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经济发展

 安国经济向以农业为主体。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虽多次实行奖励耕织等鼓励发展生产的措施，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生产方式落后，经济形式单一，抗灾能力低下，粮产不丰，很大程度上靠天吃饭，广大劳动人民“糠菜半年粮”，生活异常窘迫。

明中期后，随着全国药材集散地的形成，安国成为闻名中外的“药材之乡”，中药材种植、加工，中成药制造，钱业及包装、装卸、转运、经纪等与药业有关的行业应运而生，商业服务业渐趋繁荣。明末清初，安国已成为“大江以北发兑药材之总汇”，号称“天下第一药市”，素有“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经祁州始生香”之赞誉。新中国成立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药业进一步发展，工农业生产条件逐步改善，农业除盛产药材外，粮棉油料等产量逐年提高，紫皮大蒜亦为传统特产，久享盛誉。工业除中成药制造，中药材加工外，有酿酒、食品、纺织、水泵等业。1991年，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结合安国实际，确定了“建设药业特色经济强市”发展目标，实行“经销、加工、种植一条龙，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的发展方针。全市千余家药材经销、加工企业遍布城乡，从业4万余人，农村家家种药，常年植药10万余亩，总产3万余吨，品种200多个，药材加工从“低、初、粗”向“高、精、深”发展。药材贸易的发达，使商业产值大幅度上升，1992年，商业产值21917万元，占社会总产值的30.4%。1995年投资6亿元，建成了规模宏大的东方药城，日客流量达1.5万人，日吞吐量800多吨，年成交额40亿元，辐射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及韩国、日本、美国、东南亚和香港、台湾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为实现农业产业化、增强区域工业经济实力，双向开放，民营经济繁荣发展，市委、市政府以科学发展观总揽全局，坚持“以药为主，多业并举”的总方针，积极实施“五大战略”，国民经济和社会商业有了较大发展，2006年，全市地方生产总值完成390662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0.32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16.65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12.10亿元。全市传统工业增加值完成8.1亿元，实现利税5.1亿元，粮食总产21.2万吨，药材播种面积11.9万亩。财政收入20953万元，财政支出32035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78852万元。职工年均工资11643元。

中药业 

安国药业发端于宋代，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扩建药王庙开始，至明朝中叶，其规模渐成“大江以北发兑药材之总汇”。明朝初期，安国药市逐渐兴旺起来，而且药材加工、药材种植也相应得到了发展，进入药市的数量和品种不断增加。药材市场上的其它物资也逐渐丰富，外地商贾纷至沓来。到明万历末年（约1620），安国药市已是“商贾辐辏，交易月余，盖大江以北发兑药材之总汇”了。由于药市的发展，交流量的增多，安国的药材加工特别是刀切饮片的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并开始了中成药生产。药材加工工具制造也随之兴起，著名的专门用于切药的“福盛炉”药刀，即出现在这一时期。清乾隆年间，各地药商逐渐组成帮口，号称“十三帮”，“五大会”，且建立起了完备的管理组织“安客堂”。

“十三帮”大约起始于清乾隆年间，终结于抗日战争爆发前，其形成是中国药材市场发展的独特现象。当时全国各地来安国的药商由于地域和药材种类的不同组成了“帮”，这是一个垄断式的行业经营组织，其目的是保护本区域内药商的利益，便于和其它地区竞争。清乾隆五十六（1791）《重修药王庙碑记》中，已出现怀帮形式的雏形。到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年），“十三帮”逐渐形成。据庙内同治四年（1865）《河南彰德府武安县合帮新立碑记》载：“凡客商载货来售者各分以省，省自立为帮，各省共得十三帮”。碑文中所记十三帮是：京通卫帮、关东帮、山东帮、山西帮、陕西帮、古北口帮、西北口帮、宁波帮、彰武帮、怀帮、广帮、江西帮、亳州帮。各帮成立有早有晚，帮数由少到多。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还有新的帮会成立。十三帮是习惯性称呼，实际上不止十三个帮。在十三帮形成的同时，安国县本地药商及为药市服务的行业也相继组成了“五大会”，即南大会、北大会、皮货估衣会、银钱号会和杂货会。

随着帮会的形成和药市的发展，客商及货品日益增多，商人之间时有纠纷发生。为此，安国当地知名士绅和药商协商成立了招待客商和解决贸易纠纷及市场有关问题的组织，名曰“安客堂”。这个组织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改成商会。安客堂或后来的商会，是民间组织，政府不予干预。除负责为药商办理有关中药行业的一切事宜，帮助客商找房子、作保贷款、管理经手、排解药商之间的纠纷等，还有权派捐摊款，组织商务巡警巡逻市面，实际是庙会的组织者和主持者，类似执行权力机关。“安客堂”明文规定，如本地药商同外地客商发生纠纷，无论本地人有无道理，均要向客商赔礼道歉，以示对客商的尊重。安客堂历届负责人多由安国最大的药商崔、卜两家担任。1915年，安客堂改组为安国县商会，实行会员选举制，规定会长、副会长任期二年。

明清及民国时期，是安国药业鼎盛时期，经营药材的店堂商号鳞次栉比。药材店堂的类别较多，有生药行、熟药行、片子棚、成药行等等。经营方式比较灵活，有批发、零售、代售、委托等，加上各地“帮商”及与药业相关的交通运输业、包装业、饮食服务业、娱乐业、银钱业等全县共有商户4800余家，繁荣的药业交流活动，逐渐锻造了一支业务过硬、诚实守信的经纪人队伍，在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这支队伍一直保持在2000人左右，成为药市繁荣的枢纽。这些经纪人是药材市场的信息情报员，也是药材鉴别员，他们懂行情，识货色，辨真伪，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通过手摸、眼看、口尝、鼻闻就能断定货色的真伪优劣，是否适销对路等。他们讲求信用，有约必行，成交公正。成为合格经纪人必须报经安客堂批准，药行经纪人必须是安国人。因为凡通过经纪人成交的买卖，钱庄、银号都记经纪人的账，由经纪人承担货款，如果买方不能按期付款，要由经纪人包赔，所负责任很重。每届庙会的经纪人必须首先到安客堂登记，并找连环保两家，方可领取经纪执照。执照只限一次庙会有效，每期经纪人名单由安客堂布告公示，以便取信于客商。庙会交易期间，经纪人一手托两家，不吃价，只抽取2%佣金，有时买卖双方因称量不符或药价高低不决时，经纪人宁愿牺牲自己佣金也要把交易促成，当地叫做“赔称”或“赔佣”。买卖双方即使不到现场交易，经纪人也能依双方要求将买卖做成。一旦有欺辱外商行为，安客堂就会立即解除其经纪人资格，永世不能再做经纪人。

安国药业的繁荣，离不开成熟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安国药业最盛时期，有大小钱庄，银号100多家。这些钱庄、银号每天要在市场上周转一千余万（银元）。有的银号在北京、天津、沈阳、张家口等重要城市均有联号，还有的在香港也设有联号。钱庄、银号为各地药商调节资金，贸易货物提供了很大方便，客商可用银号资金作交易，只要有经纪人担保，即可以从银号中贷款，做无本生意。结算方法也利于交流，庙期买卖分现款和期款。买卖成交后，如系现款，须在本庙期结算清；如系期款，则在下期庙会结清。在拨兑款项时，无论货主在与不在，均由经纪人到银号负责拨付。由于庙期较长，药商为便于资金周转，一般不带现款，多买期款货，待将货售出后再行付款。有的药商利用期款之便，在一个庙期周转几次，成为无本买卖。这种结算方法，给药商提供了方便，对活跃市场起到了作用。

精湛的药材加工工艺和科学的炮制方法，是安国药业的灵魂，也是使安国药业常盛不衰的基本保证。药材加工业是安国药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有关资料记载，远在明朝，就开始了药材加工，并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起来。药材加工主要有切片加工、炮制加工和中成药加工，别具一格。

明朝永乐年间，安国的药材加工仅是些较简单的产地加工，包括整理、去杂、去粗等加工办法。到明万历年间（1573~1620），开始出现了切片加工，并迅速发展起来。当时，安国已是中国北方药材集散地，各路药商云集，加工技术得到很大交流。到清朝中期，安国药业达到鼎盛，药材加工也因药材市场繁荣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药市上专门切片的“片子棚”和经营饮片的“熟药铺”到处可见，而且饮片加工技术较高，质量较好。切药工人根据药材的不同特性，围绕提高药效这个中心，切成段、块、丝、片、咀等规格。炮制方法有闷、润、浸、泡、切片、镑、片、剁、劈、水、矾制、醋炙、酒炙、碳炙等。有些药物因含有毒性，不经炮制不能入药。如清半夏、南星等。安国药工经过矾制、浸泡去毒后再用刀切成饮片。质地坚硬药物，如乌药、槟榔等，则经过浸润后再切制成薄片。有些药物的切制非常讲究刀法，不然药效不能充分发挥，如贵重药材羚羊角、犀牛角、鹿茸等加工技术与其它品种不同。因这些药材昂贵，片总切的厚，不但造成经济损失，而且会降低药效。为此，安国药工研制成特制药刀解决了这一技术难题。数百年中，安国药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较高的技术，形成了独特的技艺，刀法为全国之冠，百刀槟榔、蝉翼清夏、云片鹿茸、镑制犀角，被誉为“祁州四绝”，所谓“百刀槟榔”，就是一个大如枣、坚如石的槟榔，经润制后，可切出100多片，片薄如棉纸，微风吹来，可随风飘扬； “蝉翼清夏”就是蚕豆粒般大小的清半夏，经用白矾蒸煮后，刀切成片，薄如蝉翼，轻似雪花，放在手上轻轻一吹，飘然升起；“云片鹿茸”就是将鹿茸加热后切成的片子，状如云片，薄如绢帛，放在舌尖，即刻融化；“镑制犀角”就是把坚硬如铁的犀牛角用特制的钢锉排刀镑成薄片，形似刨花。

《祁州乡土志》载有“安国前明贡蟾酥”。说明明朝初期，安国人已掌握了蟾酥的采集与加工办法，并作为贡品供朝廷。到明朝万历年间炮制加工工艺已比较完善，炒有酒炒、麸炒、姜炒、盐炒、醋炒、土（灶心土）炒、砂炒、净炒等；炙有酒炙、蜜炙等；煅有水煅、闷煅；水飞有水飞珠砂、珍珠等，还有烧炭、清蒸、煨制等。

中医中药自古以来就为一体，两者不可分割，要保证药物的临床效果，除合理对症用药外，辨明药物真伪优劣，依法炮制和配方也很重要。安国在炮制药材上，历来以药材地道，炮制得法为原则。凡搞药材炮制加工的地方都贴有“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警言戒律，以此作为自我监督的律条，这种习惯代代相传，形成了安国人独特的优良传统。明万历年间，安国中成药制造己具规模，中成药剂型有丸、散、膏、丹、胶、酒、露、酊等十几种，中成药品种500多个。从明朝至民国时期，炮制中成药的店堂很多，著名的有三槐堂：明嘉靖年间，创办人吕学严，医术高超，研制的地榆板、槐角丸专治痔漏便血，疗效极高，驰名当时。体延堂：明万历年间创办制造中成药300余种，其中“虎骨酒”、“小儿回春丹”颇有声誉。瑞生堂：明万历年间开办，其制造的“益母草膏”、“百花膏”畅销全国。永和堂：明崇祯年间开办。该堂选料精细，配料精良，制作地道药效显著，享誉四方。其“清宁丸”，九蒸九晒，炼密制丸，为高级保健品。另外，境内北张村霍氏接骨丹因治疗骨伤疗效独特，康复期短，而名闻避尔，历经数百年，畅销不衰。

安国药材种植，是随着药材商业的兴起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明朝初年，随着安国药材集散地的形成，药材种籽和栽培技术也得到交流，给安国药材种植创造了有利条件。加上安国土壤、气候条件较好，且经济效益颇佳。因此，药材种植不断得到发展。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安国人民注重提高药材质量，增加药材品种，在对野生药材进行家种驯化以及提纯扶壮，引种移植，选种育苗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据《祁州乡土志》载明朝时期品种28个，清朝乾隆年间48种，到民国时达70余种，品种地道优良，被药界冠以“祁”字，“皆堪远贩”，畅销海内外。其中不乏向朝廷进贡的极品佳品，而八大祁药更为国内外药界所推崇。

1936年，中国生药学家赵燏黄所著《祁州药志》称当时的祁州药市“为从来南北药材集散地之一大市场，而尤以河北、山西、陕西、甘肃、西藏、四川之松藩，以及满蒙产品最为完备。其产品出于四川及长江流域各省者，则由平汉及津浦两路而达，出于闽、广、滇、黔等省者，则由水路经天津而达。故祁州之药市，实可称全国药材总汇之地，药商辐辏之区也……祁州之南关，药市喧阗，药气熏天，熙来攘往，热闹非凡”。

抗日战争爆发后，安国药市遭日伪军抢掠，商户大部迁往天津，部分迁回原籍或搬往北京、汉口、广州、营口、亳州、樟树等地营业。首先迁往天津的有安国的大有恒、通济元、同合公和彰德帮的双合义等大商号，随后行栈、刀房、生熟药行商号亦相继迁走。从安国迁津者，达70余户。十三帮、五大会也从此瓦解。至1939年，安国药市仅剩生药行21户、熟药行15户，从业人员123人。

1940年，安国县抗日民主政府组建贸易局，内设药材部，专门组织中药材货源支援抗日前线。八路军冀中军区卫生部在冀中解放区组建冀中卫生材料厂（即光华药厂，现石家庄第一制药厂前身），所需中药原料，均由安国药材部供应，其生产的“扑疟灵”、“痢必停”、“灭疥膏”等都是以安国药商提供的优质中药材为原料，治疗效果极佳，为医治当时流行的疟疾等症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通过多方关系，多种渠道，多种方式，把优等的中药材原料及制品，源源不断地送往其它各地解放区和抗日友军手中，保证了抗日军民身心健康，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1938年以后，很多药商和经纪人迁往天津，在针市街、西头湾子、河北关上、北门里一带，开铺设店各自营业谋生（中国药学史料）。安国人集中的地方被称为“安国药市街”。在天津药行中80%是安国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许伟迪经营的“许源长药材庄”，是当时天津较大的制药厂家之一。许氏是安国人，经营中药多年，富有经验，迁津后则从事西药创制，并聘有药工和药师及技术人员，制备原料如薄荷脑、碳酸钙、小苏打。成药有娃娃宁、正痛片、消炎晶及消炎的眼药水等。许源长药材庄即现天津人民制药厂的前身。另有许多人在天津开办了货栈，如宋世斌开办的通元济药材货栈，主要做北京同仁堂、天津达仁堂的代理业务；田氏兄弟玉亭、玉章开办的合同公药材货栈，以代理河南“四大怀货”为主。这些货栈从业人员均有几十人至上百人，几乎垄断了天津的中药界。与此同时，安国的货棚，零整批发商，专门加工黄芪的黄芪庄，大小片子棚等迁往天津的占大部分。天津中药业的一些行规、行法，也多遵守祁州的传统。如中药业经纪人的信用问题，一直遵守商业信守，有约必行，无论在议价、商定和成交等各个环节，经纪人一直负责到底。这条习惯的行规，一直执行甚久。由此可见天津药业的发展与安国药工迁津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到1956年国家为支援我国偏僻地区医药事业的发展，从天津抽调几百名中药经营和加工技术人员赴内蒙、山西、青海、西藏、新疆等地，有相当一部分为安国人。加上原外迁人员及其后代，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中药材行政、业务部门，均有安国人执政或为业务主办，把“药都”之光，辐射中华各地。这是安国人在我国医药卫生事业上做出的又一特殊贡献。

1945年8月24日，安国县城解放，县抗日民主政府迁入县城。为支援解放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安国药业开始走上恢复与发展之路。同年9月，县民主政府组建工商联合会，统一管理安国工商业及药业的恢复和正常运作。经县民主政府报请冀中七公署批准，同年恢复安国药材庙会。设委员11人，与县商会合并办公。随即召开经纪人联席会议，并在《冀中导报》公告恢复药材庙会的消息。为繁荣庙会交易，县民主政府制定四条措施：一是明令取消日伪时期的种种限制，自由买卖；二是本地货物庙会期间减价20%；三是发动安国老商号挂牌营业，并主动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老客户取得联系，邀请赴会；四是支持安国商户大量出产产品，繁荣市场。11月19日（农历十月十五日）是药材庙会正期，冀西、冀南、山东等地药商纷纷莅会。百余种中药材品种上市交易。为恢复经济，扶持药业。1946年3月，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安国设立第九支行。县民主政府根据《晋察冀边区银钱业组织与管理暂行办法》扶持了复盛公、公兴、同裕3家私营银号复业，并协调组建了农民、汇丰、裕生3家公营银号。10月，安国县民主政府根据冀中行署《工商业征税简易办法》，对药业商户减征税收的三分之二，对药业门店减征三分之一，以鼓励和扶持药业恢复。至年底，停业药行70%恢复营业。

1948年3月，冀中召开首届工业会议，明确了安国工业发展以药业为重点。各银行亦相应调整资金投向，重点扶持药商发展药业。7月，与银行建立往来透支关系的药商达231户，透支流水1000亿元边币，市场很快繁荣起来。1949年，私营药商达541户，年销售总额609.41万元，比1946年增长了4倍多。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交通陆续恢复，物资交流畅通无阻，全国药材差价缩小，药业管理部门对私商进行监督，防止投机活动，一些药商感到无利可图，纷纷抽资歇业。1950年7月，药材商户由1949的541户减至171户，各地药商纷纷转至天津、济南等地，安国药业受到很大影响。为此，1951年国家调整工商税收，经营商户又增至250余户。同时废除药材行业中学徒制，实行工资制，大部产业工人和经纪人被国家录用，一部分被调往外地医药部门，支援当地医药业发展。

1952年春季，县人民政府在庙会期间组织了物资交流大会，交流范围仅限于冀中诸县、市，药材交易额近百万元。为调动农民种药积极性，满足市场对中药材需求，国家采取贷款、预购、预付定金等措施，大力扶持农民恢复药材生产。1951年县政府将冀中九专区开办的良种场改为粮药试验场，专门培育优良药材品种，为药农提供籽种、秧苗和技术服务。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均在千亩以上，且历年有所增加。至1957年全县药材种植面积达4579亩，总产750.3吨，种植收入达62.8万元，种植品种由以前的59种，增加到70余种，全县懂得药材培育和田间管理的普通技术人员逾5000人。

一些老商户从天津等地迁回。到1949年，药材加工规模较大有泰保恒丸药庄、体延堂熟药铺、惠安堂（丸药）、合庆堂、健全堂、顺兴堂、中华、伟中、安民、国华、瑞泰生薄荷冰厂、永瑞、聚德、恒长兴、裕成、延寿星、复兴昌、乾泰山、复兴永、新生同、复聚成、同庆东等。公营制药字号有华盛兴的鑫记黄芪庄、旗帜药厂、康宁药店、光华药厂、大众药店等。私营制药字号惠安堂制售的成药有眼药、防疫丹、牛黄解毒丸、痔疮丸、杀虫散；合庆堂的化痛丸、白带丸；瑞泰生薄荷厂的薄荷冰；旗帜药厂生产的土的年、樟脑水、吗啡等10多种注射液和鑫记黄芪产品都是当时的名品，畅销冀、晋、山东等地。1950年后，国有药材单位进行调整，裕华、康宁、义民等合并于土产公司，大中和旗帜改为医药公司，信昌合并于县联社，原来机关生产经营单位全部改为国营企业。1952年土产公司与县联社合并，全县经营中药的国营单位只有医药公司和县联社。1954年医药公司与县联社合并，改为保定专署合作社药材股，1956年经营管理权下放，建县联社中西药经理部。1956年1月，在对药材私商实行公私合营时，共有私营药商203户，从业人员341人，共有流动资金143911元，固定资产43924元，将203户私商合并成一个公私合营的药材批发部，全部职工调整为58人，其余280多人国家全部录用，支援外地医药业。

1955年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常委会上对中医药工作指示说：“河北不是有个祁州吗？那是中药材集散地，商业部门必须加以研究”。1956年春，安国开始举办建国后首届全国性中药材交流大会。到会者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药材经营单位的代表，交易额从1955年的几十万元猛增到300余万元。当时市场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社会制度又是从私有经济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转折期，国家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但药材种植未纳入国家计划，各地药材差价很大，给了行商图利的机会，他们到产地高价收购，以更高价出售。如白芷，国家价牌价0.8元/公斤，私市则高达16元，影响到国家购销任务的完成。1957年中央颁布药材市场管理办法，规定人参、当归、川芎、生地、黄连、白术、大黄、甘草、白芍、茯苓、党参、寸冬、黄芪、贝母、枸杞、泽泻、山药、枣仁、附子、银花、牛黄、麝香、鹿茸、白芷、沙参、三七、萸肉、全虫、枳壳、槟榔、红花、菊花、牛膝、郁金、木香，君子仁、元胡、元参38种药材由中央直接掌握。此后，又规定省管药材16种。加上中央以往掌握进口药材40种，共计94种。经贯彻落实这些措施以后，加强了药材市场的管理，药材市场的自发性受到限制。

安国药业从分散的手工业小作坊，经过公私合营改造，壮大了公有制经济，为药业工业化生产打下了坚实基础。1955年，通仁堂、伟中氏合并为建华联营制药厂。1956年公私合营时，惠康、复华与建华合并为建华制药厂，共有职工48人，年产值70余万元。这年，开始使用机器切片，日产切片1000斤，比工人提高功效30倍。合作高潮期，30多个较小成药生产商户组成成药生产合作社，1957年建华制药厂有职工104人，生产成药40多个品种，年产值160万元。全县制药企业生产的中成药达84个品种，家畜药7种，人用注射液4种，改变了以往药材业缺乏加工工业基础的畸形局面。成药业逐渐成为安国药业的主导产业。中药材交流活动从此至改革开放前完全停止。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1980年安国中药材交易市场开放，全国性中药材交流会得以恢复，吸引了全国医药行业一、二、三级批发站和制药企业500余家设立货栈、分店、办事处。中药材贸易的繁荣带动了当地农民药材种植的积极性。1980年以后，年均种植10万亩以上，品种500多个，年产量达3万吨。1985年，辟地31公顷，建成拥有700余座坐商楼和9000平方米交易大棚的大型药材市场——祁州药市，市场内经销企业500余家，摊位5000余个，经营品种千余种，日吞吐量300吨，交易人员多达5万人。年购销总额12亿元。1987年春季药交会期间举办了“安国中华药材节”，吸引了国内百余家知名企业、单位设立独资、合资、合作企业、分支机构、办事处，30多个国家商界、政界、知名媒体、民间社团慕名前来洽谈生意、求医问药、旅游观光和采访。

1990年，安国县被国务院列为对外开放县，对外贸易年均出口中药材5000吨。黄芪、药枕、药茶、速效牛黄丸等系列中药材、中成药、保健营养品因质地纯正，疗效独特，成为出口免检产品，远销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瑞士、香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991年5月安国撤县建市。1993年，市委、市政府提出并实施“以药兴市、科技兴药”战略，开发建设了全国规模最大的中药材专业市场——东方药城， 1996年，东方药城通过国家一部三局组织的中药材市场领先地位。为推进药业优化升级，加速与国际接轨进程，2001年，投资2.5亿元，启动建设了集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现代仓储、会展、超市经营功能于一体的东方药城升级工程——国际中药材商贸中心，被河北省列为重点市场建设项目。2002年顺利通过了国务院七部委联合检查组对市场整治情况的检查。市场经营品种已达2300多个，日客流量达2万人，中药材日吞吐量800吨，2002年，市场成交额63亿元，居全国同类市场前列。

2002年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达9300多公顷，8万多农户从事药材种植。与国家科技部合作的中药现代研究与产业化开发项目，对祁紫菀、祁白芷、祁芥穗道地药材进行标准化研究种植，与三九集团合作建立了三九（安国）现代中药开发有限公司，建立了130多公顷北方中药材种繁育基地和660多公顷中药材GAP种植示范与推广基地。全市14家制药加工企业，4家规模制药企业实施了GMP技改工程，7家骨干饮片加工企业进行了技术改造。5个医药产品被列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药都集团、安药集团、天下康制药厂、健生药业公司等制药企业都建立了自己的新产品科研开发机构，研制开发了精制饮片、速溶饮片，免煎饮片等适应中药发展趋势的升级换代产品并投入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