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讲究实践的北学 北学源流

“回首览燕赵，春生两河间。旷然万里馀，际海不见山。雨歇青林润，烟空绿野闲。问乡何处所，目送白云还。”这首诗名为《冀北春望》，作者崔湜（671—713），字澄澜，唐代定州人，少年时以文才闻名于世，武周时考中进士。他在离开故乡定州时回首北望，这里不仅有雄风万里的辽阔土地，还有青林绿野的怡人美景。在这“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河北大地上，形成了一门独具特色的学问，它兴起于北方，发展在河北，而这门学问最杰出的人物又多出自保定。这门在中国历史上传承两千多年，曾经鼓荡着一方仁人志士奋然前行的大学问，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名叫北学。

北学源流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学术思想非常繁荣，曾经形成过许多流派，北学就是其中源远流长的一个。它曾经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闪耀出璀璨的光辉，并且至今依然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流淌着。那么，什么是北学呢？

北学释义

“北学”这个说法最早出现在周代，那时候把学校设在都城四郊，以方位名东、西、南、北学，“北学”还仅是学校的名称，跟思想和学术没有关系。到南北朝时期，人们把南朝的经学研究叫做“南学”，把北朝的经学研究叫做“北学”，《清史稿·儒林传》中说：“北学守旧而疑新，南学喜新而得伪。”这时的“北学”已经成为学术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内涵凝固成一个历史的印记，定格在《辞海》之中：北学，指南北朝时北朝的经学。

北学是中华民族众多学术流派中独秀的一枝，清初魏一鳌按照老师孙奇逢的要求，编撰了《北学编》。魏一鳌，字莲陆，直隶新安（今安新县）人，他编撰的《北学编》记述了汉至元等时代的34位燕赵籍的硕学鸿儒。后来，清初尹会一又编撰了《续北学编》，增添了清代燕赵籍学者13人。尹会一（1691—1748），字元孚，号健余，博野县人。清雍正年间历任吏部主事、扬州知府、河南巡抚、江苏学政等职。他崇尚实行，鄙薄空言，后人把他的著作汇编成《尹健余先生全集》。尹会一之后，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士戈涛再续《北学编》，又增补燕赵籍清代学者5人，明代学者1人。

《北学编》以及后来两次续编的作者和书中辑录的都是燕赵学者，可见魏一鳌、尹会一、戈涛等人并不认为“北学”包括“关学”“洛学”，而是把三者看做并列关系。对蜀学、关学、洛学、齐学、鲁学、北学等学派创建者以及学派内代表人物的地域特点加以分析，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明确的结论：北学指的就是燕赵之学。

北学开山

在浩瀚的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北学的创建者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那是社会空前变革的时代，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士”应运出现，他们著书立说，形成儒、道、墨、法等许多学派。在这众多学派中，荀子是北学的不朽开山，清人王灏编辑的《畿辅丛书》辑录燕赵历代著述，第一人就是荀子。

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名况，《史记》中说他是战国末期赵人，时人尊称“荀卿”。 他曾先后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后来，荀子去了楚国，担任了兰陵令。他在兰陵传道、授业、著述，战国末期两位著名思想家、政治家——韩非、李斯，汉初的政治家、科学家张苍都是荀子门下高足。

现存《荀子》32篇，大部分是荀子的著作，涉及哲学、逻辑、政治、道德等内容。在自然观方面，他反对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提出人应该顺应自然规律才能发展；在人性问题上，他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有恶，须有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提高，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在认识论上，他承认人的思维能反映现实，强调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在儒学体系中荀子具有学术批判精神，具备兼容并包的意识，荀子从知识论的立场上批判的总结和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自然观、道德观和社会历史观，并在此基础上，对先秦哲学进行了总结。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

之所以说荀子是北学的开创者，主要的原因是荀子的学说奠定了北学的基础，规范了北学的发展方向，确定了北学的基本特征。荀子在先秦儒家中最具客观精神和实用精神，以及重视综合性的理论品质，后来这些都成为北学的重要思想特征，他的外王之学也成为北学的重要标志。

北学巨子

董仲舒编撰《春秋公羊传》，秉承了荀子的学术传统。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广川（今河北景县）人。北学名儒尹会一说，董仲舒“盖孔孟继承道统之人，匪直北地儒宗也。”与董仲舒同时，深受荀子影响的北学名儒还有韩婴和毛苌，这两个人是《韩诗》和《毛诗》的传人。韩婴（约前200年—前130年），涿郡鄚人（今河北任丘市人）。任丘西汉时属幽州涿郡，诸侯争雄的战国时代属于燕国，所以说韩婴是任丘人或涿州人。韩婴以《诗经》研究见长，世称“韩诗”，与辕固的“齐诗”、申培的“鲁诗”并称“三家诗”。著有《韩诗内传》《韩诗外传》《韩说》等。韩婴的《韩诗外传》多处引用《荀子》中的话来解释《诗经》，并且沿袭了《荀子》的文风。毛苌是西汉时期赵（今河北邯郸）人，相传他是古文诗学“毛诗学”的传授者，世称“小毛公”。“北学于斯为盛”，达到了第一个高峰。

自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开启了儒学新时代，也就是经学时代。从此以后，经学成为北学的主流。东汉末年，卢植与郑玄一起跟随马融学习，卢植广览博收，不固守门户，终于兼通今古经学。刘备年轻时跟着卢植学习，后来刘备在担任豫州和徐州牧时，又跟郑玄学习文学。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深深影响了刘备，后来他在蜀地做了皇帝，把北学思想传播到南方，对儒学的南传有着不可埋没的功劳。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佛教和道教开始盛行，但并没有取代儒学的统治地位，只是把独尊儒学变成了以儒学为核心，形成儒、佛、道并存的局面。西晋南渡以后，玄学随之南下，北方成为儒学的一统天下。五胡入中原以后，需要借助儒学取得汉族士人的合作和支持，另外，也要用汉族的先进文化来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因此，十六国及北朝政权极力倡导和奖掖儒学。赵国的统治者石虎“虽昏虐无道，而颇慕经学”，即位后马上下令加强中央和地方的经学教育。前燕慕容廆当政时期，也多重用经学名儒。其子慕容皝即位后，每月“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前秦苻坚更是大力开展经学普及教育活动，颁布《简学生受经诏》，上至天子，下至普通士兵，甚至宫女、太监、女仆也纳入经学教育运动之中。北朝的各个政权更是尊儒尤加，就连朝纲荒乱的北齐也尚知用经学教导子弟。当时，北学可以说是儒学的正宗，它的纯粹笃实，远远超过了南朝。

这一时期燕赵经学盛行，并始终处于北方学术中心。《北史·儒林传》说：“玄《易》《诗》《书》《礼》《论语》《孝经》，虔《左氏春秋》，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另外，燕赵一带游学、追师风气盛行。燕赵经学讲诵之声道路不绝，儒风大振。渤海李铉，史称“燕赵间能言经者，多出其门”。中山人张吾贵和武邑人刘兰分别在定州和瀛州开馆讲授经学，生徒达数千人。博陵人刘献之精通《毛诗》《春秋》，四海皆称儒宗。阜城人熊安生则被看做是《礼经》的儒宗，其弟子信都昌亭（今河北冀州市）人刘焯、河间人刘炫学通南北，博及古今，当时朝中很多官员都拜他们为师。

经学时期是北学的又一高峰，隋唐政治上的大统一，需要儒学的统一。北学大师孔颖达（574—648），字冲远，冀州衡水人。他的《五经正义》兼采南北经学，达到了儒学的统一，南北经学的争论到此终结。

北学在理学时期第一位巨子是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1011—1077），他祖籍范阳（今涿州市）。其思想无论在体系、方法和形式上都与其他理学家不同，与北学诸子也不大一样，但他与北学的经世致用宗旨却是完全一致的。

刘因是北学在理学时期的又一重镇，明代大儒薛瑄称刘因是百世之师。刘因(1249—1293) ，容城人。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应召入朝，作了承德郎、右赞善大夫。不久借口母亲有病辞官回乡。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忽必烈再次派遣使者请刘因出来做官，他以有病为由拒绝，死后追封“容城郡公”。刘因学术著作主要有《四书精要》《易系辞说》等。刘因以一个北地儒生的身份，独自继承了元代不断衰败的儒学，对元初北方思想文化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更对北学的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学冠冕

明清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大动荡的历史时期，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和天崩地裂的巨大变乱，促使当时的思想界对现实进行深刻反省和思考，形成可以与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相媲美的学术氛围，是中国思想史上又一个绚丽的时代，在众多杰出的思想家中，以孙奇逢为代表的北学、黄宗羲为代表的南学、李颙为代表的关学形成了清初学术界三足鼎立的局面，他们被称为“清初三大儒”。孙奇逢在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地位和影响，甚至超过被今人誉为明清之际“三大家”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清儒学案》说他“气魄独大，北方学者奉为泰山北斗”。

孙奇逢（1584—1675），字启泰，号钟元，容城人，出生于官宦家庭，父亲为官清正。孙奇逢少年时就志向非凡，14岁考中秀才，并进入县学读书。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22岁到京城参加会试，路上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马上放弃考试回到容城。

孙奇逢从29岁开始在京师游学，由于他“行侠好义”，结识了大批名流。明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结成阉党，专权乱政，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黄尊素等朝中大臣上书弹劾魏忠贤，却被诬陷贪赃，先后下狱。当他们被严加追查有性命危险的时候，孙奇逢与定兴人鹿正、新城人张果中等人以左光斗对畿辅有恩德为理由，提倡大家捐献银两，筹集资金进行营救。同时他还给任兵部尚书的好友孙承宗写信，请求他紧急给皇帝上疏搭救。孙承宗率兵从辽东出发，准备借入朝觐见皇帝时当面陈说求情，由于圣旨阻止而未能成功，左、魏、周三人最终死在东厂监狱中。魏忠贤诬陷左光斗等贪污巨大，要追查迫害他们的家属。孙奇逢与鹿正、张果中又向当时的士人、百姓筹集资金，替他们缴纳了所谓的赃款，最终保住了他们的亲人，四海之内都称赞他们是“范阳三烈士”。

清兵入关以后，由于土地被满洲贵族圈占，孙奇逢被迫率领族人及门人弟子南迁到河南辉县苏门山下的夏峰村。那里紧邻名泉百泉，地僻清幽。顺治九年（1652年），工部侍郎马光把一些田地和房屋赠送给孙奇逢，从此，他率领子弟在那里躬耕劳作，各地来访的学者希望在这里居住的，孙奇逢也授予田地让他们耕种，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在此期间，清政府曾经多次征诏，甚至以国子监祭酒职位聘请他，都被他拒绝，人们尊称他“征君”。

孙奇逢晚年隐居夏峰村讲学、著述。在明清之际的儒学大变革中，在社会秩序首先崩溃的北方，孙奇逢以北学致用传统与阳明学为知识背景，以“直指孔子”与“躬行实践”并举，创造出一套兼容并包的实践性“新理学”，他带领北方儒生在明清之际实现了北学的创造性转换，他“不薄程朱爱阳明”，先从根本上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家回归到孔孟门下，然后再用对孔孟思想的解说，来反证程朱陆王的理论虽然有分歧，但总体精神上是一致的，在回归、重释孔孟经典的基础上，构建了新的理学体系。

孙奇逢生平做学问以实用为主，提出了“躬行实践”“经世载物”的思想，认为做学问不应该是空谈家，必须注重实践，重视经世致用。因此，在提倡回归和重释孔孟的同时，孙奇逢提倡对伦理纲常要躬行实践，非常注意把讲论义理与个人的生活实践相联系，把被理学家说得非常玄虚的东西还原到实处，发挥理学服务社会的功用，学习圣人，以天下为己任，把落脚点最终放到对“礼”的实践上。这种新理学迅速波及北方及整个思想界，以其开放性、深刻性、全局性回答了由于程朱陆王之争而导致理学极度心性化带来的种种问题，解决了明清之际儒学变革的深层问题，缓解了“礼”与“理”极度紧张带来的危机，为清代学术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夏峰居住的25年中，孙奇逢亲自定稿的著作有《理学宗传》《四书近指》《晚年批定四书近指》《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圣学录》《读易大旨》等著作。在他的带领下，北学获得了重生，同时也形成以孙奇逢为宗师，以回归、重释孔孟经典基础上会合儒学各派为特征的夏峰北学。

清代济南学者霍炳剑称：“中原文献在夏峰，天下楷模在夏峰。”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则认为“夏峰诚不愧当时北学之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