邻村游击组的配合下，被围困4天的曹成福等人和外村地道挖通，安全转移。

1944年9月，曹成福带领两名游击队员化装成农民，到砂城集上侦察敌情，巧妙活捉1名伪所长，就地处决，为当地群众除掉一大祸害。敌人出动200多兵力围攻砂城村，曹成福把50多名游击队员编成3人一战斗小组，埋伏在道旁，用地雷和手榴弹炸死炸伤敌人数十名，缴获长短枪数十支。他带领游击队员多次破坏敌人交通。一日，他带领20名游击队员赶到平汉铁路定县车站，摸黑穿过敌人密集的铁丝网，只用20多分钟就拆毁道轨5公里。1945年春，曹成福奉命到冀晋党校学习，期间被评为“学习模范，生产能手”。学习期满调吕梁山区工作。1947年6月，作为南下干部随刘、邓大军挺进中原，9月到达湖北省黄梅县，任该县处于交通要道的六区党委书记。他深入群众，访贫问苦，揭露敌人谣言，打击反动势力，迅速建立起乡民主政府和农民协会，扩大了游击队。国民党军队对刚开辟的黄梅根据地大举进攻，扬言谁抓住曹成福这个“华北佬”，赏大洋五百。曹成福利用背依山林、面向湖川的有利地形，采用“前面游击、后面休整”的战术，与敌人周旋，保存实力。

1948年3月，由于叛徒告密，曹成福被围在夏家坦,他不顾个人安危，掩护战友突围，身负重伤。当5名敌人狂叫着“活捉华北佬”向他扑来时，他将最后两颗手榴弹一齐引爆，与敌人同归于尽。

张勃（1921~1948)原名张静芝，化名张友农、张弗飞。清苑苑桥村人。1928年入保定师范附小读书。1935年高小毕业后，考入保定中学。在校期间经常和进步师生一起上街进行爱国宣传活动，并阅读大量进步书籍。

1938年春，放弃学业，告别新婚妻子，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先后在冀中军政干部学校和抗战学院学习。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被分配到冀中军区十七团，先后任九连、三连指导员。1940年初，调到冀中七分区政治部做民运工作，后任冀中军工政治部民运部干事。不久，中央组织部派李华生等人从延安到冀中帮助工作，组织调查团，张勃被选调到该团工作。他按照上级的指示，深入到定县、清苑、蠡县、定南等县进行农村调查，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41年春，军区精简机构，民运部撤销，张勃被分配到冀中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工作。

1942年5月反“扫荡”战斗后，组织决定让张勃到保定做地下工作，并指示他寻找机会，争取早日打入敌人内部，最好能当官带兵，在敌人心脏摆开战场。1943年4月，张勃受派遣考入伪河北省保安司令部干训所后，便在同学中寻找工作对象，先后发展池培德、夏鑫元、贾永臣、刘耀先等人成为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他们先后打入敌人内部，并担任了一定的职务，在张勃的领导下，为营救革命干部，搜集敌人军事情报，做了很多工作。“干训所”毕业后，张勃被分到伪保安司令部参谋处，任上尉参谋。他利用合法身份和各种关系，巧妙地掩护和营救了许多党员干部和进步人士，李英儒、张淑文、史仪等都得到过他的掩护和帮助。同时，还送出大量军事、政治、经济情报。

1948年11月，保定解放前夕，国民党大肆搜捕、残杀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组织上考虑到张勃处境险恶，指示他撤离保定城。张勃想到，自己作为内线力量的总指挥，在解放保定的关键时刻，不应该离开自己的岗位。在张勃再三请求下，组织上批准他继续留在城内坚持斗争。他夜以继日地奔波于古城内外，搜集情报，联络同志，组织武装力量，做好配合解放军解放保定的准备工作。11月10日，张勃在做军统特务杨仁卿的工作时被出卖，16日被杀害。

赵堂（1921~1981)涞水玉斗村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赵堂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先后担任本村青年救国会小队长、村青年主任。1939年任五个村的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1940年参加八路军，任平西九团二连副班长。194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随部队调陕北编入教导旅第二团，参加了金盆湾大生产。

解放战争中，赵堂先后任班长、排长、连长，参加了延安保卫战及解放西北各大战役。在沙家店战斗中，带领全排夺取敌人主阵地，立一等功。1948年调十六师教导旅学习，在同子镇被围，战斗中腿部受伤，与部队失去联系，赵堂抱着誓死不当俘虏的决心，带领4名伤员潜出包围圈找到部队。学习结束，立甲等功。赵堂自参加革命至和平解放新疆，13年转战，4次负伤，多次立功受奖，有“能打仗、有朝气、战斗坚决勇敢，工作负责”的称誉。

新中国成立后，赵堂随部队转业屯垦，1950年任营教导员。1953年在农八师二十三团先后任副团长、政委、团长兼团党委书记。时值军垦生产向国营农场过渡，赵堂奋斗在生产第一线，经12年努力，共开荒57万亩，建立了6个农业分场，兴建了两座库容均达500万立方米的水库，使二十三团成为兵团最大的国营农场。1955年上缴利润827万元，居全师之首。1959年大搞多种经营，年上缴利润400余万元，在兵团场竞赛中获利润冠军。1960年，被农垦部部长王震树为全国农垦系统标兵农场。1961年由农垦部推荐，参加农业工会代表团赴波兰考察。

赵堂倡建的红专大学，被定为兵团第八农业技术学校，为农场培养各种技术骨干430余人。他亲手组建的业余豫剧团，每年演出500至600场次。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赵堂被错误批斗，下放连队种瓜。他仍然乐于农事，精心培育出炮弹型的优质甜瓜，人们戏称为“赵堂瓜”。1975年恢复工作，任农二师三十一团团长，同年调石河子农工商联合企业任副经理。1981年1月逝世。

陈秀菊（1922~1940)女。蠡县泊庄东村人。10岁入本村小学，二年级即因生活所迫辍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秀菊摆脱封建思想束缚，参加了本村妇女抗日救国会，任委员。她虚心好学，积极肯干，连续受到上级表扬，很快升为村妇救会副主任。1939年春，余秋里率八路军一二○师三支队在潴龙河南各村征兵，她深入各家做宣传，动员20多人参军。是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被分配到三区妇救会工作。

1940年6月初，县委调陈秀菊到环境最残酷的八区任妇救会主任、区委妇女委员。一天晚上，她带领西柳青庄几十名青年去兑坎庄附近破路，日伪军闻讯赶来，有些妇女慌了手脚，不知所措。秀菊果断命令：“每个男同志带一名女同志，不许丢下一个!”她留在最后，使破路群众安全脱险。同年8月，县妇联会通知陈秀菊、傅小芝去大杨庄开会，途中被日伪军发现带到北高晃岗楼，日伪军进行搜查盘问，她们始终守口如瓶。日伪军用皮鞭将她们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但她们坚贞不屈，未向日伪军道出半点秘密，最后一个伪军士兵认出傅小芝，遂暴露了身份，第二天把她们押送到县伪警察局，伪警察局长一见秀菊，顿生歹意，为诱使秀菊投降，将秀菊带进一间干净屋里，送上好饭菜，劝其归降，她回答：“誓死不降!”之后，索性绝食。

中共蠡县县委得知秀菊在狱中的情况，高度赞扬她坚贞不屈的品格，暗中指示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吃饭，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与日伪军进行斗争”。伪警察局长见秀菊开始用饭，以为她回心转意，再次派人劝说，但她仍是斥骂。伪警察局长恼羞成怒，恶狠狠地说：“要么答应条件，要么立即处死。”秀菊答道：“头可断，血可流，条件不答应。”日伪军给她施加酷刑。一天黑夜，日伪军把秀菊和7名抗日干部一起押赴刑场。路上，秀菊镇定自若，高唱《国际歌》，在她的带动下，难友们都唱起了《国际歌》。刑场上，他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走狗!”“中国共产党万岁!”枪声响过，数名抗日志士倒下去，秀菊却安然无恙，她质问日伪军：“你们为什么不打死我!”日伪军狞笑着说：“打死你，太便宜了，要活埋你。你还有什么要说的!”秀菊轻蔑地扫视日伪军，一言不发。刽子手们挖出一个大坑，没等日伪军开口，她便一跃而下：“埋吧!”日伪军见她毫无惧色，又把她拉上来，押回监狱，囚禁在木笼里。

从陈秀菊被捕后，中共蠡县县委、抗日民主政府曾多方设法营救均未成功。最后，日伪军见软硬兼施不能动摇其意志，遂在10月的一个夜晚，将她杀害。

张金凤（1922~1941)女。原名小胖。容城东牛村人，她一家3口，父亲扛长工，母亲纺线织布，艰难度日。金凤14岁那年，父母忍痛将她卖到一个商人家当童养媳。丈夫比金凤大20岁，金凤遭到百般折磨，为了摆脱苦难，她多次逃跑。

1939年2月终于逃回娘家，辞别父母，独自出走，四处流浪，恰遇十分区妇女部部长林菲。在十分区驻地，金凤与林菲吃住在一起，革命队伍成为她温暖的家。1940年2月，容城县农会主席罗艾组织民运干部训练班，林菲介绍金凤参加学习，在训练班两个多月，刻苦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课余帮助男学员缝洗衣服，帮炊事员做饭，深得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训练班结束，经罗均介绍，金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分配到容城县四区任妇女部部长,挨门逐户宣传妇女只有抗日救国才能翻身解放，还教唱《妇女解放歌》。由于金凤的出色工作，四区妇女运动热火朝天。

黑龙口一带村庄流传着金凤捉“鬼”的故事，那是1940年8月，这个村原已蓬蓬勃勃的妇女运动突然沉寂下来，金凤找到村妇救会主任牛景花，了解到每天夜间村里闹“鬼”。一到晚上，家家紧闭大门，妇女都不敢出来了。金凤察觉到一定是坏人破坏，她首先解除了牛景花的顾虑，又挑选了两名坚定勇敢的民兵，终于捉住了那个“鬼”，原来是地主婆李小芝翻穿皮袄，披头散发，戴着一副鬼脸吓人。第二天金凤召开了全村妇女大会，让地主婆装扮上，重新表演一番，来了个现身说法，揭发了地主婆的阴谋。自此，这个村的妇女抗日救国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

1941年9月，金凤调到容城县五区工作。一天金凤到南拒马河畔的村庄发动妇女，被日伪军包围，敌人把全村群众驱赶到河堤上，逼问谁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村干部，由于叛徒告密，金凤被捕。日军小队长小野喝问还有没有共产党和干部，金凤怒目而视。特务队队长杜云峰为讨好小野，把金凤捆起来，打得她几次昏过去，又被用水喷醒，刚一醒过来她就怒骂敌人。小野看拷打逼供不成，声言要将她带回县里，金凤当即识破了小野包藏的祸心。她下定决心，心生一计，边说：“你们找的共产党、干部，我都知道。”边接近敌人，乘小野不备，突然猛扑过去抱住了他的头，咬掉小野一只耳朵，抠瞎了他一只眼。小野疼得如野兽般嚎叫，连喊“打死她！”旁边的日伪军纷纷以刺刀刺金凤，金凤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走狗!”“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

李寿江（1922~1941)又名李海水。安国西娄底村人。小学毕业后，在家务农。他的父亲是村内早期的中共党员，受其父影响，少时即怀报国之心。1938年日军侵占安国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39年初，被选为村青年抗日救国先锋队队长。日军推行“强化治安”，境内公路如网，岗楼林立。为有力打击日军，李寿江把破坏日军电话线作为目标，挑选7名青抗先队员，秘密建立破线小组，经常割掉县城西部的日军电话线，中断日军联络。

1939年7月中旬的一天凌晨，李寿江等剪断定（县)安（国)公路新安至路根段8空电话线。正在收线时，被日军巡逻队发现，弃线撤进青纱帐，待日军接上线离开后，李寿江一人又连剪了3空电话线。为了提高“破线”成功率，他随时注意观察和了解敌人电话线的布设及守护情况，抓住时机，避敌出击，曾在一个月内剪线28次，交给区政府电线数千斤，换回13支撅枪和弹药，武装了村抗日游击队。驻守日军为加强电线防护，杆上挂马灯，杆下埋地雷，增兵巡视，还经常派兵设伏。

1940年9月的一天傍晚，李寿江刚爬上电话线杆就被埋伏在附近的日伪军发现，向他猛烈射击，他手一松，腿一挺，顺杆滑下，敌人以为他被打死，蜂拥而上。李寿江猛然跃起，将手榴弹投到敌群，两个日本兵被炸死。趁敌人惊慌之际，他迅速钻入青纱帐。1940年10月，李寿江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敌斗争更加英勇。他有时声东击西，将一目标明显的电杆上的马灯击碎，等敌人出动，他却已奔向另一处破击目标；有时“破而不露”，把线剪断后，用皮条或绳索将断头接上，使敌人一时查不出断路原因；有时“原物利用”，把敌人埋在线杆下的地雷起出，埋在公路上，多次炸毁敌人军车。在破线中，李寿江练就了一身爬杆、绕线本领，剪下电话线后，顺线就地一滚，一空电话线便缠在腰间，干净利落。抗日群众称他为“铁丝阎王”。

1940年8月至1941年6月间，他和同伴们除割取大量电话线外，还挖取地雷210余枚，摘马灯270多盏。日军对李寿江恨之入骨，多次谋划抓捕均未得逞。1941年7月，由于叛徒出卖，李寿江在东柴村被捕，日军对其严刑拷打，逼问同伙，李寿江大义凛然，痛斥敌酋，敌人恼羞成怒，当场用刺刀割下他一个耳朵，他依然大骂不止。第二天，李寿江在伍仁桥据点被杀害。

邸芝科（1922~1943）安新人。1940年春参加八路军，分配在晋察冀军区第九军分区二十四团，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二十四团与日军作战，战斗中邸芝科负伤，撤退时与部队失去联系。遂回到家中，一面养伤，一面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地方党组织将他安排在白洋淀抗日游击队雁翎队，于同年3月到雁翎队。

当时雁翎队整编不久，不少老队员被送到正规部队去了，又补充了一些新战士。邸芝科向队长建议，健全雁翎队的出操、训练和学习制度，并主动担任教员，教队员练习射击及一些基本战术动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学习，提高了雁翎队的军政素质。在一次伏击日军的战斗中，邸芝科主动掩护战友转移，面对穷追不舍的敌人，他钻进一个小土地庙里，藏在泥塑神像后面，躲过了敌人的搜捕。于是百姓就传说土地爷显灵，保护了雁翎队。1942年5月1日，日伪军对冀中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雁翎队员在芦苇丛中艰苦度日，但邸芝科仍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经常给大家讲笑话鼓舞士气。

1943年春天，抗日军民开始在各个战场反攻。雁翎队加紧开展武装斗争，先后铲除了被群众称为“三害”的伪军中队长、参谋长、副官，袭击了赵北口伪合作社，解决了当地人民急需的火柴、食盐等物资。当年夏天，雁翎队发展到100多人，编为3个排，邸芝科任二排排长。1943年9月21日，日军100多只货船满载军火，由大清河运往保定。上级指示雁翎队一定要截住敌人军火。邸芝科主动要求打第一条船。天刚放亮，敌人船队就开了过来。接到战斗命令，邸芝科指挥全排一齐向敌人第一条船开火。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邸芝科冲出苇地，向敌船游去。正在他伸手抓敌人机枪时，敌人第三条船上的机枪子弹击中邸芝科头部。经过一小时战斗，雁翎队歼灭了全部日伪军，缴获了所有物资。而邸芝科却壮烈牺牲。

刘继仁（1922~1944)原名刘尚谋。蠡县刘佃庄村人。1937年7月考入蠡县县立高级小学，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3月任三区游击队指导员，5月调县游击大队，历任宣传干事、组织干事、党总支副书记、书记。1940年3月8日黎明，刘尚谋带领一个分队在东莲子口老堤头和日伪军相遇，他带领战士迅速占领千里堤有利地形，以树木和“土牛”为掩护，把日伪军压在堤下，不到半小时即结束战斗，共打死日伪军20多名，而分队无一伤亡。

1941年10月17日清晨，在齐家庄战斗中，蠡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县大队长、党总支书记、公安局长等73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党总支副书记刘尚谋和副大队长谷振海带领一部分战士突出重围。1942年10月，刘尚谋任县抗日游击大队党总支书记，更名刘继仁（取“继任”谐音)。1943年正月，为营救关押在县城特务队的抗日县长任重，刘继仁化装成日本翻译，另3名战士化装成日本兵，混进县城。他们闯进南城门伪军岗楼，收缴了武器，大队长谷振海带县大队冲进城里，占领了南城门楼，掩护刘继仁带领40多名战士去营救任重县长。将到警察局门口，与日军巡逻队遭遇，经过一场激战，营救任务虽未完成，但烧掉了日军一个仓库，俘虏日伪军40余名，缴获大枪40多支。

蠡县王家营中心炮楼驻守日伪军一个中队130多人，设有警察所，给县、区干部活动造成很大威胁。县委指示县大队尽快拔掉这颗钉子。由于日伪军兵力较强，防守严密，县大队研究认为不能强攻，决定智取。1943年8月3日中午，刘继仁化妆为蠡县特务队长郑国治（人称“二皇军”)，带领12名化妆后的战士骑自行车，首先把王家营通往各地的电话线剪断，进炮楼后，刘大发雷霆：“没见我们来吗!我们是县工作队，快叫你们中队长出来，配合我们到周家营、缪家营抓人，误了皇军的事要你们的脑袋!”中队长慌忙出来，不辨真假，急忙集合队伍。日伪军们衣帽不整，慌慌张张的排队，“二皇军”一见此状，怒容满面，打了中队长两个耳光，又严厉命令：“把枪架好，整理服装!”日伪军们把枪架好，重新排好队。这时刘继仁大喊一声：“不准动，我们是贺龙的便衣队!”一个战士早已解决了楼上的岗哨，随着小旗晃动，埋伏在炮楼附近的谷振海带领县大队冲了进去，没费一枪一弹，就拿下了王家营炮楼。

1944年3月28日，在张村营伏击战中，刘继仁与八路军某部团政委郝宗玉、三连长张丛新等指挥战士同20倍于八路军的日伪军展开殊死战斗，从凌晨4时至下午5时，打退日伪军十多次进攻，最后刘继仁带领仅剩的十几名战士转移到屋内，他对大家说：“同志们，突围已经没有希望了，为党为祖国人民献身的时候到了，咱们要抢在牺牲前多消灭一些敌人!”说完，他将两颗捆在一起的手榴弹投出去，几个日伪军被炸死。日伪军恼羞成怒，向屋内施放毒瓦斯，刘继仁等指战员全部中毒，以身殉国。在这次战斗中，除县大队和三连一排的战士为掩护群众突围撤退者外，200名指战员壮烈牺牲。此战共击毙日伪军600余人。

齐亮（1922~1949）原名齐钟亮，曾化名齐燕生、陈世荣、李仲伟、赵玉洁等。蠡县大曲堤村人。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先后在金陵中学初中部、重庆求精中学、南开中学高中部读书。1939年初，经许一凡（许光祖）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夏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1942年底组织关系转到联大。1944年，联大成立进步学生组织“民主青年同盟”，他是该组织中的中共党支部领导成员之一。1944年下半年至1945年毕业离校之前，担任联大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和昆明学联主席，组织和领导联大学生参加全市集会、游行等活动。

1945年8月受党组织派遣，到滇南元江青龙厂和潽耳磨黑开展革命活动。1946年6月被中共南方局调至重庆，改名齐燕生，参与领导重庆的学生运动。在1947年2月28日重庆《新华日报》事件中，未能及时撤离，化妆脱险后，化名李仲伟，到重庆江北县志达中学与地下党员王朴等人组成重庆北区工委，任工委书记。1948年4月《挺进报》事件发生后，他接替已经被捕的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钅志的工作，继续领导重庆大学等校的学生工作，安排有被捕危险的学运骨干撤离。1948年8月转移到成都，后与未婚妻马秀英（重庆忠县人，中共地下党员）转移至温江中学教书。1949年1月，在转移到川北去的前一天于成都国货公司门前突遇叛徒而被捕，马秀英也被跟踪至家的特务逮捕，二人均被关押在国民党军统重庆渣滓洞看守所。

在狱中，齐亮化名赵玉洁，在与敌人作斗争的同时，还组织难友们学习，写下《怎样作支部书记》的小册子。1949年11月14日与江竹筠、李青林等共产党人一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于重庆歌乐山电台岚垭；11月27日，马秀英在渣滓洞集体屠杀中殉难，年仅26岁。

高成山（1922~1951）易县大平地村人。1930年过继给居住在龙泉庄村的叔叔高坐礼为养子。因养父家境贫寒，高成山13岁就给地主家放牛，15岁当了长工，1938年八路军来到龙泉庄，高成山成了村里的抗日积极分子。194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多次战役战斗，从通讯员、班长、排长,升为政治指导员、连长，1948年在定兴北河桥战斗中立了大功。

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志愿军第六十八军二O四师六一二团一连连长。1951年10月，李伪军在汉江一线集结了优势兵力，向我东线防御主阵地鱼隐山发动进攻。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团长韩玉奎命令一连“不惜一切代价，固守鱼隐山的要冲9382高地。”这个高地的安危直接关联到我主阵地的稳固，守住这个阵地就扼住了美军和李伪军进犯的咽喉。敌人要打开北进大门，也必定使尽全身解数夺取这个要点。因此，团首长决定把由高成山带领的拳头连队配置在这个最重要的阵地上。高成山向团长表示：“战到一人一枪，绝不后退一步！”在只有一公里半宽的9382高地下面，敌人集结了李伪军第八师第十六团和二十一团，4架飞机和数十门火炮。面对强大的敌人，阵地上只有高成山和他的一个连队。他带领全连战士抢修工事。16日早7时，敌人第一次进攻的炮火打响了，战士们按照连长的指挥，进入自己射击位置，观察着进攻的敌人，面对敌人试探性侦查，高成山机警地掩护好自己部队的主力指挥各排抢修被打坏的工事，重新组织火力网。17日6时开始，敌人以两个营兵力连续进攻20多次。每次进攻之前，照例是数十门大炮将炮弹冰雹一样倾泻到阵地上，4架飞机轮番轰炸，但高成山的连队并没有被消灭，他们懂得什么时候该在什么位置上。

高成山很珍惜他的重火器，他依靠步枪、手榴弹、冲锋枪和纵深的炮火配合，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只有两次密集的敌人越过前沿小组的时候，他才命令机枪和炮火攻击。两天的激烈战斗使一连的弹药消耗较大，二排的前沿阵地被敌人占领，四班三面受敌包围。18日夜，趁着战斗间隙，高成山带着硝烟气味赤脚来到四班阵地。他细心观察了一个仅剩下的四班长和三名战士那涂满灰烟的脸色，从自己的肩上解下行军水壶，把仅有的一点水洒在毛巾上，将战士们的脸擦洗干净，然后把他们带出工事，顺山梁往下走，边走边查，查到敌人尸体67具。19日2时，敌人以两个营的兵向向9382高地实施正面强攻，另外两个营的兵力由广石涧向通先谷迂回，企图利用夜间在其炮火支援下分割一连阵地。由于全连战士高度警惕，以炮火和阵地火力粉碎了敌人夜间进攻。4时，敌十六团在炮火支持下，分三路向一、二排阵地攻击。敌二十一团以一个营的兵力向一连阵地攻击。至16时，战斗愈加激烈，全连战士只剩下20余人，全力坚守主锋阵地。

20日拂晓，敌人向我阵地一阵炮火猛轰后，把两个团残部拼凑起来，拼命攻击一连主阵地。在失去上级指挥和炮火支援的情况下，一连连续打退了敌人十几次冲锋。手榴弹打光了就用手雷，最后用石头砸。傍晚，一连只剩下高成山和5名勇士。密集的敌人冲上来。高成山看着倒下的战友，怒火燃烧，他高举起冒烟的手榴弹，高喊着“祖国万岁”，向密集的敌人冲去，壮烈牺牲。高成山和他的连队与敌激战五天四夜，共歼敌人1845人。

1952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高成山追记特等功，并追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所在连队荣立集体特等功。

陈惠儒（1923~1944)高阳六合庄村人。家境贫寒，自幼随母亲讨饭。13岁即与哥哥陈安到季朗村给地主打短工。1937年11月，人民自卫军占领高阳城。陈惠儒要求参军，但他仅14岁，部队未收留。次年冬，他奔波数十里，来到河西村四分区司令部驻地，再三恳求参加八路军。入伍后，任司令部司号员。1940年9月任司号长。父亲因为是抗日家属，被日军抓进县城，投入监狱。哥哥在县城一家工厂做工，为赎回父亲，工人兄弟们解囊相助，父亲被营救出狱。陈惠儒闻此，斗志愈坚。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反“扫荡”作战中，陈惠儒多次请战，要求下连队杀敌，遂被派往十八团三营一连任排长。每次战斗均身先士卒。1942年秋，在作战中身负重伤，数月后伤愈，坚决要求重返前线。次年10月被派回高阳县大队，12月任四区游击队分队长。到任后，严格训练游击队员，掌握军事技术，带领游击队神出鬼没，打击日伪军，屡立战功。

1944年秋，冀中九分区司令部驻扎小团丁村，高阳、莘桥据点的日伪军闻讯，纠集1000多人突袭。四分区游击队奉命阻击敌人，掩护司令部转移。陈惠儒率第一分队赶赴布里桥渡口，沿河堤堵截日伪军，打退敌人数次冲锋。区队长率队赶来增援，待军区司令部转移后，四分区游击队遭日伪军分路夹击。若陷入敌人重围，后果严重。陈惠儒催促队长和政委迅速带队撤离，他与另一名战士掩护。经激战，陈惠儒身负重伤，子弹用尽。面对蜂拥而来的敌人，他沉着地拆散手枪。当一群日军围上来要活捉他时，他挺立敌群中，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壮烈牺牲。全区游击队员在长果庄村召开陈惠儒追悼大会，军分区授予他“抗日英雄”称号。

萧德顺（1923~1945）满城石井村人。因家境贫寒，只读过两年初小。12岁时其父病故，辍学务农。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德顺的大哥萧德木投亲到山西省榆次参加红军。1942年被日军捉住并杀害。1940年，二哥萧德印参加八路军一团，1942年因负伤复员回家，1943年，日伪军“扫荡”时，被炸死在山坡上。萧德顺也参加了民兵，任村青年抗日先锋队排长。1941年，被挑选到民兵游击队，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秋，日军向太行山区大举进攻，为打乱敌人进山计划，萧德顺带领游击队员埋伏于山谷中，集中火力截击敌队尾部，并乘机解救了数百名民夫，活捉特务两名，缴获部分物资。1942年，伪军沿山边挖封锁沟，修筑堡垒。萧德顺带领小队打击伪军，解散众多挖沟民夫。夜间组织民兵填沟，护送县、区干部穿越封锁线，并负责做好通讯联络工作。组织破交割电线15次，其中一次就割掉日伪军电线500斤。1943年，萧德顺任石井民兵游击小队射击组组长和锄奸小组组长。是年秋，反“扫荡”战斗中，带游击小队打死、炸死日伪军20余名。反“扫荡”结束后，在章村战争中活捉伪治安军3名、打死1名，缴获三八大枪3支、子弹320发。为反封锁，组织运输大队，并任运输大队队长。经常突破敌人封锁线，运输军用品，运输队人员和军用品都无一损伤。

1944年秋末，中共满城县委在石井举办500余人参加的武装干部训练班。驻满城的日本宪兵队长山田纠集满城、伍侯、市头村据点的近千名日伪军，于10月4日晚突然包围石井。萧德顺奉命率游击小队出击，利用预先埋好的地雷、高房工事和地道，狠狠打击敌人，共歼日伪军43名,游击小队无一伤亡，500余名干部安全无恙。10月底，萧德顺率领游击小队在韩庄村东打了一次伏击战，打死伪治安军4名，活捉3名。萧德顺亲带一名队员在荆山活捉特务2名，缴获驳壳枪1支。当抱阳村炮楼的伪军被围困时，带领小队34人，追击向满城逃窜的伪军，毙敌2名，伤敌3名。11月，日伪军突袭台鱼村（八路军老三团驻地），萧德顺指挥小队进行游击战，打死日伪军4名、伤19名，缴获牲畜20余头和部分物资。次日，日伪军增援路过石井。萧德顺在地道内连发3枪，打死日伪军3名，吓得敌人绕道而逃。在石井村西又打死日伪军两名。

1945年，萧德顺任石井村人民武装委员会指导员。9月间，满城县成立民兵大队，萧德顺任一连一排副排长。伪军包围石井村，指挥全村小队进行村落战、地道战，毙伤伪军24名。带领队员20余名，在神星村北打伏击，毙伤伪军4名。在江城打死伪军2名，伤3名，缴获长枪10支、手榴弹50枚。10月间，带领小队3人在铁路线上活捉伪军1名，打死日军1名，缴获部分物品。

解放战争中，萧德顺带领小队一班，配合武装冲到南阎童桥，国民党军仓皇而逃，打死国民党军2名，伤3名。1945年10月18日，萧德顺在执行任务时牺牲。

梁富长（1923~1947)容城北关村人。幼时因家贫失学，随父做小本生意。1938年，容城县被日军占领后，梁富长不甘忍受日军蹂躏，参加了八路军，在贾桂荣团当战士，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日本投降后，梁富长因伤复员回乡，任村武委会主任，对敌斗争坚决，使得反动派怀恨在心。

1947年8月，梁富长不幸被国民党安新县还乡团头目阎成教（北剧村人)、胡村乡长李树森带人抓捕，敌人将他带到定兴县南南蔡村据点关押，进行诱降，妄图使其叛变。富长怒斥敌人，并揭露敌人的罪行。敌人恼羞成怒，先用肉钩钩住他两腋悬起，而后从额头开始，一刀刀割全身皮肉。刽子手边割边问富长：“看你骨头还硬不硬?”富长从容答道：“说我骨头硬不敢当，像我这样的，在我们共产党中还是最软的!”说完大骂敌人：“你们这些汉奸、白脖（即国民党还乡团)，兔子尾巴长不了啦!”敌人继续对他施以酷刑。富长又唱起京剧来：“恼恨那吕子秋为官不正，仗势力欺压我贫穷的良民……”富长全身的皮肉几乎被割光，仍在怒骂敌人：“我身上流的每滴血，都是在骂你们这些王八蛋!”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一切反动派！”直到敌人朝富长头上开了一枪，他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敌人仍不罢休，又把富长的尸体运回容城，在北关城门外暴尸三日。

于冠军（1923~1947)高阳边渡口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十二三岁即与成人一同劳作。抗日战争时期，其家为抗日“堡垒户”，他常冒险为游击队传递情报。

1946年响应政府号召，参军投身解放战争。他随军南征北战，屡立战功。1947年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六旅十六团连级指挥员。是年6月，率部参加青沧战役。在攻取沧县战斗中，为减少主攻部队伤亡，主动率20余名战士翻越城墙，发动突袭，打乱敌军指挥所，为部队赢得有利战机，速克沧县，歼敌近万名，立特等功。7月在束鹿（今河北辛集）出席战斗英雄表彰大会，画家彦涵专为他绘画肖像。是年10月参加清风店战役，为消灭在北合庄负隅顽抗的一股国民党军，他抱炸药包冲入敌人阵地，与敌人同归于尽，壮烈牺牲。安葬在唐县留泉。

王强（1923~1947）又名王纪恒。易县东山南村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被选送到抗大二分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任易县五区区委书记。王强所在的五区地处狼牙山脚下，是日军重点“扫荡”、“蚕食”的地区。日军在这个地区建立伪政权，推行保甲制度，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王强带领区、村干部开展生产自救，组织群众开展反“扫荡”。他经常到敌人封锁最严密的塘湖、渭庄等村开展工作，帮助老百姓修房子、送粪、收割庄稼，发展生产。他经常带领群众冲破敌人的封锁沟，派人到敌占区为根据地运盐、运药品，多次带领游击小队护送各村群众从敌占区往县政府所在地西步乐交公粮。每次组织民兵和区小队袭击敌据点，战斗中都冲锋在前。

1944年5月的一天，王强按照上级部署，率游击小队包围了邓家林日伪炮楼，炮楼上的特务队长霍来夫是本地人。在进攻之前，王强就指名道姓地大声对敌喊话，令他们放下武器，不要为日本人卖命，不要再伤害自己的阶级弟兄。连喊半个小时，炮楼里的伪军被瓦解，特务队长直接回话说可以商量。由于日军反对投降，炮楼内打了起来，王强趁势组织队员向炮楼发起猛攻，终于里应外合拿下了这个据点。由于王强爱护群众，群众都将他看成亲人。一天夜里，他和几位区委委员在渭庄村刘振舟家开会，因汉奸告密，界安据点的日伪军很快包围了村子，刘振舟将他们藏在地道里，刘振舟和村治保委员苑福祥在外面与敌人周旋，从午夜一直到破晓才把敌人支应走，在群众掩护下，王强等安然脱险。

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察冀一军分区于1946年成立独立团，王强调任独立团政委，在保北执行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任务。1947年，他带领独立团在涞水一带对敌人作战中被包围。激战中，王强胸部连中数弹，抢救无效牺牲，遗体安葬在华北烈士陵园。

石更有（1923~1964）唐县温家庄村人。少年时即随父兄务农，为人忠厚正直，深得乡民称赞。1948年2月2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第六十军一八○师五四○团一○一连当战士。是年10月调师部侦察连。

1949年12月任侦察连班长。1950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随第六十军进四川峨眉山区剿匪，参战18次。1950年夏，所在部队以眉山师分团番号参加峨眉山将军庙剿匪战斗，立特等功。1950年秋，所在部队以六十军一八○师直属团番号参加五百山剿匪战斗，立特等功。1950年冬，所在部队以川西军区六十军一八○师番号参加川陕战役和入川剿匪战斗，立特等功，被提升为师部侦察连副排长。

1951年初赴朝鲜作战，7月回国修养，驻江西省医院管理处第七预备医院。1953年5月退伍。1954年回乡。1956年合作化后，石更有被群众选举为温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监察委员会主任。在任职期间，严格执行财务制度，认真监督检查收支，深得群众赞许。1957年患肺病辞去监察主任职务为农。回乡十余年间，以普通农民身份生活于农村，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功劳，不要任何特殊照顾。1964年3月7日病逝于北罗区医院。

杨宝华（1924~1941）许建民（1925~1941）杨宝华，女。易县孔各庄村人，家住大东沟口（今君玉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她家成了龙华县地下交通站。1939年哥哥抬担架牺牲后，她继承哥哥遗志参加了革命。许建民，女。易县许家村人。全家逃荒要饭，建民也被迫当了童养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良岗一带成了抗日根据地，许建民也摆脱了封建婚姻，参加了妇女自卫队。

1939年，杨宝华、许建民一起被送往紫荆关路家洼干部培训班学习。1940年7月建立龙华县后，她们二人一起被分配到龙华县一区做妇救会工作，经常深入各村去宣传抗日救国和妇女求解放的道理，组织妇女唱歌，办识字班，带领妇女做军鞋、护理伤病员、外出送情报等。1940年之后，日军加紧对晋察冀边区的“扫荡”，紫荆关一带成了敌占区。为了斗争的需要，许建民留了男人头，平时腰里扎条麻绳，看上去和男人一样。每次去侦察敌情，她都和别的妇女扮成夫妻回娘家的样子。每次外出了解敌情，她们都圆满完成任务。当时环境残酷，生活困难，干部的生活标准由一斤（十六两）粮降到十二两，每天还要节约一至二两救济群众。她们经常出去挖野菜。许建民经常独自到敌占区去割电线，有时一晚上割500多斤电线。

1941年，抗日斗争环境更加残酷，龙华县一区所辖西陵一带，有一个19人的特务队到处搜捕共产党员。为了躲避敌人“扫荡”，平时区干部分散到各村去工作。1941年11月20日，区干部在区公所驻地柴厂村开会，天刚亮，特务队带日军包围了区公所，杨宝华、许建民同十几名区干部冲出区公所。她们三面受敌，只好往北山上跑，子弹像雨点一样密集。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当敌人撤退后，人们在北山小庙旁找到了许建民、杨宝华的遗体。为了纪念两位女烈士，1958年，易县人民政府将她们的遗体移葬在东旮旯烈士陵园。

马秋环（1924~1943）女。唐县歇马村人。1938年参加妇救会工作，翌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当选为歇马村抗日组长。为工作需要，努力学文化，一年内就学会开单据、写便信。工作认真负责，拥军优属、做军衣军鞋、救济灾民等样样工作走在前面，多次受到区委表扬。1941年其兄参加破交战时牺牲，母亲哭瞎双眼，嫂嫂忧思成疾，家中毛驴被日军抢走，村里汉奸乘机破坏，将村干部名字写在大庙墙上威胁，父母为她发愁，给她找婆家，她拒绝父母之命，说：“国难当头，我决不扔下工作找婆家。”她努力工作，带领本村妇女参加破敌交通、运粮、抬担架、救伤员、做军衣军鞋等工作，经常通宵不眠。

1943年，日本侵略军进山“扫荡”，农历四月四日清晨到达歇马村，秋环和几位妇救会员因4昼夜没合眼，没来得及走远，同少数乡亲躲避于村北凤凰山龙洞。日军押着部分乡亲包围了洞口，向洞内施放毒气，秋环等人即躲入小洞，用被子堵住洞口，日军逼一妇女进洞查看，妇女说无人，一日军进洞搜查，发现堵洞的被子，当即将被子点燃，逼迫马太来老人向洞内搧烟，老汉不动，被日军用刺刀刺破前胸，并大声呼喊：“马秋环出来，不出来统统死了的！”秋环见乡亲们要遭大难，立即整衣，镇定出洞，厉声说：“我是马秋环，不要伤害乡亲们！”一日军双手伸向她胸部，被她狠狠打了一记耳光，日军把她打倒在地，她站起来大骂不止，被日军用刺刀刺入胸膛、小腹，她倒在血泊之中，又顽强地用左臂撑地抬起头，拼尽最后力气向乡亲们呼唤：“誓死不做亡国奴……”壮烈牺牲。

李启元（1924~1996）雄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黄土岭、百团大战、绥东、大同、太原、青沧、保南、保北、清风店、石家庄、察南、平津等战役。1945年2月，奉命到晋察冀军区炮训队学习，同年晋察冀军区部队在张家口战役中，缴获了一批敌人的军用物资，组成了炮兵部队，李启元被任命为炮兵团一连连长。1947年在攻打定县的战斗中，李启元指挥炮兵连发命中，顺利结束战斗，连队收到步兵团的表扬信和绣有“开路先锋”的锦旗。

1948年10月在攻打太原时，李启元任华北军区炮兵四十团五连连长，他白天侦察目标，夜里带领全连把炮拉到山头选好阵地。总攻前，他又反复检查各炮位，总攻一开始，他指挥的炮弹发发直入东山峭壁敌人的碉堡。紧接着，李启元指挥的炮火摧毁了卧虎山、牛驼寨、飞机场等敌人阵地，创造了100%命中率的奇迹，为战斗的胜利打下基础。在历次战斗中，李启元领导的炮兵连命中率达93%，在2000米内能达到开炮命中。连队曾获“百发百中神炮兵”、“威震敌胆”、“战功辉煌”、“开路先锋”、“开炮命中”、“年轻健壮的神炮兵”等多面奖旗。他本人立大功2次、三等功5次，被纵队评为“优秀炮兵指挥员”、“模范共产党员”、“甲等模范”，两次获“炮兵战斗英雄”称名。

新中国成立后，李启元曾任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某基地副司令员，1950年和1987年两次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分别受到毛泽东、邓小平的接见。

1996年，李启元委托妻子拿着他多年攒下的2万元积蓄，专程到炮兵旅，捐助给部队，用以奖励科技练兵中成绩突出的个人。炮兵旅就此成立“李启元训练奖基金”，每年奖励10名训练尖子。他还到各地作传统报告160余次，并救助11名失学儿童重进学堂。1996年11月14日在保定逝世。

何小排（1925~1941)女。定县（今定州）大近同村人。幼年丧父，依母度日，生活困苦，又耳闻目睹日伪军暴行，更激起爱国热忱。1939年被选为大近同村妇救会主任。该村距日伪据点仅l公里，但她毫不畏惧地组织本村妇女开展抗日工作，做军鞋，编草帽，护理伤员，拥军优属。

1941年6月23日夜，何小排隐蔽在东念自疃姐姐家，被汉奸发现告密。24日拂晓，日军小队长角大黑、伪警备大队长韩木带领日伪军将其搜出，绑到村口，逼问谁是党员、干部。何小排坚贞不屈，大声说：“俺村只有我一人是党员（敌人不知道她当时还不是党员)，是干部，要杀便杀！”敌人又用荣华富贵来诱降，被她痛骂一阵。敌人兽性大发，一连扎了她十几刀。何小排壮烈牺牲。

张正学（1925~1943)女。阜平平阳村人。是高级小学的学生，是当时农村少有的“女秀才”。她热心抗日工作，18岁就当了平阳村的妇女干部。1943年秋季，日伪军对冀西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张正学和一些乡亲在平阳南山被日伪军抓住。敌人用刺刀顶着她的胸口问：“八路军在哪里?公家的东西在哪里?”她的回答只有一句话：“不知道。”敌人把她母亲和其他乡亲当场杀死在一个石洞口，把她和她15岁的妹妹带到铁岭村，想用物质利诱软化她。敌人给她花布，她把花布扔在地上，说：“我不要你们老洋鬼的东西!”给她端来大米饭、肉菜，她不吃。敌人给她妹妹皮鞋穿，她妹妹把皮鞋脱下来，说：“穿这干什么?咱不要老洋鬼的东西，快扔掉!”晚上，她和妹妹逃出来，又被敌人抓住，带到上平阳，用水灌，用绳子吊打。她对妹妹说：“鬼子要带走我，我坚决不去，死也要死在咱边区!”伪军见她漂亮又有文化，劝她与伪军中队长结婚，张正学听罢仰头一阵冷笑。敌人威胁要砍她的头，她说：“砍吧，砍头我也不像你们那样当汉奸！”敌人要强奸她，她拼死抵抗，最后被杀害，扔进山药窖里。日军撤退后，人们将她的遗体抬上来，发现她还瞪着大眼，仿佛还在怒视着敌人。

阎建章（1925~1996）蠡县辛兴村人。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担任辛兴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情报站站长、游击队长等职务，带领民兵和群众配合八路军冀中军区部队开展抗日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仍然担任辛兴村党支部书记，在蠡县建起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拖拉机站，率先实现农业耕作机械化。1954年出席全国农业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1958年辛兴村获得国务院颁发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奖状。195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连环画《共产党员阎建章》，介绍他的事迹。“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

1977年重新担任辛兴村党支部书记，开始带领村民搞多种经营、兴办乡镇企业。1978年与12名支部委员想方设法筹集不足千元资金从北京合成纤维厂买回化纤原料，发动妇女手工纺织毛线，并组织起上千名妇女推销员，在城乡推销产品，很快行销20多个省、市、自治区，全村人均年收入由1977年的44元增加到1979年的250元。1980年主持建起辛兴村第一座机械化毛纺织厂，实现了机械化生产。为了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从1983年开始鼓励扶持联营企业和合伙企业，到1990年，全村建成乡镇企业56家、经销站146个，固定资产8400多万元，从业人员5600多人，形成以腈纶化纤为主，染织、毛呢、制药、造纸、建筑建材及服务业共同发展的格局。村民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根本性改善，90%以上的村民建起了新房。村里建了教学楼、农民文化活动中心、图书馆等。

阎建章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担任了全国乡镇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当选为中共第十三次、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91年6月17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记者穆青、孟宪俊采写的通讯《改革大潮中的老支书》，报道阎建章的事迹。1996年4月20日逝世。

侯占友（1925~2003)曲阳葫芦汪村人。幼年随母亲逃荒到唐山，1946年到开滦煤矿做工。1948年唐山解放后，任赵各庄煤矿机电科运行车间起重工班长。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完成本职工作后，经常坚持到井下采煤区义务劳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他就参加义务劳动491个工作日。在其带动下，开滦煤矿实现了“四五”翻番，原煤产量由1000万吨上升到2000万吨。

20世纪70年代，为缓解当时全国煤炭的紧张状况，他连班加点，不计报酬，经常自带干粮，吃住在井下。1971年至1975年，他参加义务劳动2316个工作日。同事们称“地球转一圈，他转一圈半”的“矿山铁汉”。开滦煤矿工会评价他为“开滦人的精神偶像”。1974年农历腊月二十八，他背着干粮在井下干了三天三夜，使年关成为该矿的高产日。1975、1976年两个春节，他带着妻子儿女下井参加义务劳动。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正在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学习的侯占友于次日赶回开滦，参加抗震救灾一个多月。1976年10月，矿上一号井架失火，他奋不顾身，手挥水枪，爬上井架，扑灭烈火，使国家财产免遭重大损失。他在井下采煤实践中，总结发明了14项先进采煤技术，创经济效益1000余万元。三次被河北省人民政府授予劳动模范，1978年被评选为国家煤炭部劳动模范，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进入大会主席团。1979年，国务院颁布嘉奖令，授予其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1982年退休后，侯占友拒绝高薪聘用，带老伴和其他退休工友用6年时间，自出资金3000余元，在矿山北面的秃山垒起2000多米的堰坝，栽树1000多株，培育100多盆花草，种植400平方米的绿化带，并修建凉亭4个、活动室1座，将秃山开垦改造成景色宜人的北山公园。1990年，他获得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1991年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专程到开滦赵各庄矿北山看望他，并题词“发扬侯占友的北山精神”。开滦矿务局党委为使他的精神代代相传，建立了“侯占友事迹展览馆”，倪志福题写了馆名。

1992年2月，侯占友身患血癌。同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为其拍摄了新闻纪录片——《情系矿山》。2003年2月8日逝世。

师丙寅（1926~1946)徐水师庄村人。1943年参加革命，曾任徐水县八区民兵连长、游击队长。1943年7月因连日暴雨，沟满濠平，村民纷纷下河捕捞鱼虾，在路家寺站岗的伪军贪婪地注视着人们的收获。师丙寅路过看到这一情况，“空手缴枪”计上心头。他下河混入捕鱼的人群，故意大喊大叫制造气氛，站岗的伪军禁不起诱惑，放下枪上前看鱼，师丙寅乘机跃上公路，捡起枪便跑，伪军发现后紧追其后，师丙寅回身将伪军击倒。待据点日伪军赶到时，师丙寅已无影无踪。

1944年8月，师丙寅等奉命惩处汉奸索老虎。索老虎经常刺探区队活动、破坏民兵组织，作恶多端。平时龟缩于保定城东伪军司令部。师丙寅、李朴接受任务后，决定虎口拔牙。他们乔装成日军松田队长的爪牙，智过层层关卡，终将索老虎带出司令部处决。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6月10日，区委会获悉国民党军队运送物资的车队将路过徐水。师丙寅带领16名民兵和区小队赴平保公路荆塘铺段埋伏。不久，从北驶来1队汽车，尾随有押运的国民党官兵。等敌人进入埋伏圈，师丙寅一颗手雷炸在第一辆汽车前，整个车队一片混乱。民兵和区小队队员一阵猛烈射击，敌人误以为陷入重围，仓皇弃车逃窜。师丙寅率先冲上汽车，敌人纷纷投降。此次伏击战，缴获敌人汽车18部及其运载的军用物资。师丙寅机智勇敢的作战事迹受到人们称颂。1946年，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师丙寅不幸牺牲。

张尚志（1926~1989）唐县刘家庄村人。1946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晋察冀兵工厂工作，先后任组长、队长职务。1947年7月因火药爆炸事故，双目失明致残，后经个人再三申请，被批准复员回乡。张尚志回乡后，仍以革命军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身为残废军人，不靠国家救济，克服重重困难，学会各种农活，走路靠记距离，浇园靠记辘轳折数，栽菜靠拉绳，拉车架辕跟人走，锄地、担水、打墙、起粪等都自己干，很少请人帮忙。

1953年他参加农业社，把全部抚恤金积蓄交给农业社，以顽强的毅力参加劳动，为给农业社节省劳力，他自己抹房顶，有一次从房顶上摔下来。为抢收小麦，他一人肩扛4个、手提1个麦捆奔向麦场，曾走错路摔到井里，就这样他天天出工干活。195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除每天参加劳动外，每年还养两口猪，积不少肥。劳动空隙还学会拉二胡、吹笛子，晚上吹拉弹唱，不少人常去他家娱乐，他用此机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深受群众欢迎和爱戴，连续五次出席县荣复军人积极分子代表会，四次出席河北省荣复转退军人积极分子大会，1959年出席全国烈军属、荣复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手奖给他盲人表一块。从复员回乡，32年如一日，一直自立更生，辛勤劳动，他还经常为全县各地青少年作发扬革命传统的报告，教育青少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热爱家乡，建设家乡。1989年在家乡病逝。

孙生禄（1928~1952)定兴坊上村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194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孙生禄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任空军某部飞行中队长，和僚机飞行员马连玉并肩作战，配合默契，每次空战都相互激励，坚定必胜信念。1952年11月15日，孙生禄、马连玉在大同江上空巡逻，正待返航时，孙生禄忽然发现两架敌机，立即与僚机取得联系，二人架机猛追上去。孙生禄正要攻击敌机时，后面又有两架敌机赶到，马连玉翻转机身与敌机迭在一起纠缠。孙生禄则以飞速动作向敌机开炮，击毁敌机一架，另一架丢下副油箱慌忙下滑。孙生禄立即转机支援马连玉，对敌机连开几炮，敌机做梦也没想到孙生禄的飞机会这样勇猛、迅速。战鹰返航不久，机杨快报就写出“再创战绩，中队长孙生禄击落F-86一架”。12月2日，敌人增加了一个F-86机型的飞行大队，号称“王牌”机群。2日午后，气势汹汹地掩护一大批轰炸机企图轰炸鸭绿江桥和发电站。空中指挥员王海立即率战鹰飞上高空，孙生禄、马连玉紧跟王海侧后，向着敌F-86机群发起攻击。正当王海击落一架敌机，又追击另一架时，后面有4架敌机袭来，此时马连玉的飞机转弯出现“螺旋”，孙生禄立即应战4架敌机，击落敌机2架，自己的飞机也受重伤，但安全返航降落。飞机上大小37个弹孔，众人无不惊叹。

在跟随王海连续空战中，孙生禄屡立战功。一次在清川江上空出现敌机F-86战斗机44架，王海率12架战机冲上天空，与敌机激战，突然又从海上钻出12架敌机与孙生禄相遇。为了战斗的胜利，为了指挥员和战友的安全，孙、马二人毫不犹豫地插入敌阵，击落击伤敌机6架，孙生禄壮烈牺牲。1952年1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和朝鲜人民空军为他追记特等功，并授予他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孙生禄所在中队在这次战斗中共击落敌机12架，被授予英雄中队锦旗一面，并记集体一等功。

门合（1928~1967)涞源南上屯村人。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8124部队政治协理员，青海军区某部四团二营副教导员。1967年9月5日，门合在巴仓农场执行支左任务和工人一起装置驱云防雹土火箭时，炸药意外爆炸，门合为了保护在场的27名工人的生命安全，猛扑到炸药上，英勇献身。门合牺牲后，被中央授予“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的称号。1968年6月，青海省军区、河北省军区在涞源县红光小学后操场召开“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门合同志命名大会”。曾在全国掀起学习门合的热潮。门合被列为涞源县4个著名烈士之一。每年9月5日，涞源县召开一次纪念门合的会议。门合的爱人张凤英曾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以后，纪念活动停止。

刘维昌（1928~1983）唐县高昌屯村人。194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在攻打太原战役中，任汽车三队驾驶员。该队为向前线运送炸药，遭国民党军密集炮火拦截，致使汽车三队一个班的战士牺牲。在此情况下，刘维昌挺身而出，机智勇敢地按时将一车炸药送到，保证了此次战役胜利，受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表扬，立一等功、获模范共产党员称号。此后，长期从事军队汽车运输工作，又立三等功4次，小功1次。1956年任华北军区汽车七十六团三营教导员，奉命带队去西藏高原工作，战胜高寒缺氧等困难，多次完成艰巨的运输任务，一直在西藏高原工作了11年。

1966年12月奉命参加抗美援越战争，任广州军区汽车第四十八团政委，率部多次出色完成向前线运输军事物资的任务。1969年3月任广州军区后勤二十分部副政委。因多年辛劳患高原性心脏病，但始终带病坚持工作。1983年11月27日到连队指导工作，在回来的路上心脏病突发，牺牲在工作岗位上。

王二小（1929~1941)涞源上庄村人。其父王贵给地主家当长工。1939年入秋时，多天连阴雨，粮食歉收。第二年春天，其父、母、兄相继饿死，王二小背一小卷破被子，沿街乞讨。

1941年王二小在狼牙口村的李庄给刘家放牛，经人介绍加入儿童团，他常常一边放牛，一边帮助八路军放哨。1941年秋季的—天，日军来“扫荡”，走到狼牙口的山口迷了路。敌人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便强迫他带路。当时，狼牙口村东北的发旺沟、范庄旺等村庄驻有八路军一分区的后方机关,西北的李台、刘家庄一带有八路军的武装部队。王二小装做顺从的样子走在前面，顺着西北的山谷往里走，把敌人带到豺狼沟一个叫石湖旮旯的峡谷中，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杀害了王二小。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全部敌人。

1941年冬，晋察冀边区文艺战士方冰作词、李劫夫作曲，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1942年1月，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发表时歌曲名为《歌唱二小》）后，迅速唱遍全边区。新中国成立后，把王二小的事迹编入小学课本。20世纪90年代，将王二小的事迹拍成电视片。

王璞（1929~1943)完县（今顺平）野场村人。1940年被选为野场村第一任儿童团团长，从小养成了勤劳朴实的优秀品质。他顽强机警，带领儿童团团员站岗放哨，拥军优属，送信带路，掩护伤员，是远近闻名的抗日小模范。

1943年5月7日，日军突然包围了野场村东的石沟一带，将躲藏在各处的群众赶到一起，逼迫交出八路军的枪支弹药、粮食和被服。王璞带领儿童团员背诵抗日公约：“不向鬼子说实话，不暴露八路军……”高呼“宁为抗日死，不当亡国奴”等口号。日军一无所获，恼羞成怒，用机枪向手无寸铁的乡亲们扫射，包括王璞在内的118名无辜群众壮烈牺牲。野场惨案发生后，完县民主政府授予王璞“民族小英雄”称号，并在石匣岭上建造了纪念碑。

1943年，晋察冀边区文艺战士李劫夫以野场惨案为题材创作的歌曲《忘不了》在晋察冀边区传唱。1986年“六一”儿童节前夕，共青团河北省委集资，在石家庄市青少年宫会堂东侧为王璞建立了纪念碑。原冀中军区司令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题写了碑文。其事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进行陈列展览。

刘二高（?~1943)阜平北水峪村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参加了村里的游击组。1943年秋，日军荒井部进犯平阳一带，疯狂地实行“三光”政策。9月的一天，刘二高正在抢收庄稼，乡亲们说：“二高快走吧，鬼子来了。”刘二高说：“多割一把是一把，再割点再走吧。”时间不长，3个日本兵持枪围住他，要拉他的驴，他挥镰把3个日本兵打得东倒西歪，这时又来了3个日本兵，把他打倒绑了起来，押到山嘴头村。

到了山嘴头村，敌人把他关进一间屋子里，他一看屋里还有许多妇女，刘二高问这是怎么回事，妇女们告诉他：“鬼子把抓来的人分开，女人都关在这里。”他让本村妇女给他解开绑他的绳子，几个日本兵满脸淫笑来开门。刘二高顺手从门边抄起一根木椽，狠狠打在一个日本兵头上，几个日本兵都楞了。刘二高一边同日本兵拼打，一边向被关押的妇女们喊：“快跑!”他抡动木椽一连打倒5个日本兵，被抓来的妇女们趁机逃出虎口。刘二高却被敌人打得昏死过去。

天黑之后，刘二高被抬进关押着一群老百姓的四合院，他瞅准机会猛地夺过一个日本兵的枪，抡起枪托朝日本兵头上砸过去，他身后一个日本兵抓他的胳膊，他用枪向后一击打在那个日本兵的胸膛上，然后挺枪直刺敌人的头目。此刻，冲上来两个汉奸，被刘二高刺倒一个，一个日本兵扑上来夺枪，被刘二高一枪托打在眼上，捂着眼倒在地上。这时一起过来六七个日本兵，才把刘二高绑起来，推进一堆大火中，活活烧死。日军离开山嘴头村之后，人们埋葬了他，一批青年在他坟前握拳宣誓，参军入伍，一位音乐家含泪谱写了《刘二高之歌》。

田进财（?~1944)容城西牛营村人。1939年秋，冀中四分区北上工作团到容城县开辟抗日工作，他参加了青救会。1940年1月任本村青救会副主任，2月到县青救会受训，加入中国共产党。期满回本区任区救会执委。1941年、1943年曾两度被敌人捕去，严刑拷问，始终未暴露革命工作的任何秘密。1943年任本村情报组组长。不久，调任本区治安员。

1943年12月，田进财调县公安科受训，回家过春节。农历正月十五，伪军突然包围村子，他沉着地指挥乡亲逃离后，自己却被抓捕。伪军用枪托棍棒打得他浑身血迹，逼问：“谁家藏着公粮公物?”田进财为了村中免受损失，引伪军到自家，指着自己的粮食说：“这是公粮!”又问：“谁是干部、谁是共产党员?”因身上所带“共产党员介绍信”已被敌人所获，就慷慨回答：“田爷爷就是，不用往下问了!”伪军再追问他，除去厉声怒骂外，没得到任何线索。敌人恼怒，开枪击中进财胸部，鲜血喷涌而身体不倒，凶残的敌人亦为之惊呆。又猛击一枪托，他才倒地。

陈洛山（?~1944)徐水德义庄（今刘林庄)村人。1937年抗日战全面爆发后，参加了本村的抗日工作。德义庄是徐水县抗日根据地，抗日所需物资经常坚壁在该村。1944年8月26日拂晓，日伪军秘密出兵偷袭德义庄。村武装委员会主任陈洛山知情后，立即将存放在刘文志家中的军装、弹药向一个山洞转移。当搬运最后一捆军服时，日伪军已进村，他急中生智，将土炕扒开，把军服放在里面，让刘文志也躲进去，盖上席子，趁敌人尚未发觉溜出院子，向东北方向跑去。匆忙中他猛然醒悟：村东北躲藏着乡亲们，自己不正是给敌人带路吗?不能让敌人发现乡亲们,随即停下脚步。这时日军已发现他，并开枪射击，陈洛山中弹昏倒。醒后被日军拖到山顶，酷刑逼供。陈洛山怒视敌人，破口大骂，再次被打倒在地，他挣扎着站起，手指村南说道：“八路军物资都藏在那里!”趁敌人远望之际，猛然抱住日军队长一起滚下山崖。陈洛山壮烈牺牲。

宋焕章（？~1947）河北霸州人。1937年10月参加革命，193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新城县（今高碑店市）大队班长、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等职。1940年2月10日，他率领三十一大队的两个中队进驻永清县北刘庄。翌日清晨被300多日军包围，敌我力量悬殊，村周围是开阔地，如突围有被全歼的可能。他当机立断，同敌人展开了村落战。同日军对峙一天，日军也未攻进村子，反而死伤累累。夜幕降临后，宋焕章率战士们转移。1941年6月12日，日军调集两万余人对平、津、保三角地区实行残酷的“铁壁合围”、“剔抉清剿”，斗争环境日益恶化。7月的一天中午，宋焕章在娘娘庄遭敌包围，在同群众一起突围时右食指受伤。

1942年宋焕章任新城县大队大队长。是年7月25日下午，县大队在霸县北邱庄被日伪军包围，他在掩护大队突围时左腿胫骨中弹折断。7日后他的伤口感染得了破伤风。当时医疗条件极差，医生只能用发汗的土法治疗。伤口自然愈合，但胫骨错茬相接，从此左腿落下残疾。他身残志坚，骑着一头小毛驴照常同敌人周旋，发动群众，出其不意打击敌人。“宋拐子”的名字使敌人闻之丧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新城县保安司令王凤岗对冀中十分区连续进行清剿。1947年8月，傅作义调集国民党军8个团协同王凤岗部共3万余人，向大清河以北地区拉网“扫荡”。为保存革命力量，县委决定将一些老弱病残及女同志转移到大清河以南根据地。宋焕章当时任中共新城县委副书记，因行动不便也在转移之列。但他决心留下，组织上答应了他的要求。他带领县大队经常出其不意袭击敌人。8月13日晚，他率县大队300余人，袭击了驻宫井营、毛公寺之敌，歼灭20多名敌人后安全转移。8月14日，他率领的县大队100余人被万余名敌人包围在何其营村。他意识到四面受敌，只有突围才是唯一出路，于是向战士们高喊道：“我们是共产党员，要宁死不屈，同敌人血战到底！现在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冲啊！”他带头冲出高粱地。敌机枪封锁着前进道路，他命令十几名民兵去夺机枪，吓的敌机枪手仓皇北撤。我大部分民兵冲出包围圈，宋焕章却中弹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

保定绥靖公署“共党谍报案”五烈士

谢士炎（1912~1948）化名谢天纵。湖南衡山人。黄埔军校长沙三分校第六期毕业生。1937年考入国民党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至军参谋长。1940年赴前线抗日，任国民党八十六军四十六团团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谢士炎参与芷江洽降工作，并任武汉前进指挥所主任，负责接收日伪部队。因严于职守，抵制军统特务发国难财，遭受诬陷，被蒋介石革职查办，关押数月。获释后对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有了切身认识。1946年赴北平（今北京）投奔孙连仲，被安排在十一战区长官部任高参，后任军务处少将处长。

谢士炎虽然得到了孙连仲的信任，但内心深处对国民党官员结党营私、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早已深恶痛绝，思想上十分苦闷。在此期间，谢士炎与同在十一战区任外事处副处长的陈融生交往甚密。陈融生是中共地下党员，他送给谢士炎《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籍和刊物供其阅读。谢士炎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他厌恶打内战，决心站在人民一边，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做贡献。1946年9月，谢士炎参与拟定十一战区和十二战区共同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他深夜密持作战计划找到陈融生，要求迅速转交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陈融生当即与徐冰取得联系，将情报送到叶剑英手中，叶剑英立即通过秘密电台发往陕北党中央。自此，谢士炎被中共地下党吸收为秘密情报员，由陈融生负责联络。经常秘密地将战区军事会议等情报提供给地下党组织。

1947年2月4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仍回国民党军队工作，作为特别党员，为党搜集情报。同年调任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处长，利用参与国民党高级军事会议的机会，把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情报发往延安。还为解放华北、华东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中共中央曾多次通电嘉奖。

丁行（1908~1948）山西夏县人。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两次组织夏县农民暴动，失败后潜入西北军池峰城部，以文书、上校秘书等身份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38年抗日战争初期，他邀请30余位作家成立了战地服务团，慰问前线将士。抗战胜利后，他奉命随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北上。孙十分赏识丁的才华，任其为十一战区长官部军法处少将副处长（后改任保定绥靖公署军法处少将副处长)，兼任河北省政府机要秘书，同时，他又是孙连仲的家庭教师。丁行利用特殊身份，在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同时，还营救了不少被捕的同志。

1946年初，北平军调部成立后，丁行即与中共代表薛子正、徐冰取得联系。在此期间，多次提供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战场上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及其他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情报。

朱建国（1918~1948）江苏睢宁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投笔从戎。1938年初，参加了国民党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经过半年训练，又考入中央军校第六分校（桂林分校）第十六期。1940年毕业后，分配到五战区长官部任见习参谋，1942年升任上尉参谋，后又被保送到陆军大学西安参谋训练班学习。结识了王啸、唐复华、刘建之，经常在一起阅读《联共（布)党史》、《大众哲学》等马列主义书籍，逐步转变了人生观，进而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陆大参训班毕业后，朱建国和唐复华携带一份百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冲破重重封锁，到达大别山中原军区根据地。但由于他们没有正式组织关系介绍，其身份又是国民党军官，中原党组织对他们热情接待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后，将其送回国统区。朱建国等人几经周折，找到国民党第三集团军司令部书记官、地下党员朱晦生，经其考察介绍，朱建国于1945年8月17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朱建国接受党组织要求他打入敌人要害部门的指示，通过老上级高松元的推荐，来到北平国民党第十一战区，被任命为司令部参谋处少校参谋，并代理作战科长，后调任十一战区天津前进指挥所任上校作战参谋。这时，朱建国已和北平军调部徐冰取得联系，他与王啸、石淳、袁泽编为一个情报小组。在此期间，朱建国将十一战区的作战计划、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调动及“北平城防兵力配备火力网图、天津警备区域划分及军事位置图”等重要情报，转送地下党组织。

1947年正太、青仓、保北战役期间，朱建国又及时提供了敌军的兵力部署及状态，并在清风店战役前，将保定绥靖公署的“清风店作战计划”送出，对战役取得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石淳（1918~1948）河北昌平（今属北京）人。曾任过小学教师。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石淳怀着抗日救国的愿望考入国民党军官学校六分校十五期，毕业后在国民党军队任下级军官。在重庆，他目睹国民党上层官员纸醉金迷、贪污腐败的现状，思想上十分苦闷，决心跳出泥坑，投奔共产党。当时，他曾多次给新华时报写信联系，均未达到目的。

抗战胜利后，石淳随十一战区长官部前进指挥所飞抵北平，任该战区参谋处少校情报参谋。与中共地下情报人员陈斌（亦在十一战区参谋处任职)同居一室，交往甚密，无话不谈，陈斌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等书籍介绍给石淳阅读，这时石淳也向陈诉说了自己多年寻找共产党的经历。并坚定地表示：“找不到共产党，宁愿开小差回家当小学教员，也不替蒋介石打内战卖命。”陈斌见其态度坚决，便将他引荐给北平军调部的徐冰。从此，石淳被发展为地下情报员，与朱建国等人编为一个情报小组。他先后为党组织提供了国民党内极为机密的《剿匪手本》及其他大量重要情报。

赵良璋（1922~1948)江苏六合人。1939年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士学校第二期。毕业后，分配到国民党空军十一大队任飞行员、参谋等职。在学校期间，与同学朱壁谱、朱铁华（后均为中共地下党员)等人志趣相投，经常在一起阅读进步书籍，谈论前途和理想。毕业后，赵良璋当上了国民党空军驾驶员。

抗战胜利后，赵良璋下决心脱离国民党去延安参加革命。他以回故乡探亲为名，变卖了自己的衣物，秘密来到重庆的中共办事处，薛子正热情接待了他。当他说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后，薛子正诚恳地劝导他说：参加革命的机会很多，不一定非要去延安。希望他继续留在国民党空军工作，以传送有关情报。赵良璋接受了薛子正的意见，当即写出两万多字的《国民党空军概况》材料。1946年初，国民党在北平成立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赵良璋奉命调任司令部情报科中尉参谋。到北平后，经朱壁谱介绍，与北平军调部的马次青接上关系，被发展为党的地下情报员，主要收集有关空军行动的情报。

1947年2月，赵良璋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更加积极工作，先后将北平辖区的空军兵力部署、番号、人员素质、飞机种类、数量等文字材料和图表转送党组织。这些机密情报为华北战场解放军夺取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7年9月，由于北平地下党电台负责人被捕叛变，谢士炎、丁行、朱建国、石淳、赵良璋等5人相继被捕。此即是让蒋介石也感到震惊的保定绥靖公署“共党谍报案”。谢士炎等5人先被关押在北平特务机关的监狱，后被解往南京，关押在国民党军法局羊皮巷监狱。在监狱，他们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后以“共党间谍”、“泄露军机、颠覆政府”的罪名，判为死刑。在狱中，他们受尽各种酷刑，始终坚贞不屈。1948年9月19日被杀害。

白维鹏（1930~1964）蠡县北沙口村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历任互助组长、初级农业社长、生产队长，为支援国家建设曾多次带头超额交售粮棉。1953年冬，为集体打井献砖1000多块，献棉被、皮袄给打井班御寒。1957年冬，赴内蒙古为生产队买马，为节约集体开支，2000多里步行而归。在生产斗争中，他带头劳动，练就一身好本领，群众誉其为农业生产的好把式、“排头兵”，曾多次被评为县农业生产先进工作者。

1963年秋，大雨连绵，洪涝成灾，他奋不顾身抢救社员，帮助烈军属、五保户、困难户修房屋76间，历时50余日，未取任何报酬。他关心群众生活，经常帮助社员解决困难。1964年1月10日，本村女社员窦秀兰产后高烧病情危急，白维鹏同白小柱顶风冒雪到崔家庄请医生，归途中已到深夜，大雪弥漫无法识别道路，老医生崔铁林失足落井，白维鹏毅然跳下井，肩负医生往上推，小柱拼力往上拉，但几次均未成功。待白小柱回村叫人赶来抢救时，白维鹏仍肩负医生，昂首屹立而逝。

1964年1月中旬，为了表彰白维鹏的模范事迹，中共河北省委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批准为革命烈士、省级劳动模范。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表彰和学习白维鹏烈士模范事迹的决定》，中共保定地委、保定专员公署发出《开展向白维鹏烈士学习》的指示。中共蠡县县委、蠡县人民委员会为白维鹏举行了追悼大会，并发出《关于广泛深入地开展学习白维鹏同志革命精神》的指示，授予白维鹏“模范生产队长”称号，命名他生前领导的第五生产队为“白维鹏生产队”，并在其牺牲的井前修建白维鹏纪念碑。

张兰梅（1930~1983）女。望都小辛庄村人。幼失父母，七八岁时开始操持家务，17岁嫁到周庄村，夫家同样一贫如洗。战争年代，她经常帮助做交通员的丈夫传送文件，为干部站岗放哨、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新中国成立后她全家第一个加入本村互助组。1955年村里办高级社没有办公的地方，她主动让出自家的三间房，一占就是两年，分文不取。

1983年10月24日，看女儿回家的张兰梅走到京广铁路赵庄路口附近，突然看到一列北上的火车飞驰而来，距拉胶轮小车走到铁路口的4个孩子仅有100来米，孩子们被尖叫的火车笛声吓呆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张兰梅见此情景把手中的东西一扔，大喊—声：“向后退！”就冲上路口，抓住小车，奋力将4个孩子推出铁轨，孩子们得救了，而张兰梅却被火车挂出十几米而牺牲。

为表彰张兰梅舍身救人的英雄事迹，河北省人民政府追认她为革命烈士，河北省妇联命名她为“舍己救人女英雄”，赠“舍己救人、千古流芳”金匾，中共保定地委、保定地区行署在张兰梅牺牲的地方树碑，碑书“张兰梅烈士永垂不朽”，并挂“英雄母亲”金匾一块。河北省人民政府，中共保定地委、保定地区行署，中共望都县委、县人民政府相继做出向张兰梅学习的决定。

解秀梅（1930~1996）女。高阳于堤村人。13岁时当了村剧团演员，1948年8月参军后一直在部队文工队工作。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解秀梅参加了志愿军赴朝鲜战场。在艰苦的行军中，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但解秀梅从不叫苦，总是把战友们的米袋、背包等抢过来放在自己肩上。她和同伙们赶到队伍前面唱起快板搞宣传，战友们看着她们充满活力的宣传鼓动，加快了行军的脚步。每到宿营地，她还不知疲倦地给同志们烧水做饭、烫脚、缝补衣物、上山砍柴，忙个不停。

不久，上级调她到战地手术所作护理工作，为了救护伤员，曾几天几夜不合眼。朝鲜的冬天非常寒冷，每当有伤员抬来的时候，她看见伤员脚冻了，就急忙把伤员的鞋脱下去，用手握住伤员冻得冰冷的脚，手凉了，再把伤员的脚放在自己的袖筒里。

有一次，一位战士为了追击敌人跑起来方便，在冰天雪地里换上了胶鞋。在战斗中这位战士不幸受伤后，由于天气寒冷，他的脚与鞋袜冻在一起，没法脱下鞋袜救治。解秀梅看见非常心疼，她毅然解开自己的棉袄，把伤员的脚放在怀里温暖。这位年轻的战士感动地流下了热泪，他握着解秀梅的手激动地说：“是您保住了我的双脚，伤愈后，我还要回到前方英勇杀敌!”

1951年11月30日下午，解秀梅打柴回来时，遇到9架敌机袭击。敌机在志愿军病房附近投下炸弹，手术所被炸得燃烧起来。解秀梅得知病房里还有一位伤员李永华没有转移，她立即不顾一切地冲进屋子，把李永华背出来，这时山上烟火弥漫，什么也看不见，解秀梅背着伤员李永华摔倒了。敌机还在不停地轰炸，伤员的衣服着了火，解秀梅急忙把火扑灭，背起伤员又跑。敌机发现了他们，一架跟着一架俯冲轰炸。突然，一颗炸弹直向她头顶上落下来，解秀梅马上放下伤员，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伤员。炸弹爆炸了，气浪冲天，飞起的碎石和土块把他们埋起来，解秀梅的棉衣棉裤被打破好几处，胳膊也受了伤，手上流满鲜血，可伤员却安然无恙。她顾不得伤痛，又背上伤员向前跑。终于把伤员背到了山地防空洞。

解秀梅的英雄事迹在朝鲜战场上广泛传颂。1951年，志愿军总部为她记一等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1月18日她作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成员回国汇报，5月23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解秀梅负责向毛泽东主席献花。她激动地对毛主席说：“我们志愿军全体将士向您问好，祝您健康!”毛主席高兴地回答：“谢谢，祝你们胜利。”并为解秀梅题字留念。在回国后的4个多月里，她和代表团在各地的1054个县、市，为5100万人作了数千次报告。全国各地给她寄来的慰问信达1300多封。在家乡于堤村，6000多人专门召开庆功大会，省领导将“人民功臣”匾挂在解秀梅家门口。

1952年5月25日，解秀梅重返朝鲜战场前线。10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在平壤召开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两周年纪念大会，她作为志愿军代表向金日成敬酒，金日成亲自宣布，授予她国旗勋章。1953年随志愿军回国。1956年转业，随丈夫到徐州，任徐州市鼓楼区团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70年调到山东临沂任国棉八厂副厂长、副书记。1976年随丈夫调到石家庄，任兴华印刷厂党委副书记、副厂长。1996年1月30日在石家庄逝世。解秀梅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王芳的原型。

董树华（1937~1966）涿县（今涿州）韩村人。1956年高小毕业后，参加家乡农业建设，1957年加入共青团，195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做报务工作，担任副班长。1960年服役期满后，分配到新城县（今高碑店市）邮电局工作，1961年调方官支局当投递员。他热爱本职工作，努力提高服务水平。他提出把县局经新城支局次日转到方官的邮件，改为从县局直接提取邮件当日投递。这样方官地区各单位能看到当日报纸，当地群众也能提前一天收到邮件。他却要每天往返多走100里路。有人说他这样做傻，他说：“只要对党对人民有益，不管多苦多累的事，我也要坚决去做。”

为了做好投递工作，他克服困难，苦练过硬本领，很快熟悉和掌握了高碑店到方官投递路段所有客户的住地、巷道和姓名，风雨天坚持按时出班，准时送信、报，群众称他为“活钟表”。在投递路上，他经常扶老携幼，为群众代寄包裹、汇款、代售邮票。有的群众急需用钱，他将自己的工资拿去救急。他的名字在方官一带人人皆知，群众说：“董树华是人民的好投递员。”1966年2月21日，他冒着特大风雪出班投递，途中因大雪封盖井口，不幸失足坠入枯井。在生死关头，他不顾个人安危，将自己的棉衣脱下，把未投递的党报和邮件包起来保护好。他却因无人及时发现，壮烈牺牲。

当人们从井里起出他的遗体后，发现他的脚上穿着补了10余处的旧军用胶鞋，他的信袋里装着3个窝头，两手还紧紧地抱着邮件。国家邮电部于1966年3月4日专电哀悼董树华，对他不畏艰险、舍己为公的崇高品德在全国邮电系统予以通报表彰。3月28日，中共新城县委根据董树华生前的申请和思想行为，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革命烈士。随后，在全县干部群众中迅掀起向人民的好投递员董树华烈士学习的热潮。

马恩华（1937~1995）山东青岛人。1963年青岛纺织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保定第一棉纺厂工作，曾任技术员、车间主任。197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10月任厂长，1987年兼任厂党委书记。1994年任保定一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从1984年到1995年，马恩华带领职工深化改革，奋力拼搏，把一个效益低下、人心涣散的困难企业发展为一个全国同行业的一流企业，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连续7年保持全国同行业十强。1994年实现利润居全国同行业第一。10年共创利税377亿元，固定资产净值相当于1984年的10倍。他严于管理，大胆创新，努力探索搞活企业之道，带出了一支过硬的职工队伍，形成了严、细、实的企业精神。

他尊重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企业的重大决策都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10年中企业共采纳职工建议27800多条，创经济效益4300多万元。他关心职工利益，从职工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到食堂的饭菜质量，都挂在心上。为了改善职工的住房条件，先后投资5000多万元，建了36栋宿舍楼。但是企业3次分房他都带头不要，一直住在妻子单位分配的一套30多平方米的宿舍里，直到1990年他才搬进自己厂里建的宿舍。

保定一棉先后获国家二级企业、国家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优秀政工企业、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等荣誉称号。他于1989年被评为国家纺织工业部劳动模范。1995年被评为河北省劳动模范，同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95年9月29日，中共保定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动员大会，号召干部群众向马恩华学习，市委、市政府决定授予马恩华“保定市功勋企业家”荣誉称号，并奖励三居室住房一套。10月16日，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做出《关于向杰出的社会主义企业家马恩华同志学习的决定》。11月30日，马恩华因积劳成疾不幸去世，中共保定市委、市政府，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中国纺织总会分别作出向马恩华学习的决定。12月29日，中宣部和中国纺织总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马恩华先进事迹报告会。1996年初，中国纺织总会办公厅下发《关于编辑出版宣传马恩华同志两本专辑的通知》，决定编辑出版《杰出的社会主义企业家——马恩华同志》和《马恩华》两本专辑。同年4月，中国纺织总会下发《关于组织马恩华先进事迹报告团赴各地巡回演讲的通知》，组织马恩华先进事迹报告团赴各地巡回演讲。省、市宣传文化部门组织文艺工作者创作出大型纪实话剧《厂长马恩华》，进行巡回演出。

谢臣（1940~1963）回族。易县西水冶村人。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60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军后，先当炮兵，后当炊事员，不久又调任某部三营炮兵连驭手。

1963年8月初，谢臣随部队到易县高士庄执行任务。驻地连降大雨，山洪暴发。三营炮兵连党支部立即发出“抢救群众，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的号召。为抢救群众的生命，谢臣奋不顾身，投入抗洪抢险战斗，冒雨涉水，抢救群众，先后从将要倒塌的房屋中抢救出3位老人，把生产队长陈洛汉一家救上山，还抢救出生产队的60只羊、3头驴。

洪水到来后，谢臣在狂涛巨浪面前毫不畏惧，跳入急流中救出了女社员王莲子，还没来得及喘息又投入洪流中去抢救落水的小姑娘陈爱子。在救出最后一名群众时，终因精疲力竭，英勇献身。为了表彰谢臣爱民思想和英雄行为，1964年国防部追授他为“爱民模范”称号，并命名他所在的班为“谢臣班”。所在部队党委批准给他记一等功，北京部队领导机关授予他“优秀共青团员”称号，根据他生前的申请，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遗体安葬于保定东风公园内。满城县岭西村建有“谢臣列士纪念亭”。中共易县委员会、易县人民委员会在满城县岭西村西建了谢臣烈士纪念亭和纪念碑。

张趁国（1940~1970）清苑良寨村人。1958年高小毕业后，到保定酱菜厂当工人。1960年被保送到北京纺织学院学习。196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任班长、排长、汽车教导队指导员、队长，他所领导的单位，连年被评为先进集体。一次因肝炎住院，病未痊愈，就提前出院，投入紧张的工作。为给国家节约煤炭，他带病和战士一起上山打柴，每次总是爬到最高处，不顾肝痛，背负百斤柴草，穿越在乱石丛林中。服役9年，先后6次临危不惧，抢救国家财产，多次立功受奖。

在汽车教导队，一次带队出车，通过一座破旧木桥时，一辆汽车的左后轮悬在桥上，随时可能翻下桥去。危急时刻，他跳进冰冷的水中，用肩膀扛住偏沉的车轮，使汽车安全驶过，保住了汽车和战友的安全。又有一次，在带队出车途中，一汽车从冰坡往深涧下滑。紧急中，他推开战友，以惊人的胆量、高超的技术将汽车开出危险区，避免了一次重大事故。1968年9月，部队驻防秦皇岛。一天，他在公路桥头和工人赵文轩交谈时，一辆载重汽车疾驰而来。赵文轩3岁的儿子赵晓峰突然脱开父亲的手，向公路中心跑去，千钧一发之机，他飞步上前，拽出赵晓峰，自己却被汽车将衣服划破，险些受伤。

1970年8月，张趁国因病回家休养。25日，张趁国正同民兵在公路旁交谈打靶体会，突然发现几台拖拉机疾驰而来，前方正在公路上玩耍的两个小孩吓得不知所措。一见此状，他疾步上前，招呼司机停车，由于驾驶员一时未能刹住车，而拖拉机离小孩只十几米远了。这时，他不顾一切，飞步上前，一把推出一个孩子，又转身去推另一个小孩，两个孩子得救了，张趁国却壮烈牺牲。张趁国牺牲后，清苑县政府召开追悼大会，数千名干部群众为他送葬。生前所在部队追认他为革命烈士，追记一等功。

刘均田（1945~2008）回族。天津市人。保定五四三印刷厂职工。2008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四，晚8时左右，在刘均田所住的小区里，邻居一对年轻夫妇带着1岁多的女儿在院内燃放花炮。一颗火星意外落入化粪井中，引爆了井下长期积存的沼气，剧烈的爆炸冲飞了平时两三个成年男子都很难挪动的井盖，一个火球冲天而起，被火球灼伤的小女孩掉进化粪井中。女孩父亲救女心切，立即跳入井中。这是一口深达4米的化粪井，粪便液面距地面15米，父女俩正在一点一点往下陷，随时有生命危险。另外两个女邻居目睹了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立即冲进2号楼1单元砸门呼救。刘均田和马函青老两口当即拉开房门，穿着秋裤、毛衣，迅速冲了出去，第一个冲到户外的马函青一边趴到井边伸手去拉井中的人，一边回头大喊，让老伴刘均田赶紧回家去拿手电筒，因为井里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清。此时的井下，女孩父亲已用左手把孩子托在了胸前，本能地向井口高举起手求生。就在这时，62岁、9年前曾轻度中风的刘均田拿着手电赶了出来。他没顾得上看老伴一眼，立即趴在井边悬着大半个身子伸手去救人。紧接着，听到呼救声的邻居于伟等人，也先后赶来救人。借助刘均田手中手电筒的光亮，人们看清掉在井里面的父女俩，趴在井口的于伟和刘均田一左一右把孩子救了上来。女孩父亲也被众人协力拉了上来，而大半个身子一直悬在井口的刘均田却因井口太滑，一下子头朝下掉进了井里。当闻讯赶来的消防人员把刘均田救出时，老人已经牺牲。

2008年2月20日，保定市人民政府决定授予因舍己救人献身的刘均田“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评为河北年度十大新闻人物，感动河北、感动保定十大新闻人物，被省、市工会授予“舍己救人模范职工”、“见义勇为模范职工”荣誉称号。

刘增武（1951~1979）唐县南齐家佐村人。父亲刘振家是革命残废军人。他初中毕业后，1971年1月参军入伍，到连队第一天，就在床头贴上《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油画，激励自己。他经常提前起床，腿打沙袋练长跑，冲山头，每天练倒立、单杠、石锁、俯卧撑，从不间断，熟练地掌握了五大技术，成为军体标兵、团军体教员。197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35240部队副指导员。1974年在部队营建施工中，他带的班立集体三等功，个人受到团部嘉奖。他入伍7年，只回过一次家，还提前5天归了队。

1979年，边境自卫还击战开始，部队将奉命开赴前线，正是他结婚的日子，他毅然和女友商量推迟了婚期。1979年2月17日至20日，他所在部队二连奉命和兄弟部队攻打二一五高地，他多次请示，经连党支部同意，辞去救护组的任务，带领突击排冲上第一线，右臂负伤仍坚持战斗，连续打掉敌人5个火力点，毙敌10余人，在胸部、腰部、腿部多次中弹后，仍以惊人的毅力向前爬行，最后壮烈牺牲。云南边防部队为他追记一等功，中央军委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中共唐县县委、县政府为他召开庆功追悼大会。

刘建荣（1953~1979）回族。易县塘湖村人。1971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他在班里样样工作走在前边，入伍当年9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战士时多次受嘉奖，当班长时立过三等功，任连长时，他和战士一起摸爬滚打，军事技术过硬。1978年冬天，刘建荣随部队开赴边防前线，在步兵四连任连长。

1979年2月17日凌晨，保卫边疆的自卫还击战打响后，刘建荣带领尖刀连，向二三○高地出发。二三○高地地势险要，明碉暗堡星罗棋布，设有三层交叉火力点。刘建荣尖刀连迅速登上二三○高地前的几道小山脊，占领了有利地形。刘建荣举起战刀，指挥连队分成三路，突然发起攻击。敌军慌忙钻进暗堡进行抵抗。为了察清暗堡的位置，他和指导员研究，命令司号员吹起冲锋号，二排大喊杀声，引诱敌军暴露目标。敌军各个火力点一起乱打起来。刘建荣立即指挥八二无后座力炮和火箭筒射击，摧毁了敌军的暗堡，二排乘机一阵猛打，冲上十一号高地。全连迅速向二三○高地发起进攻。刘建荣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战士们紧随连长愈战愈勇。刘建荣左胳膊和腿都负了伤，他咬紧牙关，一声没吭，又坚持向前冲了30米，接着，他腹部又受伤。通讯员掏出急救包要为他包扎，他咬着牙倔强地说：“不要管我，叫同志们快往上冲，攻下高地，保证主力渡河！”他使出浑身力气，投出几颗手榴弹，继续指挥连队往上冲。就要冲上山顶时。刘建荣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刘建荣牺牲后，中央军委为他追记二等功。昆明军区授予他“战斗英雄”光荣称号。

宋增娣（1957~1985）女。定县（今定州）李亲顾村人。小学读书时，就积极参加学雷锋、做好事活动，到失学的困难同学家中送鞋和衣服，感动的家长让孩子继续求学。连续6年帮助无亲人的彭秀菊老人洗衣做饭扫院子，老人患病后用自己的零用钱为老人买食品。“文化大革命”期间父母受冲击，她也受岐视，下乡插队。

下乡插队期间，被评为农田水利建设模范。在定县市庄村任电影放映员时，四次获先进工作者和“三八”红旗手称号。1976年到岩峰水泥厂当炊事员。还当过管库员，曾任厂团委委员、工会女工委员、团支部宣传委员等。1985年7月调定县火车站任客运服务员，被评为先进标兵、北京铁路“三八”红旗手。同年12月16日，宋增娣在定县站维持秩序，疏导人流。69次特别快车将要通过时，她大声呼喊：“下车旅客请走天桥，不要穿越线路，一股道有车开来!”但刚从526次车下车的一位旅客不听劝阻，强行跨进一股道，眼看一场旅客伤亡事故就要发生，宋增娣边大声呼喊“有车!”边纵身向那位旅客扑去，双手把旅客推出道外，旅客得救了，而她却被69次列车撞出十几米，壮烈牺牲。

1986年1月9日，石家庄铁路分局召开大会宣布，中共河北省委追认她为中共党员，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河北省总工会授予“舍身救人、浩气长存”牌匾，共青团全国铁路委员会和河北省团委联合授予“优秀共青团员”称号，河北省妇联授予“三八”红旗手和“舍己救人女英雄”称号，石家庄铁路局给她记大功一次，并在定县火车站为她塑像。

郄占良（1962~1987）望都郄家村人。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学生。1981年10月高中毕业后参军，1984年7月考入石家庄陆军学校，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毕业后，郄占良分配到边境自卫还击战前线，任某炮团三连排长，负责所在营战前六〇炮训练。他严格要求，大胆管理，勇于负责。在一次实弹射击中，出现填弹后不发火的情况，随时有炸膛伤人的危险。郄占良面对突发情况沉着镇定，先指挥战士们隐蔽好，然后自己动手排除了事故，圆满完成了训练任务。

1987年10月，郄占良任炮连代理副连长，指挥前线炮击。19日天还未亮，郄占良来到阵地带领战士们整修炮位，擦拭炮弹。9点10分射击开始，突然一声巨响，火炮意外爆炸，强大的气流把郄占良推倒在地，一块弹片击中他的头部，腰部也多处受伤，他因伤重而牺牲。为表彰他的英雄事迹，生前所在部队追认他为革命烈士，荣记二等功，望都县人民政府在他家乡立碑。

陈占保（1969~1988）唐县西马寨村人。幼年热爱学习，立志作雷锋式的好青年。1984年8月，他和本村同学陈文凯去拔茄中学路上，看见一位60多岁的残疾老人骑三轮车摔倒在路边深沟里，赶紧扶起老人，将车推上公路，把翻到沟里的日用杂物一件件装到车上。还有一次，他发现一台拖拉机掉下一袋大米，急跑追上拖拉机告诉了失主。村民蔺爱霞手脚不方便，生活有困难，他包下了她家的吃水，并经常帮她做杂活。1988年2月，陈敬儒刚满4周岁的儿子丢失，他自动出外寻找一天，直到天晚终于把孩子找回家。

1988年7月18日，因连降大雨，东马寨村东濠坑水位猛涨到6米多深，东马寨村12岁的儿童王喜龙、王立军不慎落水，陈占保不顾自己不会游泳，没来得及脱鞋就跳入水中救人，先把王立军救上岸，没顾上喘口气，又跳入水中抢救王喜龙，被王喜龙死死抱住，因力气耗尽，沉入水中。当时村民王登录闻讯赶来将他和王喜龙救上岸，他已停止呼吸，为抢救落水儿童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中共唐县县委、唐县人民政府、唐县人民武装部授予他“模范民兵”称号，共青团唐县县委追认他为“优秀共青团员”，中共保定地委、保定地区行署、保定军分区为他追记一等功，授予他“优秀民兵”光荣称号，并号召全区青年学习他舍己救人的献身精神和公而忘私、助人为乐的优秀品德。

冉英敏（1969~1988）曲阳冉家庄村人。在学校读书时，冉英敏刻苦学习，尊师爱友，热爱劳动，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初中毕业后，冉英敏回乡劳动，积极参加民兵组织，热心钻研农业科学技术，几次参加省广播电台的函授学习，带头发展商品生产，成为一名种兔养殖、果树管理技术能手。1986年11月的一天深夜，西泉头一拖拉机运输专业户从定州返回时被歹徒刺伤，在公路旁开小卖部的冉英敏闻讯，立即从村里找来会开车的乡亲把伤员送往乡卫生院。卫生院无法治疗，又马上转送到县医院。待伤员脱离危险，冉英敏又驱车10余公里找到其家属，才放心离去。

1988年7月18日中午，冉英敏到承包的果园里劳动。突然听到“有人落水了”的呼救声，他迅速向沙坑奔去，见一落水儿童在淤泥中挣扎。他跑到沙坑边，顾不得脱掉衣服便跳入水里，淤泥将其两腿深深地陷住。他连续几次钻入浑浊的泥水里打捞落水儿童，未能救出。由于淤泥太深，冉英敏用尽最后气力未能挣脱。当闻讯赶来的群众将他救上岸时，年仅19岁的冉英敏已停止了呼吸。中共保定地委、保定地区行署、保定军分区、中共曲阳县委、县人民政府、县人武部给其记二等功，并给其家长颁发锦旗和奖金等。

周立武（1976~1996）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人。出身于工人家庭，从小受到父母和学校的良好教育，在学校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1994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北京军区某部副班长。先后三次获嘉奖，被评为优秀士兵。1995年8月随连队到驻地耿家庄村参加军民共建劳动时，得知11岁的小男孩杜保才因家境贫寒而失学，非常关注。当他了解到孩子父亲病逝，母亲改嫁，爷爷双目失明，奶奶半身不遂，一家人全靠村里的救济维持生活，无力供孩子上学时，便决心帮助孩子重返校园。从那时起，他省吃俭用，每月坚持从自己仅有的35元津贴费中拿出20元资助孩子上学。

1996年8月初，保定一带连降大雨。8月6日早晨，位于萍河下游的安新县三台镇山西村与容城县黑龙口交界处的东大堤突然决口，洪水威胁着三台4万多群众、400多家鞋厂和8000多亩良田的安全，眼看三台镇即将被洪水吞没，当地村民迅速抢堵，但人少力薄，险情有增无减，在这十万火急之际，安新县委向驻安新某师农场告急求援。周立武在执行抗洪抢险任务中，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为抢救战友的生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就在他牺牲前几天，他还打算把家中寄给他的200元钱送给杜保才作为新学期的学费。

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省军区，中共保定市委、市人民政府、军分区，中共安新县委、县人民政府以及周立武生前所在部队分别作出向周立武学习的决定，共青团保定市委授予周立武“见义勇为英雄青年”荣誉称号。所在部队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一等功，批准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