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悠远的探寻之路 卢植的经学研究

保定市有多项国家、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刻在记忆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文化的见证，更是珍贵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化资源。文化是城市重要的战略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发挥其文化资源的价值和作用，对实现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引领应在传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保定特有的文化资源优势，使其成为建设文化大市的重要力量。文化和科学是人类发展、进步的两翼。科学是人类从荒蛮到文明的火炬，当人类把第一块石头敲击成可以割开兽皮的石刀的瞬间，便敲响了科学的大门。当人类把自己在生存中的感受和经验交流给同伴的时候，文化开始了萌芽。人类在探索世界中发现了科学，在共同生产生活中形成了文化，科学与文化又以其不可阻挡的力量，推动着人类不断向前发展。保定大地既是人类早期生存发展的繁衍地，又是中华文明的孕育场。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保定人才辈出，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和智慧，不断地在文化与科学领域奋进求索，走出了一条令后人景仰的探寻之路。

卢植的经学研究

南宋末年，福建宁德蕉城区虎贝乡石堂出了一位大儒，名叫陈普。他潜心探研朱熹理学，力倡理论联系实际，精研数理，发明的刻漏壶是钟表的雏形。他曾写过一首《咏史上·卢植》的诗：“泓泓眸子宿渊亭，不见蛾眉只见经。未似马家亲子婿，终身不踏绛纱庭。”这首咏史诗以简洁的白描手法，通过和马家子婿的对比，写出了卢植年轻时刻苦求学的故事。

卢植（139—192），字子干，东汉涿郡涿（今涿州市）人。卢氏家族在历史上有很深的渊源。三国时期及以后数百年，涿郡更名为范阳郡，因此涿州卢氏又称范阳卢氏。

卢植生活的汉朝，是经学昌盛的时代。汉武帝即位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从此《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法定经典，从此以后，以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它的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经学正式诞生。刘秀建东汉后，鉴于西汉时期权臣当政、外戚篡权以及地方权重等历史教训，极力强化中央集权制度，以“柔道治国”为理念，大兴儒学。因此，东汉时太学林立，学术气氛更加浓厚，朝野诵读经书蔚然成风。儒学是士子必读的经典，儒生们也都把传习和解释五经作为自己的主业。儒生通过司法实践以及官学私学教育，移风易俗，把经学思想深深的植入普通民众之中。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东汉在科技和文化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出现了纸圣蔡伦、科圣张衡、医圣张仲景、字圣许慎。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年轻时的卢植和其他士子一样，也非常注重对经学的研习，希望以经学立身，学有所成，报效国家。但当时研习哪种经学，使卢植产生很大困惑，因为，在西汉时经学就分成两个派别，一个是今文经学，深受皇帝重视，在汉朝政治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学习中，卢植发现今文经学有两个让他担忧的发展方向：一个是烦琐，今文经学对一部经文的解说多的百余万字，少的也有数十万字。另一个是迷信，他们假托神仙圣人，预决吉凶，对未来进行政治预言，使经学逐渐神学化。这些都有悖于卢植的思想追求和政治抱负，因此，他把目光投向当时逐渐兴盛的古文经学。比较起来，他感到古文经学较少受“师法”“家法”的制约，较为自由、简明；并且与谶纬瓜葛较少，较为理性；还放弃了今文经学的批判性，对中央集权制的维护更有优势。他深受东汉古文经学家桓谭、班固、王充、贾逵、许慎的影响，特别是许慎的《说文解字》，对不懂文字形义，依据隶书穿凿附会的今文经学是一个严厉的驳斥，更坚定了卢植立志研究古文经学的决心。但是贾逵、许慎等古文经学大师都兼讲今文经学，还没有建立起纯粹的古文经学。在对经学的探求中，卢植最终找到了偶像，这就是马融的古文经学。

马融在古文经学上的成就，使卢植非常佩服和敬仰。他来到陕西扶风，投到马融门下。马融是皇后的侄子，不仅学问好，而且鼓琴、吹笛样样精通。最出奇的是，他讲课的时候，堂上设绛纱帐，马融在帐前传道授业，纱帐后边却有美女在轻歌曼舞。许多学生根本听不清马融讲的是什么，只得依靠前面的同学一句一句的传达。当时跟从马融学习的有一千多人，很少有学生能够进入到讲堂中听课。在这种环境中，很多学子心猿意马，不能自已。卢植却能专心听讲，目不斜视，心无旁骛，并且数年如一日。卢植的治学态度给马融留下良好印象，不久便将侍讲的位子给了他，卢植升堂入室，成为当时古文经学的佼佼者。

卢植学成归来，在家乡收徒讲学，究竟卢植有多少学生，史书上没有记载，有姓名可考的只有刘备、刘德然和公孙瓒三人。《三国志》中记载，刘备和同族兄弟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一起跟着卢植学习。卢植对教授经学很执着，在他悉心授徒的时候，州郡地方官吏曾经多次邀请他出来做官，他都没有答应，坚持在家乡教授经学。直到汉灵帝建宁年间（约170年），才被征召做了太学博士。但卢植不是为做官接受了征召，而是因为汉代博士是专门传授儒家经学的学官，并没有改变卢植研究传授经学的初衷，这也可能就是卢植接受征召的根本原因。卢植在太学的时间并不长，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九江的少数民族造反，当时的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四位开府大员都认为卢植文武兼备，任命他为九江太守，他运用恩威并施的手段，使“蛮寇宾服”。成功平乱后，卢植没有留恋太守的职务，而是以身体有病为由，辞去官职，用心编著了《尚书章句》和《三礼解诂》。

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蔡邕、马日等人认为当时流传的儒家典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因此联名上书汉灵帝，建议刊刻石经，正订儒家经典，这个提议很快得到灵帝的允许。卢植感到这是弘扬古文经学的机会，他上书灵帝，指出《礼记》注释重复繁琐，而《周礼》分析也有很多错误，希望重新注释和分析。但是由于家中穷困，没有能力供养进行缮写的人员，希望借着国家财力，专心精研经学。

位于涿州卢氏宗祠内的卢植墓卢植对经学的研究是真诚的，但是汉灵帝不仅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反而给了他一个截然不同的差事。当时南方少数民族又起义，朝廷认为卢植在九江就有恩德信义，又派他去任庐江太守，做的依然是理乱的政务。经过一年多的讨伐，平定了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卢植被朝廷任命为负责顾问应对的议郎，和谏议大夫马日、议郎蔡邕等一起校注《五经》记传，补续《汉记》。卢植刚刚回到他热衷的经学研究，灵帝认为这并不是着急要做的事情，又让他做了掌管皇帝车轿、衣服、器物等的侍中，接着又升为尚书，真正参与了朝政。卢植的官职越来越高，但与他研究经学的理想却越来越远，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只要有机会他就会不断地提出研究经学和利用经学治国的要求。

光和元年（178年），出现了日食，卢植借助自然异象，给汉灵帝上了一份奏章，针对东汉政治的衰败没落，提出了八条应对策略：“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御疠，四曰备寇，五曰修礼，六曰遵尧，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选用能吏，解除党禁，免除重罪，修整武备，弘扬经学，减少官员调动，禁止后门升官，减少专权。这是卢植一生中对研究经学最有力的一次呼唤，也是最后一次呼唤。但这些治国箴言，没有得到灵帝的重视和采纳，相反灵帝却宠信宦官、荒淫乱政，使得正常的统治秩序遭到破坏，社会矛盾迅速加剧，最终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黄巾起义。

中平元年（184年），卢植被任命为北中郎将，征讨黄巾军。虽然卢植带兵“连战破贼帅张角，斩获万余人”，但由于卢植不肯贿赂前来视察战事的宦官左丰，被参奏免职，坐着囚车押回洛阳。后来在皇甫嵩的努力解救下，才被免了罪，恢复尚书职务。后来董卓要废黜少帝刘辩，当时大臣们都不敢说话，只有卢植提出抗议，董卓要杀他，在蔡邕劝阻下，董卓怕引起天下人的议论，才暂时放过了卢植。心灰意冷而又老迈的卢植只好选择了隐退。汉献帝初平三年（193年）卢植生了重病，临死前，他嘱咐儿子“俭葬于土穴，不用棺椁，附体单帛而已”。

卢植死后17年，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璀璨文化的东汉王朝灭亡了。一代霸主曹操经过涿郡时，和郡守、县令的一番话，对他的一生做出了准确评价：“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