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讲究实践的北学 北学的风格及影响

在人类进化史上，自然环境对人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形成南学、北学两个风格迥异的学术流派，与学者们所处的自然环境有极大关系，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对此解读说：北方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消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重礼文，系亲爱，受法律，畏天命：此北学之精神也。南学则反是，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之外。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世。……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梁启超在这里所说的“北学”，含义大于燕赵“北学”，但两个“北学”的主体精神是一致的。纵观燕赵北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学术风格。

尊崇经世致用

北学最重要的特征是注重经世致用，从荀子开始的北学始终对此坚持不渝，董仲舒沿着荀子的实用精神，把儒家理想主义向实用化发展，孙奇逢主张躬行实践，经世载物。颜李学派对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及利益的强烈责任感和深沉的终极关怀，被梁启超和张君劢等称为中国的实用主义。北学后人普遍推崇经世实学，清代乾嘉才子纪晓岚，直隶河间府献县崔尔庄（今河北沧县）人，主张“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清朝辨伪学者崔述，魏县人，强调“切于日用，用之修身治国”；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南皮人，毛泽东对他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做的贡献评价很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提出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这个学派的发展轨迹说明，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始终是北学的主流。

治学兼收并蓄

北学重要的治学特点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每当这种风格体现充分时，就会鸿儒硕学之士倍出。荀子以孔子思想为本，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各家各派学说，创造出极具经世致用精神的荀学。董仲舒广采博取法家、道家、墨家各学派之长，尤其是吸收阴阳五行的思想，形成了天人感应的儒家新学说。孙奇逢是“综合派”，认为儒家各派皆有所长，周敦颐、程颐、朱熹和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各有特点，都从不同角度阐释儒家思想，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他汇通程朱陆王，使之熔于一炉。清末燕赵学者王发桂在《北学编·补刊北学编序》中指出，北学诸大儒董仲舒、毛苌、邵雍、孙奇逢都是通经致用，非空谈之人。强调只有把经学与道学合而为一，道学与经学互相取长补短，才是正学和实学。

追求厚重古朴

北学治学风格的重要特点是不尚标新立异，追求厚重古朴，强调实事求是，反对任意解说，注重师承家法，很少创新发挥。南学与此相反，不拘家法，解经兼用老庄玄学，随意发挥，重在义理。南北学风大异其趣，迥然不同。《世说新语·文学》说：“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精通简要。”南北朝时期，北朝士人读书，首选经书、史书、兵书，最后才是诗文。由于经书、史书、兵书多为经世致用的文章，因此北朝文风平淡质朴。南朝士人则崇尚文学、玄学，文辞华丽轻绮。世人称，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

讲求慷慨节义

北学具有慷慨节义的学术品质，这是由“慷慨悲歌”的燕赵精神造就的。《北学编》遵循的编选原则，其中一条就是“生平节行无甚可议”，孙奇逢的学术思想史名作《理学宗传》的编纂原则“是编有素推节义者”。燕赵自古仗节死义者，代不乏人。后汉时，董卓欲废立君王，群臣唯唯，无敢言者，独卢植抗议不阿。北学后人高行其义，称“先生之行无论其他，即不肯随董卓废立，方是读书人”。元代大儒刘因，屏迹山野，超然物外，征诏不仕，不与暴虐的元政府合作，有元一代，一人而已。明朝末年，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孙奇逢等人冒死营救左光斗、杨涟等，与鹿正、张果中被誉为“范阳三烈士”。现代史上，李大钊为了真理慷慨赴死。北学士人慷慨好义的崇高人格，使北学具有了慷慨节义的学术品质。文章节义并重成为北学的重要特征，是古人所谓“道德文章”的完美写照。

北学的影响

北学从荀子开始，历经两千年，约在康熙末、雍正初的一二十年间，颜李学说把北学精神发挥到极致，变成了极端惟用论。颜元片面强调习行和经验，轻视甚至否定抽象思维和理论，走向了反知识的道路。他虽然重实践，却把实践科学降低为具体劳动。士人纷纷去实行，放弃理论创造，北学逐渐走向寂寞。清代乾嘉之际，考据学兴起，汉学研究成为学界主流，颜李之学已不再为学者注目，其著作也大部分散佚。

直到清同治八年（1869年），浙江德清学者戴望首次汇辑《颜氏学记》，公开表彰颜李学派，使这一学术思想再度成为近代学界的热点，从此北学进入现当代发展时期。此后30年间，一些改良派思想家痛感国家政治腐败，受制于外夷，主张变法自强，需要一种沟通中西学术的理论，颜李之学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推崇颜李学说的改良派思想家有陈虬、宋恕、梁启超等人。梁启超主讲湖南时务学堂时，特别崇拜颜李学派，评价颜元“对于旧思想之解放，最为彻底”。他流亡日本期间，将颜李之学传入日本。随后，他编著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颜李学派给予热情的颂扬：“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两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旗帜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其人为谁？曰颜习斋及其门人李恕谷。”还专门写了《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一文，详细介绍和评点。改良派推崇颜李学派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有相通之处，也就是主张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进行社会改革，使社会朝着征实致用的方向发展，由于梁启超等人不遗余力地表彰和弘扬，颜李之学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反响。

20世纪初，徐世昌以大总统的身份提倡颜李之学，倡导组织了四存学会，成立了四存中学，编辑了《四存月刊》，并广泛征集颜元和李塨的遗著，将颜李放到孔庙祭祀，一时间颜李之学风靡海内。徐世昌尊崇颜李学派，实际是尊崇孔孟的变相形式，因为在四存学会成立前一年的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使封建文化思想和伦理道德受到极大冲击。这时直接提出尊孔孟以号召天下就不那么灵光了。尤其是孔孟崇道贱艺的思想更不合乎当时国情。这样徐世昌便利用颜李学派在当时的影响来维系“世道人心”，企图以此阻遏新思想的发展。

北学的重新崛起，是因为李大钊的出现。李大钊受燕赵传统的影响极深，少年求学时期，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筑声剑影楼”，就是以历史上刺秦王的两位侠士——高渐离（筑声）和荆轲（剑影）来勉励自己的。他的文章也具有燕赵之风骨，“明可以薄霄汉，幽可以泣鬼神，坚可以铄金石；悲歌激昂，摧山岳而震鲲鹏”。北学名彦定州王森然评价李大钊说：“先生一生，勤朴清直，坚苦卓绝，洁身远名，不营时誉，……临事不苟，临财不得，是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者也。”赞誉李大钊为“指路之明灯”“民国一代之大儒”。李大钊的治学风格具有燕赵的经世致用、躬行实践精神，认为“凡是一种学问，或是一种知识，必于人生有用，才是真的学问，真的知识；否则不能说他是学问，或是知识。”李大钊的道德节义和学术风格，都与燕赵文化有很深的渊源。他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座右铭，即源于杨继盛名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五四运动前后，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强调颜李重“致用”的思想，试图以颜李之学转变社会惰弱习气，振兴中华，抵御列强。青年毛泽东曾经受颜李之学的影响，1917年编著的《体育之研究》，在“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一节中，先是分析了历史上不重视身体锻炼的弊端，“三育并重，然昔之为学者，详德智而略于体。及其弊也。偻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故有颜子而短命，有贾生而早夭，王勃、卢照邻或幼伤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也，一旦身不存，德智则从之而隳矣。”然后以诚挚的笔触写出了对颜元和李塨的推崇，“惟北方之强，任金革死而不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烈士武臣，多出凉州。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顾炎武南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而喜乘马。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对于颜李的“文而兼武”，青年毛泽东深表敬佩，文中提倡“习动”，极力斥责理学习静功夫。

北学精神由于符合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因此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学术界、思想界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北学精神的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