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讲究实践的北学 北学巅峰——颜李学派

在夏峰北学之后，颜李学派再次成为北学的又一重镇，由颜元和李塨师生形成的这个学派，是理学时期北学的第三个高峰。章太炎评价颜元说：“举必循礼，与荀卿相似。”指出了颜元的荀学特征。近代以来，颜元思想中的实用精神、勇武任侠的男儿气概，重新被人们发掘、弘扬。民国总统徐世昌大力提倡颜元学说，以挽救中国的积弊，梁启超对颜李学派也极为推崇，颜元学说曾一度成为当时的显学。

颜元的生活磨砺

颜元（1635—1704），字易直，祖籍博野县北杨村，父亲颜昶，因为家境贫寒，小时候过继给蠡县朱九祚家做养子，改姓朱。颜元出生在朱家，取名朱邦良，小名园儿。

颜昶在朱家经常受到歧视和虐待，愤懑抑郁至极，萌生了逃离这个家庭的念头。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天，皇太极率领清兵进入山海关，抢掠京畿地区，颜昶趁机随军逃往关外，从此音信断绝。8年以后，生母王氏改嫁，留下颜元和养祖父朱九祚一起生活。

朱九祚曾在地方任武职。崇祯十二年带领颜元移居蠡县城内。颜元8岁起受启蒙教育，从学于吴洞云。吴洞云善于骑马射箭，曾潜心研究《百战神机》，撰写了《攻战守事宜》两册。可惜颜元12岁时，因受到吴洞云妻子的怨怒，不能再跟着老师继续学习。颜元15岁时和蠡县道标巡捕官张宏文养女结婚，开始看寇氏丹法，学习运气术，想修炼成仙。后来知道成仙是痴心妄想，就弹琴鼓瑟，沾染上不良习气，整天和朋友们唱歌玩耍。19岁时，又跟着贾珍学习。贾珍是蠡县人，为人重义轻利，从不向弟子索取报酬，禁止受业弟子结社酣歌、私通馈遗。经过贾珍教导，颜元不久就改掉不良习气。贾珍作了两副对联，要求颜元用大字书写出来，悬挂在中堂上。一幅是：“不衫不履，甘愧彬彬君子；必行必果，愿学径磋小人。”另一幅是：“内不欺心，外不欺人，学那勿欺君子；说些实话，行些实事，做个老实头儿。”贾珍的谆谆教诲和朴实作风给颜元留下深刻印象，为他以后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打下基础。这一年朱九祚被人控告，颜元也受到牵连，被捕入狱。官司完结被释放后，朱九祚曾经想给颜元买一个秀才的头衔，颜元哭泣不食，说：“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 颜元19岁时自己考中秀才。

颜元20岁时，跟随朱九祚回乡下居住，从此他担负起全家的生活费用，为了谋生开始学习医术，同时开设家塾，训育子弟。21岁时，开始阅读《资治通鉴》，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把博览古书和通晓国家兴衰作为自己的责任，并且下定决心不再参加科举考试。

颜元的思想演变

颜元一生的学术思想，随着他的成熟发生过几次转变。23岁时，他阅读了7种兵书，用心研究战争谋略，还经常练习实战搏杀的技能。这个时期，他特别喜欢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学说，亲手抄写陆王《语要》一册，遵循陆王心学的修证要领，力求发明本心、知行合一。写了《大盒歌》《小盒歌》《格物论》等文章，表述在陆王心学方面的心得体会。24岁时，他把自己开设的家塾取名“思古斋”，自称“思古人”。这年完成他第一部著作《王道论》，后来改名《存治编》，阐述了他的政治理想。他认为要开万世之太平，必须恢复“唐虞三代”的政治，主张恢复井田制度，按照各地情况实行均田，解决老百姓的土地问题，这样既可以使天下太平，又能够使兵民合一，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还认为要实现长治久安，就应该恢复古代的封建制度，对学校进行改革。颜元极为重视学校和人才的作用，竭力反对科举制度，提倡“古乡举里选之法”。这些政治主张带有浓厚的复古主义色彩，甚至有很大的空想成分，但在当时，应该说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颜元26岁时，思想又有了重大转折，他读了《性理大全》这本书，深深地被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的学说所折服，从此毅然决然要做理学的追随者，甚至到了迷恋的程度。颜元27岁时结识了程朱学者刁包，开始专注理学学习和体验。刁包（1603—1669），祁州（今安国市）人。明天启七年（1627年）中举人，开办私塾。到了清代，他不愿做官，靠着著书养活母亲。他的著作有《用六集》《潜室劄记》《斯文正统》《四书翼注》《易酌》等。颜元在学习程朱理学过程中，受到刁包很大影响。为了体验理学家所希冀的“孔颜乐处”精神境界，在从事农业生产的闲暇，颜元也不放过“静坐”，在他30岁所写的《柳下坐记》中有生动的描述：

1664年夏至时节，颜元带着仆人，牵着毛驴，到场里晒麦子。仆人堆麦子时，他在柳树下静坐。抬头看青天，和风吹来微有凉意，白云时聚时散，于是大声朗读二程的哲理诗。这时他心泰神逸，产生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感受。眼睛微闭看周围环境，浓叶蔽日，如同绿色的衣服里裹着宝珠，光芒时隐时现。苍蝇飞来飞去，只闻其声不见其形。自己好像置身于虞舜时代的宫殿里，听着《九韶》这美妙的乐曲，愉悦、畅快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颜元认为这样的快乐或许与“孔颜乐处”很接近了。这是在追求一种神秘的直觉，是体会他人无法得知的心理体验。他感到世人追求货色名利、嗜好棋酒书画，是钻入了狭小的圈子里，他们根本体会不到这样的精神愉悦！颜元体验到“天地与我外更无一物事”的快乐，就是理学家常讲的“孔颜乐处”，即天人合一、万物同体的精神境界。由体认而得到感觉上的快乐，就是“孔颜乐处”的“乐”，这也是颜元体悟到的心灵深处的快乐。

圣人情结在颜元身上是一直存在的。他希求“孔颜乐处”中的乐，是同程朱理学的“存理灭欲”主张相关的。“天理”与“人欲”在人的脑海里不容并存，这是程朱理学“存理灭欲”说的翻版。颜元不仅这样说，而且像程朱那样身体力行，下了很大工夫。为了达到程朱理学的要求，他每天都要记日记，自己规定，当心中充满了与“天理”相符而无一毫人欲的想法时，就画个圆圈，而心中杂念丛生，多人欲时就画个叉，严格规范自己，察看自身在“天理”与“人欲”方面哪个处在优势地位。为了达到禁欲的目的，颜元反省和自我检查的范围非常广泛，从他31岁时反省的事情来看，有思、言、听、视、走、坐、立等14个方面的“妄”，说明颜元在学习上非常用功、非常勤奋，对程朱理学已经达到忠诚信仰的程度。

康熙七年（1668年）养祖母刘氏病故，成为颜元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刘氏是颜元养祖父朱九祚的正妻，他还有一个妾室，生了个儿子叫朱晃，经常对颜元说些闲言碎语。当时，颜元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不是朱九祚的儿子，只是以为朱晃受到养祖父更多的溺爱，于是处处忍让，并按照朱九祚的要求，和养祖母刘氏到别的地方去居住，并把全部田产让给朱晃。

颜元因为感谢祖母多年来对自己的深厚恩德，再加上父亲出走在外地，不能回来殓葬祖母，所以他哀痛至极，朝夕祭奠，三天不吃不喝。埋葬祖母后他在墓旁守孝，还是不停的哭泣，终于生了一场大病。朱氏家族的一位老人见到这种情景，十分可怜他，说：“嘻！尔哀毁，死徒死尔耳。汝祖母自幼不孕，安有尔父？尔父乃异姓乞养者。”颜元听后大为惊异，就找生母去询问，证实老人说的确实是实际情况，因此他的哀痛也有了一定的缓解。但是颜元在养祖母丧事期间，依然严格地遵守着朱子家礼，连病带饿，几乎致死。虽然觉得有许多违背性情的地方，但认为圣人的礼法既然这样，颜元祠堂中的颜元塑像也不敢产生更多的怀疑。后来，他把朱子家礼和古礼相对照，竟然发现朱子家礼中对古礼削删不当的地方很多，按照宋儒家礼去做，“几乎杀我”。从此，他开始对宋儒学说进行全面反省，认识到周公的六德、六行、六艺和孔子的四教才是正学，而程朱陆王的静坐读书已经浸染了禅学、俗学恶习，不是真正的儒学。

清康熙十年（1671年）一月，颜元编撰了第二部著作《存性编》，《存性编》认为，儒家教育是教人做人的教育，而人是有血有肉的生存实体，因此现实而具体的人性应该是儒家教育哲学的立论基础和现实教育的出发点。根据孟子的性善说，批判了程朱关于“气质之性”不为善和将人性割裂为二重人性的理论错误，认为程朱的理论没有恰当把握儒家人性的真实精神，背离了孟子人性本善的学说，否定了真实的人性，也否定了现实生活中人的价值，实际上为了虚无的自我完善而彻底否定人的肉体存在价值和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在这样的哲学批判基础上，认为教育应该以现实的人性为出发点，以现实人的发展需要作为目的，教育目标在于培养完整的人格，发展人的德、情、才、智，既要使人在道德境界中自我实现人生道德价值，又要使物质肉体得到快乐生长与幸福。同时又必须在社会中发挥自己多方面的实际才能，为社会、国家、他人做出有益贡献。

同年十一月，颜元编撰了第三部著作《存学编》，指出宋明理学“五百年学术成一大谎”，都是空疏无用、脱离实际的袖手清谈。整天坐在书房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不知习行的教学，只能“以空言乱天下”，贻害苍生，败坏学术，因此，他断言“浮言之祸甚于焚坑”。指出，要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必须通过亲身“习行”，“躬行而实践之”。主张向习行上做工夫，力主实学、实用、实践、实行，以为天下造实绩，必使学、教、治紧密结合为一体，着实培养实才实德之士。他以尧舜周孔所倡导的“三事、六府、三物、六德、六行、六艺”作为“实学”内容，认为实德实学都不是空洞无物的名词，而是有扎实可行并用以富国强民的学问知识技能，如水学、火学、工学、兵学、天文地理等，都是与现实生产、生活和国家政治相联系的知识技能，把这些作为教育内容就可以造就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或有一技一艺的实用人才。他认为“习动”“习行”可以强身体、除邪念、强家强国强天下，他说：“一人动，一人强；一家动，一家强；一国动，一国强。”在教育内容上提倡实学，在培养目标上主张培养实用人才。

从此以后，颜元专心研究“实学”，而最终落到了“习动”上，极力斥责宋儒静坐读书、存心养性的不良风气，并深有感触地说：“宋人好言习静，吾今以为今日正当习动耳！”思想转变以后，颜元更体会到“思不如学，学必以习”的正确性，因此把“思古斋”改成“习斋”，人们尊称他为习斋先生。

颜元的养祖母刘氏去世后，朱晃唆使朱九祚把颜元赶出朱家，他只好搬出朱家。康熙十二年（1673年）朱九祚去世，颜元回到博野县北杨村，回归了生父的宗族，恢复颜姓，把小名“园”，改为“元”，既有不忘养育之恩的意思，也有重新开始的意思，这一年他39岁。

颜元回到博野后，门人弟子日众，李塨在康熙十八年（1769年）开始跟他学习。颜元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而且与自己的学生相互提醒对方的过错，以便及时改正。他和李塨就有一个约定：“对众不便面规者，可互相秘觉也。云：警惰须拍坐，箴骄示以睛，重视禁暴戾，多言作嗽声，吐痰规言失，肃容戒笑轻。”他兢兢业业，以阐释、弘扬儒家学说中实用、实行思想为己任，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肩担宝剑倚崆峒，翘首昂昂问太空。天挺英豪中用否，将来何计谢苍生。”表达了他拯救天下苍生的抱负和胸怀。

颜元48岁时完成第四部著作《唤迷途》，后来改名《存人编》，共4卷，第一卷“唤迷途”包括第一唤、第二唤 、第三唤。第二卷“唤迷途”包括第四唤、第五唤。第三卷“明太祖高皇帝释迦佛赞解”。第四卷“束鹿张鼎彝毁念佛堂议”“辟念佛堂说”“拟谕锦属更念佛堂”。主要是从理论上批判程朱理学的思想来源之一的佛道学说，目的是要破除迷信，反对禁欲主义，劝那些僧道早日还俗，做个正常的人，从而达到整饬风俗的目的。

康熙三十年（1691年），他告别亲友，去河南游历，行程两千多里，拜访了众多儒家学者，结交士人，拿出《存性编》《存学编》《唤迷途》等著作，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抨击理学家空谈心性、以著述讲读为务、不问实学实习的倾向。颜元在开封寄居时，曾经和孙奇逢的学生张天章研讨学术，张天章感叹说：“现在礼乐消亡了，你的《存学》不能不做呀！”他们又一起研讨水利的管理，张天章说：“先生为什么不写一本礼仪水政书呢？”颜元回答说：“我写的《存学》，是一本批评宋儒理学的著作，怎么还能去学他们一味地著述讲读呢？而且一个人写作的功夫用多了，习行的精力就少了。”

由于颜元在学术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前来向他学习和探讨的学者越来越多。在河南商水县，颜元拜访了李木天，和他谈论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李木天见颜元佩带着一把短刀，就站起身来为他演示各家拳法。颜元看后笑着说：“既然你懂得武术，咱俩可以比试比试。”李木天赞同他的提议，于是两人砍了两根竹竿作刀剑，只比了几个回合，颜元就用竹刀击中了李木天的手腕，李木天大为惊讶，说：“想不到你的刀术竟然这样高明！”他们又一起探讨经世济民的方略，李木天对颜元的学说佩服得五体投地，第二天，李木天让他的儿子拜颜元为师。颜元通过这次游历，更深切地感到程朱理学危害的严重。他说自己当年从关外回来，到河南去游历，和那里的学者进行探讨，看到那里“人人禅宗，家家训诂”，感到只有“去一分程朱，方见一分孔孟”。因此，他一方面编撰《四书正误偶笔》等著作，分析批驳朱熹学说的谬误，一方面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向友人和他的学生郑重说明训诂、理学的危害。他大声疾呼：“仙佛的危害，只是蒙蔽了平常的人。而程朱理学的危害，迷惑的却是贤明多智的人。如果不彻底清除八股取士和读书主静的理学，就会祸害整个社会和百姓。”

讲学漳南书院

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肥乡士绅郝文灿等人遵照直隶巡抚于成龙的命令，在肥乡屯子堡购买一百亩学田，建了一所义学，郝文灿担任义学学师。后来又将义学扩建，并请兵部督捕右侍郎许三礼题名为漳南书院。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郝文灿三次到博野北杨村，聘请颜元去主持漳南书院。郝文灿的诚心感动了颜元，他准备在漳南书院好好地施展一下自己的抱负。

颜元去肥乡漳南书院时，漳河正在涨水，坐了十余里的船才到了书院。郝文灿已经和那里的乡绅、名流在岸上等候多时，颜元一下船，众人共同揖拜，欢迎仪式非常隆重，颜元深受感动，他望了望书院的门匾说：“如今关中、嵩阳、上蔡、汴梁四处书院之外，我们这漳南书院是第五处书院了。现在儒运衰败，书院讲死书，学也读，习也读，读的秀才举人连麦苗、韭菜也分不出来了。我们漳南书院不养吃书的虫子，每个弟子要能文能武，知天文，晓地理，农、工、兵、商，行行通达才行。”颜元的话引起大家的喝彩。

当时漳南书院只建有一栋学舍，颜元与郝文灿商量，对书院进行大胆改革。本着“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原则，重新构思书院规划，拟定规章制度，把书院正庭设为“习讲堂”；东面第一斋取名“文事斋”，用来讲授礼、乐、书、术、天文、地理；西面第一斋取名“武备斋”，用来讲授黄帝、太公以及孙、吴诸子兵法和攻守阵营、陆水战法、射御、技击等科目；东面第二斋取名“经史斋”，用于讲授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西面第二斋取名“艺能斋”，用于讲授水、火、工、象学。在书院大门东西两侧分别设立两个学斋，东侧的取名“理学斋”，用于静坐读书和编著程朱礼学；西侧的取名“帖括斋”，用来讲授八股举业。设置这两个学斋，别人都不理解，颜元解释说，这两个学斋是与我提倡的实学相敌对的，他们不是周公、孔孟本来的学说，暂时建这两个学斋，是要展示实学的胸襟广阔，也用来应付科举制度，等实学的学风形成，科举制度取消之后，就废弃这两个学斋。因此，在建筑布局上，理学斋和帖括斋方向朝北，表示它们与周、孔正学相敌对。

习讲堂竣工时，颜元给大门书写了一副对联：“聊存孔绪励习行，脱去乡愿、禅宗、训诂、帖括之套；恭体天心学经济，斡旋人才、政事、道统、气数之机。”上联以“乡愿禅宗训诂帖括”比喻繁琐、俗套，指出要继承孔子的事业，必须去掉很多弊端，靠习行教育加以纠正；下联告诫学子要认真学习经世济民的本领，把握人才、政事、道统和命运的关键，做一个“格致诚正之功，修齐治平之务”的有用人才，集中体现了颜元的办学宗旨。

由于颜元的教学思想革除了旧弊，又适应了时代要求，使漳南书院很快成为四方名士、各类人才仰慕、汇集的地方，临近的大名（直南道）、魏县、肥乡等地的士绅纷纷把子弟送到漳南书院。据清戴望的《颜氏学记》记载，颜氏弟子知名者共108人，而冀南、豫北一带就有30多人。

正当漳南书院蒸蒸日上时，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秋，漳河泛滥，书院毁于一旦。颜元无奈回到博野。后因水患越来越严重，郝文灿多次来信请颜元都没有去成，不久，郝文灿又来信问候颜元，并在信中附有一张契约：“颜习斋先生生为漳南书院师，没为书院先师。文灿所赠庄一所，田五十亩。生为习斋产，没为习斋遗产。”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九月初二日，颜元病故。漳南书院再也没有恢复，但书院倡行的“文武兼修”“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的求实精神，却对中国近现代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

颜元的弟子们

颜元弟子众多，有记录可查的有100多人，曾经评价颜元“开两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两千年不敢下之笔”的王源，就是他的学生。王源（1648—1710），字昆绳，大兴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结识李塨，并成为挚友，听说颜元学说后钦佩至极，虽已年过半百，仍拜颜元为师。王源曾经和万斯同修订过《明史稿》，现存其《居业堂文集》20卷。同属于颜李学派的还有康熙、乾隆年间的恽皋闻和程廷祚。在众多弟子中，李塨是最知名的，他不仅继承和传播了颜元的学说，而且还有重大发展，最终形成颜李学派。

李塨（1659—1733），字刚主，号恕谷，蠡县曹家佐人。李塨的父亲李明性，是个孝子，在当地很有名气。清军入关后，他不再关心世事，每天早晨起来读一遍《孝经》《大学》《中庸》，并且身体力行。颜元曾经拜访过他，读了他的日记和收藏的书籍后，非常佩服，回到家中把李明性的名字写在座位上，外出时或回家后都要向他的名字鞠躬行礼。李塨从4岁起就由他父亲口授学习《孝经》、古诗、《内则》《少仪》等，19岁考取县学生员第一名，21岁时按照父亲的要求跟随颜元学习。22岁时因为只靠种地不能养家糊口，就开始学习医术、卖药，并开馆授徒。

25岁后，李塨的学术思想日趋成熟，开始著述，并广泛与各地人士交游，这一年撰写第一本著作《瘳忘编》，28岁写出《阅史郄视》，31岁为颜元的《存性编》《存学编》《存治编》作序，阐发颜元学说的真谛及其意义。32岁到北京参加乡试，考中举人。他深切地感到八股文对社会和读书人的危害，从此不再为应付科举考试而学习。37岁至39岁这段时间接受郭子坚的邀请，两次去南方，在浙江桐乡佐理政事。一路上拜访学者，宣传颜元学说。40岁以后著《大学辨业》，对儒家“格物致知”的学说提出新看法，还写了《圣经学规纂》，摘录《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言论进行解释。46岁时，接受河南郾城知县温益修的邀请，帮助料理政务。50岁时著《平书订》，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

51岁到52岁时，李塨接受汉军旗人杨慎修聘请，两次到陕西富平县辅助政务，他建议实行选乡保、练民兵、旌孝节、重学校、开水利等措施，得到广泛采纳，并在施行中取得显著效果。54岁时担任济南知府的幕僚，60岁时被选拔为通州学政，但时间都不很长就回到故乡。61岁至62岁时，为了讲学、会友，传播颜元学说，两次到南方游历。自64岁以后，大部分时间在乡间从事著述，他写的《拟太平策》总结了自己的一生。

直隶总督唐执玉多次聘请李塨出任《畿辅通志》总裁，他推辞不掉，于雍正八年（1730年）到保定府莲池修志馆内任职，撰写了《畿辅通志》凡例。时间不长，因为有病不能坚持回到故乡。74岁时给自己写了一篇墓志，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月病逝。去世前作一首绝命诗：“情识劫年运足伤，北邙山下月生光。九京若遇贤师友，为识滔滔可易方。”

颜元和李塨的学说被称为“颜李学派”，他们在学术思想上都以反对宋明理学空谈性命，讲求经世致用，改良封建制度为宗旨。但在个性和处世方法上，二人有不同之处。颜元对待别人和自己一样严格，平时足不出户，不轻易结交朋友，而且特别讨厌权贵。而李塨觉得，交朋友应该对别人亲切一点，才能收罗人才。他经常来往京师，与名士万季野、阎百诗、胡朏明、方灵皋等都有过交往。当时王源才气很高，不可一世，但与李塨成了朋友，并且受他的感动，拜颜元为师。程廷祚、恽皋闻也都是因为李塨才知道了颜元的学说，最后都成为传播颜李学派最有力的人物。颜李学派虽然是由颜元创始，但实质上是由于李塨的传播和弘扬，才得到发展和成长。

李塨的政治和经济主张，与颜元大体相同，他认为，明亡的教训在于文武脱节、兵专而弱、士子所学非所用。特别强调，要富国强兵，必须注重“分土”“建官”“取士”“武备”等方面的政策与措施。为了解决土地问题，李塨也主张恢复井田，或者实行均田、限田。为了实行这个制度，他特别赞赏颜元提出的“佃户分种”的方法。然而在是不是要回到“封建”制问题上，李塨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改郡县为封建是一种“复古”，它将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师徒之间“商榷者数年”，最终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在哲学思想方面，李塨坚持并发展了颜元理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见解。明确提出“理在事中”“理气不二”的唯物主义论断。在认识论上，他们都强调因行得知，不能离行言知。但二人也有差异。颜元最强调的是习行，最注重感性知识、实践活动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而李塨的看法是，如果只强调读书或只重力行，都是片面的，他认为每个人必须先学习，获得真知，才能身体力行。这表明，李塨比较注重理性认识、间接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应该说，这是对颜元重习行认识论的必要补充。

在教育方面，李塨与颜元一样，严厉批判了理学家提倡的习静教育和书本教育，他认为，教育所要培养的应该是明德亲民、经邦济世的人才，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仕与学合”“学用合一”。李塨还详细提出他所理想的学制和选士制度。特别是对小学教育，在《小学稽业》一书中详细陈述了儿童自8岁至14岁时，应该学习的礼、书、数、乐四类课程的具体内容。这都是颜元还没来得及探讨的领域。

李塨秉承师教，以躬行经世为要务。李塨也勤于著述，这完全是为了传播颜元的学说。在政治、哲学和史学方面，李塨著有《瘳忘编》《阅史郄视》《拟太平策》等。在教育方面，著有《大学辨业》《小学稽业》《圣经学规纂》等。典章制度和考据方面有《田赋考辨》《宗庙考辨》《郊社考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