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

赵亨钤（?~1846)字印甫，号郎山。易州（治今易县)人。父元睦，官东光县训导。亨钤自幼聪明好学。稍长，博览群书，以圣贤自期。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中进士，署理湖南零陵知县。时值江华瑶族起义刚刚爆发，亨钤径直造访起义军据点冷水滩，声称大兵将至，不忍互相残杀，希望义军停止进攻。后义军放弃零陵，转而攻打桂阳、道州。不久，亨钤补永定（今湖南张家界)知县，旋迁贵州古州（治今贵州榕江)同知。裁决狱案公正廉明，一讯即结，终其任无遗留案件。时古州所属苗寨百姓械斗之风颇盛，亨钤以诚化解。继又创练乡勇，加强防范，使辖境平安。道光二十三年（1843)，亨钤奉命解送京铅120万斤，计往返3年，因积劳卒于官。

亨钤喜读王阳明之书，深痛清初儒学大师如陆陇其等人攻击诋毁王阳明，曾著为论说与其争辩。认为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即是《大学》所阐述的明德思想，《中庸)所阐述的忠诚是《孟子》所讲的求放心的宗旨，与朱子实是殊途同归。当时上元（今江苏江宁)梅曾亮精通古文，名重一时，与亨钤友善。二人析疑辩难，书信往来从无间断，交谊甚笃。

著有《印甫文集》1卷，《诗集》2卷，《铅差日记》2卷，《永定县志》若干卷。其祖父和父亲皆以能诗闻名，至亨钤则对王阳明的性理之学、致良知之说研究颇深，兼以文章、政事著称，故后世称亨钤与其祖父春熙、父亲元睦为“易水三赵”。亨钤之子利濬将祖上三世遗稿汇集成册，名为《易水三赵集》，刊行传世。

马洛新（约1776~1849)望都许家庄人。许颖仙（1773~1851)名许蓬。望都许家庄人，晚清举人。马洛新原为一丝弦艺人，酷爱戏曲，刻意研练。初演老生，唱、念、坐、打无一不佳，继而又广开戏路，生、旦、净、末、丑亦无所不通，成为所在戏班倚重的台柱子。在一次演出中因戏台坍塌摔伤致残，被班主辞退回家。约在清嘉庆十四年（1809）冬，马洛新在许家庄成立小戏班，春节前后演出，以娱乡民。三年后，一些演员功成艺就，不辞而别，外出搭班演戏，小戏班难以为继。为羁留演员，马洛新进行剧种改革，向一吴姓肃宁人学肃宁地方小调，由此受到启发，并以此为基础，将丝弦、老调、梆子三种戏剧的唱腔融入小调，创立了一种独特的戏剧曲调。根据新的曲调，村中举人许颖仙编写出新的剧本，经反复修改加工，于道光二年（1822）首次演出。

新曲调唱腔自然，流畅优美，且有幕后伴唱。演出后，很受群众欢迎，很快流行于望都南部和定县北部一带村庄。主要剧目有《西游记》、《白蛇传》、《大仙姬洛凡》、《天河配》等。后人为纪念这一新剧种的创始人马洛新、许颖仙，便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给新剧种定名为“新颖调”。

2007年11月，新颖调被列入保定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新颖调”作为一地方特有剧种被收入《中国戏曲曲艺辞典》。

王植（1792~1852）字叔培，号晓林，自号秉烛老人。清苑人。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道光七年（1827）任国史馆纂修。历任广东学政、内阁学士、刑部右侍郎，浙江、安徽、江西巡抚等职。

任地方官员时，他体察民情，初到安徽，正值黄河河南中牟段漫口，波及安徽，王植令各州县买谷4万石，复劝富户积储，届期减价平粜，并行以工代赈，救灾有成效；浙江杭州5府遭灾，上疏请减赋济民，并严惩盗匪，境内安然。

清廷与美国和法国分别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后，要各省准设天主教堂，王植复奏：“皖省民风朴直，无习天主教者，上不禁设天主教堂即可，不应出示晓谕。”王植针对官风日颓，上奏章说：国家之败皆官邪，近日风气似乎大法小廉也，巧避其名，而阴取其利。我朝之台湾、西域、川楚“教匪”之乱皆因官吏贪婪，盖民乱，必由贪官。在督办乡试时，为免作弊，命考官异地交替阅卷。咸丰元年（1851）入京，授刑部左侍郎，平反冤狱。不久出署江西巡抚。二年（1852），因病开缺，回籍途中去世。

王植嗜书好学，置书数万卷，公事繁忙中亦常手不释卷。著有《经解述》、《抚皖奏议》、《训蒙条规》、《家乘传论》、《消闲录》、《食馔笔记》、《训兵条约》、《束队阵图》、《深柳书堂诗文集》。

鹿丕宗（?~1856)字杰人，号简堂。定兴人。清嘉庆十八年（1813)拔贡。道光二十年（1840)被选派至贵州。刚至7日，逢开州（治今贵州开阳)有反案，当事者难以捕获，前任因而负罪，一时无官敢代此职。鹿丕宗奉命审理，不逾月即结案，补授施秉（今属贵州)知县。当时，施秉阴雨连绵成灾，鹿丕宗开仓放粮赈民，救活数万百姓。又署桐梓县，上任即断一疑案，全县称神。时值温水教初发，鹿丕宗密捕其首领，事遂平，擢升平越州（治今贵州福泉)知州。任上，代前任偿还7000余金亏空。又权台拱厅（治今贵州台江)事。

道光二十四年（1844），升都匀府（治今贵州都匀)知府。三十年（1850），太平军攻陷河池（今广西河池县旧河池北)、思恩（今广西平果东北)等地，鹿丕宗奉调增援，筑垒练兵，诱降义军中不坚定者为密探，遂擒获义军首领朱三、何大及士卒百余人，迫义军东奔。咸丰二年（1852)，护贵东兵备道。游二等据山集众千人，欲投奔太平军。鹿丕宗率兵冲入山寨，俘获游二等。

咸丰五年（1855），驻遵义太平军杨凤部经安顺攻麻哈（今属贵州)。鹿丕宗率兵救援。义军恐被围，乘夜改道转至黄平州（治今贵州黄平)的重安江，正欲渡河，鹿丕宗追至，重创义军，俘杨凤，因功获赏顶戴花翎。同年，台拱苗民举事，巡抚拟用安抚之策，鹿丕宗反对，巡抚不从，派二人前往招安，苗民不服，杀二人。巡抚急调兵进攻，兵未至，起义军民已连陷数城。七月，苗民进攻都匀。龙里、贵定苗民乘机起事，两支义军东西合攻都匀。时城中官军仅200人，粮食亦匮乏，鹿丕宗急募民训练，又令一军驻城外，一军驻城内，互为犄角。义军来攻，鹿丕宗登城督战，左右皆中炮阵亡，战况激烈。义军一时难以攻下城池，遂以重兵据要隘，断绝粮道，阻隔援军。鹿丕宗仍死守，粮食渐尽，士民死亡相继。坚持至咸丰六年（1856）七月，援兵至，义军撤围隐去。

总督恒春偏听都匀境内已无义军之言，调离援兵。鹿丕宗请求留兵防备义军，恒春不听，并将鹿丕宗免职。后18日，义军回马乘夜攻城，城陷，鹿丕宗与妻萧氏自焚而死。提督孝顺、巡抚蒋霨远据实奏报，诏按三品例赐恤，国史立传，谥“壮节”，赐世职骑都尉。

耿麟（生卒不详）字瑞符，号云亭。阜平人。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中进士，历任湖北汉川、江陵、汉阳知县。初任江陵知县时，适值水灾，耿麟只身亲往灾区勘察，设法赈济，无所失漏。同时革除积弊十余事，颇受百姓拥戴，调离江陵时，士民挥泪送行，并建生祠祀奉。汉阳巨盗赵魁横行江汉间，为百姓一害，官吏多次捉拿不获，耿麟以德感化，赵魁遂自首请死，耿麟将其收为捕役。赵魁将县内著名盗贼全部捉拿归案，无一漏网，县内秩序安定。

继升随州（治今湖北随州)知州，因父丧告归守孝，期满赴任。旋调云南路南州（治今云南路南)知州。升普洱府威远厅（治今云南威远)同知。先前威远田地多被邻邑景东强占，诉讼久不决，故威远有民谣道：“牛耕田，马食谷，我买田产人作主，几时拨雾见青天，一照群冤不困苦。”耿麟到任后，迅速查得实情，力为民争田，平反70余案，百姓欢呼说：“今日拨雾见青天!”任内将所有积案处理一清，使监狱无囚犯。后升任顺宁府（治今云南凤庆)知府，卒于官。

徐栋（1792~1865)字笑陆，号致初。安肃（今徐水)人。清道光二年（1822)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勤于政务，究心吏治，以为天下事莫不起于州县，州县治则天下事莫不治。又认为州县之职读书尤要，于是汇集诸家之说，著《牧令书》23卷。认为治天下之道在于保甲，主张在地方广泛推行保甲之制，著《保甲书》4卷。

道光二十一年（1841），分校会试，所选之人皆受称赞。同年，外授兴安府（治今陕西安康)知府。任内以察吏安民为要，编清讼簿，订立期限，力除乡约害民的积弊。重视文教，立关南书院条规，聘名师主讲；设回民义学，且亲自督课。兴安三面临汉江，时有水患，徐栋补修惠春、石泉两堤，在旧堤基础上又加高5尺。至咸丰八年（1858)，大水超出旧堤2尺多，民皆欢悦，益感念徐栋。道光年间，兴安严禁商贩向下游贩粮，兴安地势低洼潮湿，积粮极易霉变，既不能久存，又不能外运，每至荒年，则粮食匮乏，徐栋废除运粮之禁，百姓称便。

道光后期，汉中一带青莲教起义活动频繁，徐栋抓获青莲教首领数人，瓦解了起义军，得到道光皇帝嘉奖。不久，调任西安，倡修水利，推广钱法，建粮仓，兴义学，3年之后百废俱兴，府狱为之一空。道光二十七年（1847）大计，徐栋以“卓异”被荐。二十九年（1849）以病告归。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北伐，清军节节败退，直隶总督纳尔经额奏请重新起用徐栋。徐栋奉命在乡督办团练，并倡捐修省城，疏通城濠，得到咸丰皇帝嘉奖。同治元年（1862)，有诏起用，以老病辞，买宅于易州（治今易县)山北村，筑楼碧草堂，著书歌啸其中。

著有《归田自课)2卷、《续编》1卷及《兴安从政录》、《汉中从政录》、《西安从政录》、《徐氏家谱》、《致初自谱》、《慎独集》等。

安勇（?~1865)清苑人。由行伍拔补千总。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授泰宁镇右营守备。二十六年（1846）升江西兴国营都司。咸丰元年（1851)二月，太平军攻南赣，突袭龙南竹芳岭，安勇督兵扼守阵地，用火炮击杀太平军数十人、首领一人，其余撤走。以功升山东武定营游击。咸丰三年（1853）六月，太平军由瓜洲（今江苏镇江长江对岸)进军三汊河营，安勇领军往杨子桥堵击。太平军在对岸修筑炮台，造浮桥准备抢渡长江，安勇冒雨先进，破坏太平军造桥工程，援兵随后到，迫使太平军放弃渡河。七月，安勇随钦差大臣琦善攻打扬州西南15里之三汊河，击败太平军，焚其军营。四年（1854），率军攻占瓜洲土城，同太平军对峙。直隶提督陈金绶为之奏功，赏戴花翎。

咸丰五年（1855），太平军北伐失败，西征受挫。为保卫天京（今江苏南京），镇江太平军入仪征，过盐河，占据带子沟，迅速向天京集结，清军急调兵防守高邮南一带。安勇接应援兵，奋力进攻太平军，获胜。同年四月，太平军从八里铺攻三汊河，安勇约副都统德兴阿分两路夹击。当时太平军断三汊河堤坝，起土造营垒，安勇乃挥兵袭击，力保堤坝，并夺取太平军营垒，以功升直隶大沽协副将。六年（1856），升天津镇总兵。咸丰八年（1858），率兵攻取江浦。五月，败安徽大刘庄起义军。咸丰皇帝闻安勇战绩，赏号乌里达勒图巴图鲁。九月，太平军由天长（今安徽炳辉县)攻扬州。安勇督兵渡河围堵防御，迫使太平军转攻他地。咸丰十年（1860），漕运总督袁甲三为安勇奏功，安勇得加提督衔。卒于任上。

赵文涵（1796~1868)字海门。涞水人。幼承父训，15岁能默诵十三经。清嘉庆二十年（1815)，以诗、古文辞受知于学使吴芳培。道光二年（1822)中举人，更勤于学，诸子百家之书无不浏览，尤嗜《春秋》、《孙子兵法》，且读博野颜元、蠡县李塨诸书，愈以敦实致用为务，不喜科举八股，故屡次会试不第。二十一年（1841），署博野县训导，修文庙、整学风，士风为之一振。二十二年（1842），调任铁岭训导。先前御史郝浴流徙奉天（治今辽宁沈阳）20年，倡导教化，但时已相去百余年。文涵到铁岭，即拜谒郝浴祠，整饬银冈书院，召见生徒，以品行、文学相勉励，设立课程，严加考试，文教得以复兴，从游之士数十百计。

道光二十七年（1847），学使按试奉天，旗兵因事侮辱生童，士子激愤，拥聚将军衙署大哗，几乎酿变。文涵至，善加疏导，众生散去，考试如期进行。因母亲去世服丧三年后，再游京师，文名益重。咸丰二年（1852)，署容城训导。三年（1853），太平天国将领林凤祥率北伐军至畿南，京津震动。文涵建议仿湘、鄂各省动员乡绅举办团练，被采纳，一日而集壮丁3000人，亲为教练，不数月，容城团练之声大著。当时太平军据深州，走献县，占独流，抵天津近郊。容城东之白沟，为京南第一大镇，距独流200里，受太平军威胁，一日数惊。文涵设分局于白沟，联络四乡共得练勇6000人，朝夕操练，风雨无阻。正定镇总兵双禄、侍卫王灼驻防白沟，阅其操法，大为叹服。咸丰四年（1854）正月，太平军直逼白沟，文涵与知县杨景彬扎营于白沟东北，会降二三尺深大雪，太平军侦知有备，于是转向东南，占据束鹿（今河北辛集)。不久，太平军欲取保定，直隶总督桂良以高阳为省会之要塞，急需防守，檄景彬署高阳知县，文涵为学官，办团练一如容城，数日而成，再阻太平军北上。以两次防守之功，保升知县。同年秋，选为清丰（今属河南）教谕，到任即受大名道联捷命筹办团练，拟防守十策，定筹款章程，练勇3000余名。六年（1856），捻军攻克河南夏邑，黄河沿岸州县俱震恐，文涵率兵勇堵截，俘捻军首领李大宾等数十人。在清丰任上六年，以治团练功最著，加五品官衔。

这期间黄河连年泛滥，淹没数百里，文涵奉檄察看灾情，遍历村镇上千、人口30余万，请帑赈饥，都亲自过问。九年（1859），河水泛滥更严重，东明（今属河南)除一墙外，全部淹没。文涵考古今沿革，建议迁民避灾，徙城内百姓千余户。又兴学校，育人才，提倡风雅不辍。咸丰十年（1860），调武邑教谕。并随团练大臣桑春荣办团练。文涵已65岁，不愿言兵，遂专心整饬书院，以实学课士，暇时则饮酒赋诗，讲经论史。但督兵官吏多钦服，常以书牍咨询军事，文涵亦答之不厌。4年后，因病请休。同治七年（1868)十月，逝于家。

文涵重实践，自道光五年（1825）立日记、琐言，迄同治六年（1867）共44年，成书44册。有关捻军、太平天国的活动，文涵每事则穷极原委，据事直书，可补史乘缺遗。在博野与知县曾贯之、教谕杨国栋组诗社，互为宾主，辑成《同人唱和集》1帙。著有《毋惮改斋诗集》8卷、《知非子年谱》1卷、《扪虱丛话》1卷、《毋惮改斋文集》1卷。

卜应麟（1797~1868）字玉书，号符周。安国人。9岁从师学习，刻苦自砺。20岁，补弟子员，以成绩优秀，受禀饩。性纯笃，孝亲爱弟，轻财好施，见义勇为，经常周济孤寡贫穷之人，受到乡里赞誉。曾出资刊刻同县学者刁包著述，使之得以行世。生平所著，皆有益于世道人心，为文言简意赅。同治七年（1868)，为捻军所杀。著有《家庭箴》、《子弟歌》、《性理论》、《通书注)、《便易录》、《孝弟论》、《名义说》、《同居说》等。

吴璋（?~1868)字晋廷。清苑人。膂力过人，能开强弓。青年时参军，清道光初年（1821)，由行伍补白羊峪把总，再迁前营守备。平素专心军备，尤精通火器，认为国家沿海防御应以火器为主，因此创制炸炮，并绘图督造。该炮旋转灵活，式样如瓶，重500斤，射程3里许。因造炮有功，升北塘营游击。适值咸丰皇帝下诏举荐将材，吴璋列名预选。

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英军入侵，吴璋列营抵抗，英军凭借先进武器攻击吴璋守地。吴璋据敌强我弱之势，命守军秘密撤离营地，开出1里之外，并在原营地盐滩中置篝火数处，诈为疑兵。当英军驾船至预定目标时，吴璋令开炮，敌知清军有备，方撤退。次日，吴璋在篝火处得炮弹十几枚。咸丰三年（1853)七月，太平天国北伐军准备渡黄河北攻北京。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在黄河一线设防。吴璋随讷尔经额赶赴河南防御，驻军于柳园口（今河南开封北)。吴璋设伏兵两队等待太平军渡河，当太平军抢渡10船人刚登岸时，吴璋突然发炮，众兵闻炮蜂起，斩杀太平军数千人，毁船6只，俘40余人。太平军抢渡柳园口不成，转向西攻。钦差大臣胜保得知吴璋阻击太平军北渡得利，奏请调吴璋守怀庆（今河南沁阳)。北伐军筑坚垒木城、炮台同清军壁垒相对抗，并以数千人攻城，吴璋协同胜保坚守怀庆，后又出击太平军木城，破西南炮台。

咸丰三年（1853）八月，太平天国北伐军从怀庆撤退，转向西北平阳城（今山西临汾)，吴璋穷追不舍，只身攻入平阳城，后又追击太平军于涉县、武安、广平等地。当北伐军沿滹沱河结筏下流时，吴璋无船可渡，只得选择识水性士兵泅渡，系绳于岸，令兵顺绳涉渡，一直追至天津。四年（1854），北伐军撤至河间，双方在念祖桥（今河间得胜桥)展开激战。太平军出舒城而南，吴璋因情报不准，带兵误出舒城，遇半夜狂风大作，士卒迷路，突遭太平军包围。吴璋分军为10小队，自率2队，断后抵抗，战到拂晓始知被围，适值增援兵到得解围。不久，太平军占据阜城，吴璋趁其立足未稳，单骑入城，身受矛伤，随后大兵赶到，连攻4营，斩杀北伐军7000多人。北伐军继续南撤，同援军相呼应，集兵于临清南30里。吴璋充当前敌先锋官，随胜保分兵堵截。吴璋令其军专击太平军后方，并下战令，对太平军格杀无论，以左耳为验，拾得衣械、杀而伤者均受赏赉，遂很快攻下临清，北伐军败退。后吴璋又攻克清水集等地，声名大振，升为副将。

咸丰五年（1855），胜保因战事不力被降职，吴璋转属僧格林沁部下。不久，又改属钦差大臣西隆阿。因僧格林沁与胜保矛盾日深，吴璋受牵连夺职。翌年，归伍复职。

王发桂（？~1870）字笑山。清苑人。保定莲池书院肄业，清道光十六年（1836）中进士，授礼部主事，二十四年（1844），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入湖北，连克武昌、汉阳，转向南京挺进。王发桂上疏言军事，认为太平军顺流东下，所恃在船，宜以火攻，被嘉纳。寻迁湖广道监察御史。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今江苏南京），分兵北伐、西征。发桂疏言：“顺德、正定地当冲要，请屯兵扼隘。”并条列6事：谨侦报，严催儹，慎查勘，明晓谕，广抚恤，筹协济。又荐贵州道员胡林翼知兵，应委以重任。清廷遂命胡林翼留湖北襄军事。又上疏请令各省汰旧伍，练新兵，设乡团，值有事则新军进战，乡团设防，以明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训练将士。北伐太平军逼近畿辅，发桂具疏：“军兴以来，大臣获罪，多以从军自效，位崇性骄，不可任使，坐耗粮糈，无裨军政。且主将曲庇，辄请起用，有罪几同无罪，图功适以冒功。顷副都统达洪阿退缩失律，致知县谢子澄、副都统佟鉴同时死寇。钦差大臣胜保赐以神雀刀，原令便宜行事，乃自入直境，未戮一人；而于获戾大臣，多所论荐，以私废公，抑阻士气。请按治达洪阿以下，行军法。纪律既严，军威自振。”并被采纳。咸丰四年（1854），升任给事中、鸿胪寺卿。

咸丰九年（1859）起，历任太仆寺卿、通政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兵部左侍郎。同治二年（1863），署工部侍郎。御史孟传金奏前安徽巡抚王植门下陈小山僭用四品官服，与长官抗礼，谓据发桂所言，朝廷命发桂按律治陈小山罪。上疏推荐户部郎中王正谊，因忤肃顺而获罪，请复其官，被采纳。同治三年（1864），授礼部右侍郎，调刑部左侍郎，又调工部。五年（1865），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以病归，卒于家。

赵文濂（1805~1889)字鲤门。涞水人。幼聪敏，博学强记，每指某本、某卷、某页、某行，可默诵不忘一字。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中举人，初任肥乡教谕。不久，太平天国北伐军抵肥乡，文濂与知县杨树屏加固城池，挖掘壕沟，环以炮垒自守，并招募丁壮500人，抵御太平军。同治元年（1862），捻军复至，城内练勇奉命援邻县，城虚无人，文濂自守北门，使训导刘光陛守西门，旗帜枪炮皆潜而不露，太平军至，不敢冒入。疑惑间，文濂等乘隙出击，俘获其首领王守清、常二么，论功加五品衔。同治九年（1870），升正定府学教授。曾编纂《正定县志》、《井陉县志》、《赞皇县志》，并重修《正定府志》，因筹款困难，乃自编校，历10年成书80卷。另著有《读史偶录》、《黎云山馆诗集》、《肥乡县志》。

边成章（1806~1880)字斐然。满州镶红旗人。世居新城（今高碑店市新城镇）。自幼读书，刻苦励学。成年后，因家道中落，遂弃儒学医，凡有关古代医籍，无不广为搜罗，一一披阅。闻人有秘方，虽远至千里，也要设法搜得，悉心研习。医术日精，尤擅长疡科。

当时，某人患春温衄血，经他人治愈，但恐温毒未尽，转请成章再予诊视。成章索阅其所服之方，说：君疾已愈，但明春二月间，颈间必生巨疽，宜进行预治。此人未信。次年二月，此人耳下果然生一长形巨疽，因求治疗，并询问生疽之因。成章说：“去年诊君之脉，知温病已愈，但脉不平而迟滑，迟则为寒，滑则为痰，必服凉药过剂所致。及视原方，果为大寒之药。按医理，阳明之经行于项之两旁，时当冬令，若过用寒剂，则内寒虽退，而阳明之气，必凝于寒，而化为痰，藏于项间，至春，阳气上升之时，阻而不通，故知必生巨疽。”此人闻而叹服，并遵嘱用“阳和汤”加甘遂，一剂服下，疽消少半；复减甘遂，连服十余剂而愈。

又有一人60岁时患背疽，经医治后，其疮口溃烂而收敛甚快，且精神渐振，家人见状甚喜。成章却说：“此不足喜。因为人至老年，气血俱衰，故患痈疽大症，溃后气血俱寒，非百余日不能平复。病人脉洪数有力，溃敛甚速，是毒火旺盛，正不胜邪所致，及疮口将敛之时，毒出无路，必内陷而伤脏腑，虽有仙丹，亦不为功。”遂辞而不治。果然，此人疮口收敛如铜钱状，不久，便大泄而亡。

边成章行医，医病救人无数，所治疑难病症不胜枚举。治病不计贫富，一视同仁。行医之余，手不释卷，晚年还能书写蝇头小字。光绪六年（1880)，为本邑三奇村陈姓诊治，刚开方毕，掷笔而卒。著有《边氏验方》30卷。子宝钧、宝善、宝和、宝恒，皆继承父业，有名于乡里。

冷庆（1806~1891）字景云。原籍江苏丹徒，后迁居易州（治今易县）梁格庄。其父兄世为武职。冷庆行伍出身，以勇力著闻。清咸丰初年署天津游击。咸丰三年（1853）随僧格林沁在独流镇击败太平天国北伐军。后又随军克连镇，攻克唐州。咸丰五年（1855），捻军入河南，冷庆奉调征剿，解亳县之围，又攻破薙河集，因功补游击。又援救确山，擢参将。

咸丰九年（1859）因镇压教民起义有功，升为副将。次年，冷率部解西华县之围，负重伤。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侵华，逼近津沽，冷庆担负海防重任，署天津镇总兵。天津失守后，又调宣化，不久提升为直隶提督，坐镇天津。同治四年（1865）转任直隶督标副将。同治七年（1868），西捻军进逼保定，省城戒严，冷庆昼夜守御，城池未陷。冷任督标20余年，前后参加战斗上百次。

光绪十一年（1885）退休归里，赏食全俸，迁居易州城内。冷庆死后，按清朝二品以下“不请谥、不立传、不入祠”的礼制不许建祠，但一些官吏豪绅为其奔走游说，上奏皇帝，请求建祠，得到光绪皇帝谕允，在副将府前修建了冷庆祠堂。曾存大门3间，院落1进，正殿3间，硬山顶，前有抱厦，已拆除。有碑石4通，移入莲池保存。

王振纲（1808~1878）字重三。新城（今高碑店）邓庄人。清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与曾国藩同科。他隐居不仕，躬耕养亲，立志为学，对兵、农、礼、乐、地理一类的书籍都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治八年（1868），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敬重他的学识，当年十二月聘请他为莲池书院山长。平日他讲学授徒，教育学生首先须有宏伟抱负和远见卓识，并把顾炎武的“耻作文人”和王自田的“戒为名士”这两句话作为自勉。他对学生因材施教，督导学业认真细致，都详尽地写出评语，“极言其所以然”。

同治十三年（1874），王振纲应李鸿章之聘第二次出任莲池书院院长。主掌莲池书院期间，授业者千余人，门生遍及华北。王振纲关心家乡建设，参与治河工程。他一生喜著述，曾著有《礼记通义》20卷、《学庸疏义》2卷、《史类发蒙录》4卷、《群经笔记》2卷、《儒先粹语》4卷、《选择提要》2卷、《地理择言》10卷，有《隐斋文集》传世。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一作号）涤生，号（一作字）伯涵，别号居武。湖南湘乡人。清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后改名国藩。道光二十年（1840）授翰林院检讨，曾任内阁学士及礼部、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是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讲求程朱理学。咸丰二年（1852）丁母忧回籍守制，第二年奉命在家乡帮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咸丰十年（1860）被授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同年奉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4省军务，巡抚、提镇以下官员俱受其节制。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破太平军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曾国藩加太子太保，封一等侯爵。同治四年（1865）五月奉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后因剿捻计划破产而仍回两江总督本任。同治七年（1868）调任直隶总督。

同治八年（1869）二月，曾国藩在保定正式就任直隶总督。当时的直隶，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内战多年的破坏，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曾国藩上任一年多的时间，首先清理狱讼，亲自撰写了《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半年多时间审结以前旧案12074起、新案28121起，基本上解决了大量案件长期积压的问题。后又整顿吏治，减轻民众负担；整顿营伍，扩充练军；治理河道；赈济灾荒；整顿盐务；办理教案与洋务，给人民群众创造了休养生息的条件，使直隶出现“百废俱举”的局面。曾国藩对莲池书院也极为重视，经常过问有关情况，并给直隶士子写了《劝学篇》，勉励学生既要学好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之学，又要以立志为本，以直隶先贤杨继盛等人为表率，置荣辱祸福生死于度外，以立业于当世。

同治九年（1870）八月，因办理津案不善，也由于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清廷调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改派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曾国藩病逝于江宁（今江苏南京）两江总督官署，清政府追赠他为太傅，赐谥“文正”，祀于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在原籍、江宁、直隶等地建立专祠。其生平著述、奏稿、日记等在清末由李瀚章编为《曾文正公全集》167卷。

贺锡福（1812~1881)字楷仙。清苑人。幼年颖悟好学，有神童之称。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中举人，咸丰三年（1853)中进士，任庶吉士。座师陶樑、潘曾莹激赏其文，曾莹为之作墨兰一幅，题诗叹咏。时逢战乱，民生日艰，弃婴颇多，寡妇不少，养无所归。锡福丁忧家居，倡设育婴、全节两堂，救养者每年成百上千。咸丰六年（1856），选授河南罗山知县。该地当南北之冲，捻军往来飙忽，锡福集绅耆谋御守之策，捐廉俸募丁训练，旬日成军，数与捻军战。

后调权辉县（今属河南)，一意与民休息，讼至辄决，无稽留者。前有一盗贼作案后诬陷他人，审办者不查，将被诬者定罪。锡福重行审理，遂将该盗与唆使役人一并惩办，邑中称快，自是奸民敛迹。及至服母丧归里，送行者塞途。西捻军首领张宗禹进入直隶后，省城保定戒严，总督以锡福有能名，嘱募乡团守城。锡福操办认真，授四品京堂，但闭门不复出仕，惟以诗棋自娱，闲时游狼峰、抱阳诸山，与朋友唱酬。著有《海棠书屋奕存)、《莲舟酬唱集)、《秋虫吟》诸集。

马三峰（约1820~1890）原名马大河、马瑞河。高阳教台村人，后过继落户到安新县端村。马三峰师承大城木板大鼓艺人田东文，自幼习唱木板大鼓和弦子书，久负盛名，演唱泼辣奔放，风趣横生，人们笑赠绰号“马三疯子”，晚年艺名“盖京南”。他通音律，能操琴，还爱唱坐腔老调梆子、昆腔戏等，他不仅巩固完善了木板大鼓与弦子书合二为一、鼓板弦乐并用的伴奏体系，又将小三弦改为大三弦，以增加音量，扩大音域。将木质简板换成钢质月牙板，改进了音质。同时，还将木板大鼓只有一板一眼的板式，扩充为头板、二板、三板等板式。

清道光至咸丰年间（1821~1861），他在木板大鼓和弦子书唱腔的基础上，将皮黄、梆子、老调以及冀中民歌、俚曲的音乐融入大鼓的唱腔，创立了双高、反腔、紧五句、一马三涧等新曲调，从而形成了西河大鼓的基本形态。在各种板式中增添了多种唱法及花腔，使西河大鼓从表演形式到音乐唱腔日趋成熟，使之在曲艺界享有盛名，曾有“南有何老凤，北有马三峰”之称。入门弟子有朱化麟（艺名朱大官，文安县人)、王振元（雄县人)、王再望（雄县人）等，均为西河调名家。

李鸿藻（1820~1897)字寄云，号兰孙，又号石孙、砚斋。高阳庞口村人，居县城东街。祖父李殿图，官至安徽、福建巡抚。李鸿藻咸丰二年（1852)中进士，先后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上书房行走。先主山西乡试，后于咸丰七年（1857)七月督河南学政。咸丰十一年（1861)奉咸丰帝特旨充大阿哥（皇太子）载淳的师傅，教其读书。

同治元年（1862），擢侍讲转侍读，起初，李鸿藻授以《诗经》，日学500字。同治喜怒无常，每日听讲仅数刻，即不再安心，李鸿藻不敢忤背，唯宽和诱导。三年（1864）升任内阁学士，署户部左侍郎。同治四年（1865)十二月，以帝师参赞军机，五年（1866)任礼部右侍郎，并升任军机大臣上行走。是年七月母丧，李鸿藻恳请守孝3年，慈禧只准其离职百日，连颁7封诏书，调他回京复职，都未能动摇他守孝的决心，直至服孝期满，始回京为官。回京后仍值弘德殿兼参军机。

同治七年（1868)，西捻军兵发山东，进入河北，祁州（治今安国）、饶阳相继被克。李鸿藻自请为参赞，与左宗棠分扎保定、河间东西两府，寻机围剿起义军。是年八月西捻军遭清兵剿灭，李鸿藻因功转任户部左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值弘德殿及参管军机如故。同治九年（1870），朝臣沈桂芬等因“天津教案”担心外国侵略者发动侵略战争，力主让步妥协，李鸿藻则据实辩驳，称“民心不可失”，坚持对外采取强硬态度。同治十年（1871)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一年（1872），晋工部尚书。是年九月，同治完婚，诏令修葺圆明园。李鸿藻陈奏：连年兵事初止，国库空虚，百姓贫困，国家需要休养生息，以固根本。修葺之役并非当务之急，不应徒自劳民伤财。事乃止。李鸿藻由是得“清议”之誉。一时间，一批京官词臣，纷纷投身其门下，渐成一股以其为首的政治势力，时称“清流派”。

同治十三年（1874)，皇帝卧病，命其代为批答奏章。十二月同治驾崩，李鸿藻自责辅君不力，免弘德殿行走之职。慈禧因其“忠谨老诚，倚任益坚”，命其料理皇帝丧仪。并协助慈禧以醇亲王之子承同治之嗣立为皇帝。光绪元年（1875)，任实录馆总裁，监修国史。二年（1876)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担当外交重任。

光绪四年（1878)，郭筠仙出使英国后，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李鸿藻授意刘锡鸿等罗织“蔑视国家制度，崇洋媚外”等罪名，弹劾郭筠仙。五年（1879)策动清流派大臣张之洞等弹劾李鸿章，反对崇厚擅订中俄《里瓦几亚条约》，使清廷议决崇厚罪。另派使节曾纪泽往俄国更改条约，争回伊梨南路700里疆土。七年（1881)任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八年（1882)又调任吏部尚书。时法军侵占越南河内，觊觎云南，李鸿藻坚持存越防法，保卫西南边陲，支持本部主事唐景崧赴越，联络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以义师保卫云南。同时鼓励张之洞、张佩纶等清流派成员，上书主战。光绪十年（1884)三月，中法战争期间，清军屡败，受盛伯熙等以“枢臣失职”罪弹劾，慈禧借机排斥异己并裁抑清流派，以追究战败责任为名，将全班军机大臣罢革。李鸿藻被开去一切差使。次年，再被启用，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光绪十三年（1887年)，擢礼部尚书、武英殿总裁。八月，黄河决郑州，李鸿藻奉命驰往督办抢修河堤。河道总督李鹤年、河南巡抚倪文尉正于西坝兴工。李鸿藻到任后，又续东坝工程，施工中迭遇奇险，都力为固守。次年七月秋汛，西坝被毁，光绪帝以其督率无方，革职留任。十二月，郑州决口复修完工，官复原职，十八年（1892年)兼署刑部尚书。二十年（1894)八月，甲午海战起，奉旨商办军务，未久复为军机大臣，与翁同龢等主战尤力，反对求和。二十一年（1895）四月《马关条约》签订时，曾与翁同龢力争修改约稿，提出“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之议，然卒不能止。

二十一年（1895)，再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次年，调补礼部尚书，曾支持北京“强学会”（康有为等建立的维新组织)的活动。二十二年（1896)任吏部尚书。二十三年（1897)三月患病离职，七月十六日病卒。赠太子太傅，谥“文正”，入祀贤良祠，葬于高阳城西野王村。

刘观澜（1820~1910）号老观。蠡县赵锻庄村人。出身于武术世家，兄弟三人自幼随父习武练功。清道光八年（1828），与其兄攀贵、其弟俊杰、张村高擎天、前刘市魏老方等人，跟随武术大师冯克善、杨景、唐有义学习戳脚（文武十八趟，内含八十一腿法）、地躺拳、太极十三形，成为武术名家。他身材矮小，精干伶俐，动作轻灵捷速，腿法灵活似臂，点腿如梭，点穴眼的“蹶子脚”尤其著名。再加一身轻功，武术独具一格，名冠群英。

刘观澜从师习艺勤奋好学。在墙头上练习地躺拳，跌扑翻滚如在平地；在大车上练“风摆荷叶脚”，轻捷似猿猴；练“凳下穿身”，金鸡独立于矮凳一侧，“仆步穿掌”从凳下穿来穿去，身不擦凳，疾快如梭；练“扑柳”，将手指粗的柳条插入地下，窜身形将柳条扑倒，随柳条的弹力跃起，如风摆杨柳，而柳条不能及身。直练得身轻似棉絮飘落，纵跃如灵猿攀枝，窜房越脊如履平地。众武友赞他为“赛时迁”、“神腿赛活猴”。

道光十八年（1838），奉师命闯荡江湖，“以武会友”，以求武技有更深的造诣。在京西，掌震花花公子；擂台上，脚点铁头和尚，名噪京师，被密云县衙聘为武术教师，并在京师创办“福源镖局”。他遍历东北、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结交侠客隐士，切磋技艺，使武技益发精湛。同时，被多处聘为武师，“戳脚”被他广为传授，发扬光大。

刘观澜中年时，曾一度在家带徒传艺，结交了同乡翻子拳手王占鳌，通过比武收王为徒，使两个派系的武技在切磋中互济互利，精益求精。数十年后，由京城回乡。他创办的福源镖局转由王占鳌掌班。经过一番闯荡，王从未遇到过对手，遂目空一切，做了一面“脚趟黄河两岸，拳打南北二京”的镖旗，扬旗喊镖。观澜闻知不悦，告诫他“强中自有强中手，切不可狂妄自傲”，并以武惩治，教育傲徒，使王改傲从谦。蠡县知名人士和武林界于观澜晚年为其树碑于门左，以示褒扬。

王灏（1822~1888)字文泉，号坦圃。其先世自山西迁来定州奇连村，后又徙居定州西门外。家财居定州之首。清咸丰二年（1852)举人，后试不第。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北伐军由山西逼近临洺关，王即出家财、治团练，并“率骁卒御诸藁城濠庄镇，获贼手刃之”。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过定州见王灏时说：“有灏在畿南，吾无虑也。”同治元年（1862)，北伐军逼近定州城关，王率士卒驱散。直隶总督刘长佑亲临其家犒赏。

同治七年（1868），捻军攻陷祁州（今安国)，王灏率1500余人击之于定州城东。清光绪三年（1877年)饥荒，在王灏建议资助下，20里外放米，20里以内设粥厂，救济灾民，并倡议捐钱在城内设4个局，流民至者给赀，免死者2300余人。曾国藩开礼贤馆，招之甚殷，王以兄疾力辞。修建定武书院时，捐钱5000缗，帮助诸生参加会试。荒年捐谷4000石，建仓备荒。出资创建奇连屯5里长堤，以防唐河水患。

王灏生平喜收藏书籍，家藏四部之书上万种，名人字迹金石千余种。在张之洞等人劝说下，收集秦汉到当时的河北乡邦文献，在保定设局，请黄国瑾、钱恂等人校订，王灏辑刊为《畿辅丛书》，共收著述170种，1530卷，64函，640册。零篇碎牍不能成书者，别为《畿辅文征》，附于《畿辅丛书》之后。另辑有《畿辅地名考刊》、《括斋文集》等。但书未刻完即辞世。其中《畿辅丛书》影响最大，该书是光绪年间为配合编修《畿辅通志》而编纂的家刻本。

李鸿章曾以“畿南文献”榜其门，使王灏名声大振。王灏因“累以功”，清朝廷为他加封四品衔，授中宪大夫、覃恩资政大夫。

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湖北武昌（今湖北武汉）人。少年时在私塾上学时就不喜学习科举八股。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一说咸丰元年（1851）中举人，考授内阁中书，未就职，终身不仕，致力于授徒讲学，喜欢文学和书法。咸丰二年（1852)任武昌勺庭书院主讲。同治十二年（1873)，任凤池书院主讲。光绪九年（1883年)，受直隶总督李鸿章礼聘，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院长），兼任学古堂主讲，直至光绪十五年（1889），主讲期间“日以高文典册磨砺多士，一时材俊之辈，奋起朋兴，标英声而腾茂实者，先后相继不绝”。后任武昌书院、经心书院、襄阳鹿门书院主讲，成就众多人才。十八年（1892）隐居西安。著有《濂亭文集》、《左氏服贾注考证》、《今文尚书考证》、《濂亭遗诗》、《濂亭遗文》等。保定莲池书院是其任山长最长的书院，也是其古文、书法传播的重要策源地。

张裕钊少时即喜欢学习古代散文。入曾国藩幕下，其文章受到曾国籓的赏识，与黎庶昌、吴汝纶、薛福成称为“曾门四弟子”。曾国藩曾说：“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吴两生。”即指张裕钊和吴汝纶。张裕钊的古文深得吴汝纶、黎庶昌及后世学人的推崇。张裕钊认为文章妙处，在能“知乎圣人之道，而达乎天地万物之源”。其文学观点与其书法是相通的。康有为《广艺舟双揖》曾对裕钊书法有评价。

张裕钊是桐城派古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将“言有物，言有序，义理（思想）、辞章（艺术）、考据（科学方法）”三者并重的桐城古文学派中心，由南方移至保定莲池书院，莲池书院始享誉全国。

张裕钊书法，楷书如康有为所言“落墨运笔，中锋心折，外墨必连，转必提顿，以方为圆，落必含蓄，以圆为方”。在主讲莲池书院期间，张裕钊创作了大量书法作品，如《南宫县学碑记》、《李刚介殉难碑》、《吴征君墓志铭》、《书赠中鲁屏幅》、《千字文》等。其书法脱古自成一家，其碑帖《南宫县学碑记》广泛流传于海内外，当时日本人宫岛诚一郎慕张裕钊之名，特遣其子宫岛大八（字詠士，号勖斋）来莲池书院求学。在书院研读两年，深受张裕钊的影响，回国后成立书法团体，在东京创善邻书院，成为日本书法界一个很有影响的流派。开创了莲池书院招收日本留学生的先河，促进了中日书法的交流，也使张裕钊的书法传于日本。

1986年8月20日，在保定莲池举行“张裕钊宫岛大八师生纪念碑”落成典礼，同时举办“中日两国张裕钊·宫岛大八书法流派书法展”，日本书法界访华团参加了这一盛举。启功为纪念碑题写碑名，并为纪念碑的落成欣然赋诗：“讲筵畿辅首莲池，鄂绪文宗艺苑师。薪火百年传海澨，贞珉仰止寄遥思。”

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铜，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安徽合肥人。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咸丰三年（1853），跟随刑部侍郎、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回籍办团练抵抗太平军。吕贤基战败身亡后，于咸丰八年（1858）加入曾国藩幕府。十一年，回籍编练淮军。同治元年（1862），率所编练淮军到上海。同年，由曾国藩推荐，被清廷任命为江苏巡抚，跻身于封疆大吏的行列。他竭力扩充自己的实力，从太平军手中夺取了苏州等军事重镇。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天京（今江苏南京）陷落后，清廷封他为一等肃毅伯，次年奉命署理两江总督，成为与曾国藩并驾齐驱的地方实力派首领。同治九年（1870），清廷任命其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李鸿章自担任直隶总督后，除光绪八年（1882）至九年（1883）间丁忧回籍守制和甲午战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间调任他职外，其余时间均在直隶总督任上。上任之初，首先整顿吏治，奏请豁免各属地方官的积欠钞票，以“使官可自给”，“不致于病民于公”。同治十年（1871），敦请翰林院编修黄彭年任总纂，于保定莲池设局重修《畿辅通志》，于光绪十年（1884）成书，全书共300卷，此志体例完备，资料充实，为清代省志中之名志。同治十一年（1872），授武英殿大学士。十三年（1874）十二月，授文华殿大学士，位居汉官之首。

这期间，他兴办近代企业，在天津建铸造局、火药局，成立洋炮厂和枪子厂等，还大举兴办民用企业，在辖区内兴办煤、铜、金、银矿等，对直隶乃至华北的社会经济发展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主张加强海防，起草了著名的《筹议海防折》，清廷于光绪元年（1875）五月决定“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从而拉开了建设北洋海军的序幕；重视培养人才，先后在天津设立了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接着又在北洋范围内的旅顺、大连、山海关等地开办了鱼雷、驾驶学堂、管轮学堂、水雷营学堂等，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在保定修建了淮军昭忠祠和公所，以示不忘淮军亡故部属并寄托哀思，大多建筑至今犹存。

李鸿章曾奉命先后与英、法、日、俄等列强签订了《烟台条约》、《中法会议简明条款》、《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卒后谥“文忠”。其遗著辑有《李文忠公全书》、《李鸿章全集》等。

何秋涛（1824~1862）字愿船。福建光泽人。幼年时聪明好学，能够过目成诵，对天下府、厅、州、县的名称及其四境所至都烂熟于心。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当时刑部所撰《律例根源》亦由秋涛创稿。

咸丰三年（1853），何秋涛随刑部侍郎李嘉端巡抚安徽，因父欲回闽北光泽省亲，即辞职随父而归。后太平军攻打福建，政局动荡，何秋涛带眷属回到北京，专心注重边疆史地的研究。时沙俄的侵略扩张威胁着清朝边境的安全，为巩固北疆边防，理清中俄边界的历史和现状，写成专书记载，以资考究。何秋涛数年收集、编写撰成《北缴汇编》，咸丰皇帝看后大加赞赏，赐名《朔方备乘》。召见并提拔为刑部员外郎、懋勤殿行走。后因守亲丧离职。另著有《王会篇笺释》、《一镫精舍甲部稿》等。

同治元年（1862），莲池书院院长黄彭年应四川总督骆秉章之邀入其幕，请求何秋涛代任保定莲池书院院长。何秋涛到莲池书院，开始讲学生涯。同年，保定发生瘟疫，何秋涛感染腹疾，因误服药物身亡，葬于保定南郊。同治十年（1871），黄彭年应聘重返保定，在莲池修《畿辅通志》。第二年，与直隶布政使孙观等人集资，雇人为何秋涛守墓，并为其撰写了墓表，刻成碑石，并为之整理《朔方备乘》,于光绪七年（1881）印刷出版。这部书后被台湾出版界收入《中国边疆丛书》重新出版。

黄彭年（1824~1890）字子寿，号陶楼，晚号更生。贵州贵筑（今贵阳）人。出身仕宦之家。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

咸丰十一年（1861），黄彭年应聘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同治元年（1862）被调他任。同治十年（1871）应直隶总督李鸿章聘请，担任《畿辅通志》总纂，修志局即设于莲池书院内，于光绪十年（1884）完成，全书共300卷，1700万字，搜集和保存了大量历史资料。光绪四年（1878），应李鸿章之聘再任莲池书院院长，李鸿章拨银1500两，为书院购书两万余卷，藏之院内之万卷楼，黄为此撰写《万卷楼藏书碑记》和《万卷楼书目序》。光绪七年（1881），鉴于前来求学的学生日益增多，而书院无力容纳，黄禀请有司，为书院新建学舍20间，修缮旧房4间，改善办学条件。光绪八年（1882），又在万卷楼前建学古堂，开设朴学课。

黄彭年重视文物的搜集和保护，曾嘱夫人刘氏重绘乾隆时期方观承主持绘的莲池十二景图，这套图册具有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在光绪七年（1881）搜集辽、金、元时期的经石六幢，在莲池高芬阁北部建“六幢亭”，后其子黄国瑾将亭移建于莲池红枣坡上。黄彭年精通舆地学，著有《东三省边防考略》、《金沙江考略》、《历代关隘津梁考存》、《铜运考略》等。擅长诗文，著有《陶楼诗文集》和《紫泥日记》等。亦工书画，有《达摩图》、《寿佛图》等。光绪八年（1882）升按察使。年余，结案40余起，平反冤案十数起。十一年（1885），调陕西按察使、署布政使，又迁江苏布政使。十六年（1890）调湖北布政使，总督张之洞倚重之，病逝于湖北任上。

孟传金（1826~1888)字胪卿，号禄清。高阳良村人。其父孟毓珍，历任平山、内丘县教谕。孟传金6岁从父读书，7岁入私塾，记忆超人，才思颖异。其老师刘章候曾以“北风吹白雪”联令其对，孟传金脱口回答“东海浴红日”。刘先生对人说：“此子将来必成大器。”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进士。二十八年（1848)任礼部主事。

咸丰八年（1858)，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兼管十三仓。是年，清将僧格林沁在天津营造炮台以御法军，但军队采办木材时，却乱砍滥伐，甚至逼勒科派、盗掘坟墓、倾圮房屋，大为民害。孟传金疏请制止，他说：“炮台的设置，原本为了保卫百姓，但官吏却借机搜刮，因公济私，以采办为名，扰累地方，大失保安之意。”事止，畿辅之地赖以安定。当时，故里良村及石氏、拥城等数十村，十年九涝，累遭水患，百姓四处逃荒。时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孟传金请求他拨款治理高阳堤防以拯救灾民，李鸿章表面应付，却拖延不办。孟传金只好捐出俸银1000两，修筑县东北境两条长堤，一条潴龙河北埝，防南水泛滥；一条玉皇庙堤，挡北水南侵。使故里周围数万亩耕地免遭水灾，民皆感其德。咸丰皇帝久居圆明园，不亲朝政，大小臣工有事请示，往返疲于奔命，内外要政日渐荒废。孟传金条陈十事上疏于皇帝，力谏皇帝“不能沉于酒色”，要“勤躬国事”。同僚为其直言而震骇，称其“孟大胆”，孟传金却安然回答：“臣子当如此。”同治四年（1865)，终因上疏奏事违背皇帝旨意，被罢谏官之职，仍归礼部。

同治七年（1868)，捻军连克祁州（治今安国）、饶阳等地，奉命率“毅”字军前往镇压，立有战功，后又到陕西围剿农民起义军。还京后即辞官归里，途经天津，应李鸿章之请，客居津门。光绪十四年（1888年)一月，病卒于天津，得李鸿章等人资助，始归葬故里，安州陈煜为其书有墓表。

谭兴魁（?~1900)号廷选。安肃（今徐水)人。谭为人慷慨，胆识兼优，自幼为叔父收养，后替叔父之子从军，屡立战功，直隶总督李鸿章誉之为“我军巨臂”，由千总晋升八沟营参将，后加总兵衔。谭兴魁为官30余年，廉洁自持，因不满军政官员营私舞弊而多次辞官，均被挽留。士卒感其德，送“恩同挟纩”匾，直隶总督李鸿章赠以“公而忘私”匾，后因病告归故里。光绪二十一年（1895)闻《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讯，痛心疾首，怒骂李鸿章卖国求荣，将其赠物摔砸废弃。

平敬一（约1830~1908）又名洛敬。回族。祖居保定国公街。长于角力，开保定摔跤运动之滥觞，经不断加工锤炼，摔跤技艺名扬四方。敬一悉得嫡传，成为一流高手，又师从南宫孟六习少林武功，冠绝一时。尤其在摔跤术上，推动了保定“快跤”风格的形成。平敬一在保定城内南街开设镖局兼营“平家包子铺”，铺里摆有武术器械。冯玉祥曾慕名而往，并成为常客。

平敬一身形高大魁梧，性坦直，好打抱不平，行侠仗义。武功卓绝，慕名求教者众，其著名者有张凤岩、王福田、白俊峰、马蔚然、马殿元、尹长禄、马良等。山东泰山圣华寺僧玉通大师，亦嗜角力，足迹遍十三省，未遇对手。闻敬一之名，特专至保定访之，二人于鼓楼下会战，玉通终不敌而败阵，遂心悦诚服，彼此竟成莫逆之交。

平敬一去世后，其弟子们继承先师遗志，发扬光大，许多弟子成为名冠全国的武术家、摔跤家，如马蔚然、张凤岩、王福田、尹长禄等人，保定摔跤运动进入鼎盛时期。辛亥革命后，三大摔跤国手常东升（绰号“花蝴蝶”）、阎善益、马文奎皆敬一第三代弟子。常东升曾力挫南京国术馆一等教官杨发武，曾任世界摔跤协会会长。善益、文奎亦先后夺得全国摔跤冠军。1930年徐哲东著《国技论略》称：“今世得少林真传者，河北南宫孟家桥孟六授平敬一，敬一武艺冠绝一时。”

王锡三（1831~1897）字云阁。清苑南王庄村人。幼年酷好诗书，可端坐终日，被塾师视为奇人。清咸丰八年（1858）乡试中举，以知县职分广东，因侍奉双亲未上任，在家设馆教学。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设招贤馆，闻其名以重礼聘之。

他察政务、考历史，上书治国安民十项大政方针，均被采纳。光绪三年（1877）河北大旱，哀鸿遍野，特作《救荒论》，献计救荒。又出资召集乡人兴修水利，截唐河水浇地数千顷，大旱之年夺得丰收，乡民感激不尽。为备荒于民，捐出全年收入，建仓购粮，并招织户数十家，以织助耕，帮乡民度荒。虽遭连年灾害，本乡之人无流迁者。王锡三尊老爱幼，老父病重月余，日夜守护，不离左右。本族有一孤独老人，衣食无着，王锡三视为自己的老人，为其代谋衣食，病后便溺，亲自侍奉。

王锡三善于教学，讲书主张亲自实践，析诗要求证之人事，不为空谈。其学生近千人，有数人官至朝廷重臣，人称“王半朝”。光绪二十三年（1897），督学使徐汇沣重其品学，申奏朝廷后，加封五品衔，同年病故。

赵发科（1832~1900）字树德，号老树。唐县东冯村人。幼年读书，长习武业，清光绪年间考取武庠生，为人忠厚善良，心地正直，曾任村里正。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攻占北京，清政府屈辱妥协，割地赔款。中下级官吏乘机搜刮民财。时东冯村属定州，县官姓金，绰号金楞儿，向各村征粮派款，超出常年三四倍，村民无力承受，苦不堪言。

赵发科对清廷的腐败无能，怒不可遏，亲自出面抗捐，被抓至县衙，在县衙大堂慷慨陈词，为民诉苦，要求减免赋税杂捐。县官不准，反而扬言：不光要你们交钱，还要你们交女人！赵发科义愤填膺，大骂脏官不止，扒地砖欲砸脏官不果，遂摘下头上顶戴和靴子向县官砸去，县官恼羞成怒，将赵发科打入死牢，后被杀害。其长子赵友善亦受株连，被监禁折磨死于狱中。赵发科死后，周围十几个村庄的乡亲痛哭流涕、悲痛至极，自愿捐资为其勒石树起“赵公善行碑”以志其事。此碑保存于村民赵云汉家中。

鹿传霖（1836~1910)字滋轩，号迂叟。定兴人。父丕宗，官至贵州都匀知府，鹿传霖是其第五子。咸丰六年（1856)七月，苗民攻都匀城时，鹿传霖曾率健卒外出迎饷，听说城危，急驰回城助战，坚持10个月之后，援绝城陷，鹿丕宗自焚身亡。鹿传霖投贵州总督府，哭诉其父亲死状，并随军收复都匀。后鹿传霖扶丧乞讨回故里，由此而出名。

咸丰八年（1858)乡试中举，从钦差大臣胜保征讨捻军，以功授同知。同治元年（1862)中进士，次年任广西兴安知县，后升桂林知府。光绪四年（1878)调廉州，发现副将李杨才将叛扰越南，鹿传霖平叛，散其党羽，升惠湖嘉道。六年（1880)升福建按察使，后调四川，迁布政使。九年（1883)授河南巡抚，清理州县纳粮积弊，年增收30余万石。十一年（1885)调陕西巡抚，因病归故里。在家乡督办纂修《定兴县志》，并作序。十五年（1889)复任陕西巡抚，时值黄河西侵，将与洛河相通，鹿传霖增筑石坝30余座，免除水患。二十年（1894)中日交战，鹿传霖遣兵入卫。

二十一年（1895)，升四川总督。鹿传霖特立一军稳定社会秩序，创办四川中西小学堂，大兴教育。时夔、万两县灾荒，鹿传霖发上游积谷，运下游救济灾民，又采购湖北粮米平价卖给灾民，使境内灾民安然无恙。鹿传霖乘机进兵征讨瞻对（今四川新龙土司），当地土司慑服，均依附鹿传霖。接着上疏朝廷，陈善后之策，主张派汉官在此屯田，开垦荒地，并建立通讯设施等。但其支持者李鸿藻不久逝世，满族大员恭寿、文海从中设阻，其策未能采纳，故鹿传霖解职。

光绪二十四年（1898)诏授广东巡抚，后转江苏巡抚摄两广总督。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鹿传霖募兵三营入卫，奔及大同遇乘舆，得慈禧欢心，护驾至太原，授两广总督，入值军机。后随光绪帝至长安，升左都御史，迁礼部尚书，兼署工部尚书。二十七年（1901)掌户部，兼督办政务大臣。三十年（1904)权工部尚书，转吏部尚书。三十二年（1906)实行新官制后，被罢值军机，专治部事。宣统元年（1909)与摄政醇亲王同授遗诏，加封太子少保，晋太子太保，历任体仁阁、东阁大学士，兼经筵讲官，德宗皇帝实录总裁，国史馆总裁。宣统二年（1910)春染病，七月卒。死后赠太保，谥号“文端”。朝廷以“一事不苟，一言不欺”之语褒扬。著有《筹瞻疏稿》等。

张铨（1838~1905）字恒斋。清苑人。清同治十二年（1873）优贡，入实录馆为誊录。光绪五年（1879）乡试中举，仍回实录馆。十一年（1886），以知县职分发云南，历署晋宁、武定、石屏、镇南、元谋、禄劝、楚雄、保山诸州县和巧家厅同知，补定远知县，又调昆明知县。初任晋宁，征粮建仓，工事劳累，不推诿他人。再调巧家厅同知，期间，主持实施改土归流。有两位土著首领为承袭绝产，诉讼数年，并相互攻杀。他秉公断案，收绝产做书院，充学费。该地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盗贼时常出没扰民。张铨亲率兵勇捣毁其巢穴，俘其首领，且到各土司安抚，调和各民族之间关系，四境遂安，百业俱兴。有人问其治术，自谓：“不生事，不畏事，不贪污而已。”

光绪二十七年（1901）调任镇南知州。当时举国上下改科举、兴学堂，他随即在镇南筹建校舍，礼聘名师，购置书籍，创立龙川学堂，并手定学堂规则，亲自督课。同时，在四乡广设初级学堂，始创云南教育根基，有“云南之有学堂，自铨始”之说。张铨爱护民众，尊重狱囚，约束丁役，慎重理案。时常对部下讲：“为治之道，贵乎就人治人，不可存成见，柔懦者扶持之，强横者惩创之，秀而文者栽培之，愚而顽者化之教之。令行禁止，如水之就下，沛然无所阻也。”平时，他以勤自勉，遇事敢做敢当，吏民皆服。为政精敏沉静，曾说：“官与民相接，惟耐烦为要，不可轻动声色。盖一人吃半分亏，民间沾百分益不止也。”二十八年（1902）调任威远同知，因年高回乡，卒于故里。

张铨终身嗜学，每日皆有日记，积13册。著有《恒斋文集》4卷、《诗集》2卷、《公牍存余》4卷、《条约类编》12卷、《官滇纪程》1册、《观光游记》1册。

沈鸣珂（1839~1908)字晓珊。安国大文村人。幼年丧母，生活清苦，立志向上。清同治元年（1862)中进士，授户部主事，补员外郎。沈鸣珂身居显位不忘乡亲，每遇灾荒，出其屯粮，周济村民。其家备有婚丧什物，无偿供本村及邻村乡亲使用，乡民送其“德沐乡里”金字大匾。沈鸣珂为官清正，一次属下私收礼品，他怒加责罚，令其退还。光绪年间，列强侵华，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沈鸣珂愤而上书，主张对列强“分文不予，寸土不让”，触怒朝廷革职为民。

沈鸣珂回归故里后，致力于教育。他将书房和东西厢房辟为学堂，不论贫富，广收童子入学。并主讲于深州、南宫等书院，培养学生甚多。他教授学生循循善诱，从不体罚，常说：“先生打学生，不如先打自己。”晚年，沈鸣珂忧国忧民，关注国事，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著有《澹心斋文稿》1卷、《澹心斋诗稿》1卷。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又作挚父。安徽桐城人。清同治三年（1864)举人，次年中进士，授内阁中书。先后入曾国藩、李鸿章幕府。历官直隶深州、冀州知州。光绪十五年（1889)起，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书院开设西文（英文）和东文（日文）学堂，选诸生中的十余人学习外语。国内外慕名求学者往来不绝。一些过往学者每至保定，必至学院谒见聆教。主讲莲池书院15年，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著名弟子有学者傅增湘，末科状元刘春霖，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裁谷中秀，学部侍郎高步瀛及民国河北大学校长姚丹坡等。

二十八年（1902），清廷诏办大学堂，经吏部尚书张百熙荐举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自请赴日本考察学政。在日本，因留学生事与驻日公使蔡钧发生龃龉，归国后不赴京师就任，还乡谋办桐城小学校。吴汝纶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号称“曾门四弟子”。曾国藩说“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吴两生”。其论文宗法桐城派，而又主张“有所变而后大”，认为“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与姚仲实》)。所以他的文章，既得桐城派整饬雅洁之长，又不全落桐城窠臼，风格矜炼典雅，意厚气雄，得于《史记》者尤深。不过因求文者众，应酬之作稍多。

他主讲莲池书院时，曾特聘英文、日文教师，为全国书院首创。又曾为严复译《天演论》、《原富》和美日学者多种著作写序，倡导启蒙。《天演论序》传诵尤广，在清末思想界发生很大影响。

吴汝纶的著作，生前曾刊刻《深州风土记》、《东游丛录》等。殁后一年，其子吴闿生编次《桐城吴先生全书》付刊，内含文集、诗集、尺牍及说经著作等6种。另有编定未刻及未编定者多种，后来陆续有《桐城吴先生日记》、《尺牍续编》及点勘古籍多种行世。

沈家本（1840~1913）字子惇，别号寄簃。浙江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光绪九年（1883）中进士，留刑部任职。补官后，充主稿，兼秋审处。自此遂专心法律之学，为尚书潘祖荫所称赏。十九年（1893），出知天津府，对于聚众斗殴者就地正法，从此无敢复犯者。

二十三年（1897）夏，沈家本调任保定知府。第二年，董福祥带领的甘军奉慈禧太后令，进京镇压“戊戌变法”，路过保定，驻防保定北关，军士与保定北关外法国天主教堂传教士发生冲突。清朝统治者对外软弱妥协，法国传教士气焰嚣张，提出苛刻条件，除要求赔偿5万两白银和占有清河道旧道署的地产外，还以保定府署东侧房产亦属清河道旧址为词，要求将这块地也划给教堂。沈家本以《保定府志》和韩菼碑文为历史依据，发挥律学辩才特长，对传教士企图侵占府署东侧房产据理力争，最后取得胜利。光绪二十六年（1900）9月26日，沈家本已擢通永道、山西按察使，未及赴任，就被英、法、德、意侵华联军阻在保定，并将他拘留，关押在保定北街教堂。后经李鸿章等人交涉，他由被拘留改为监视居住，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2月14日恢复自由。

主政津、保期间，无论公务多繁忙，沈家本坚持法律研究。光绪二十五年（1899），所写《刑案汇览三编》成书。全书124卷，书后附录中外交涉各案件。收集道光十八年（1838）以后有关清朝司法的大量资料，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书后附录的中外交涉案件，对研究清朝末年列强强加给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光绪二十七年（1901）升任刑部右侍郎。宣统元年（1909），兼资政院副总裁。著作有《沈寄簃先生遗书》甲编、乙编及未刻书目《秋谳须知》、《律例偶笺》、《律例杂说》、《读律校勘记》等。

徐寿朋（？~1901）字进斋。原籍浙江绍兴，后入籍清苑。以廪贡生纳资为主事，熟悉外国情况，曾参与天津海关交涉。清光绪七年（1881)，以道员职务任驻美国和西班牙使馆二等参赞。当时华工多有被虐杀者，徐寿朋佐使臣郑藻如交涉、索偿，义正词诤。事未竟，改任秘鲁使馆参赞，摄行公使事。秘鲁苛待华工，寿朋与该国政府力行交涉，多有补救。以久驻外国，办理外交尽职尽责，晋二品秩。回国后，充直隶总督李鸿章幕僚。李鸿章上疏荐其练吏治、熟邦交，受光绪皇帝召见，奏对称旨。

光绪二十四年（1898），授安徽徽宁池太广道，迁按察使。不到半年即召还，命以三品京堂充朝鲜全权议约大臣，与其外部朴齐纯议定商约十三条，这是结束中朝宗藩关系后，两国正式立约之始。是年秋，任太仆寺卿。旋充驻朝公使，奏设汉城总领事，惠保侨民。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李鸿章受命议和，奏调徐寿朋佐议。次年签订《辛丑条约》后，徐寿朋任外务部左侍郎，不久病卒。

陈云亭（1842~1917)字登明。蠡县潘营村人。幼年聪慧过人，20岁被录取为生员，入县学，由于成绩优异，很快被录为廪贡生，入太学。他博览群书，精于经史古文、诗词歌赋。他开馆授徒，教本族和邻近子弟读书，教学成绩优良。其学生考进县学为生员的就有陈嘉楷等10人，从事教育的外傅（教师)更不胜枚举。他的弟子有的成为知名人士，有的步入仕途，在各界都很有声望。

清末，朝政腐败，列强入侵，爱国志士竭力谋求救国之策。在变法立宪形势下，陈云亭积极参与政事，被选为蠡县议会议员。辛亥革命胜利后，陈云亭认为国家制度虽变，但国人思想愚昧，文化落后，没有进步的思想意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仍不能挽救中国的命运，故造就人才、唤起民众、奋发图强成为当务之急。因此，积极学习西方各门科学知识，并到南方各地考察，结交海内名流，交流学术思想。之后，返回京、津应聘任教。

晚年在天津、保定女子师范任教习。他认为，妇女应该与男子同样有受教育的机会。陈云亭晚年因积劳成疾回原籍养病，卒后其弟子为他撰写墓表、刊石立碑，颂其一生投身教育的业绩。

阎洛福（1846~1900)涞水北高洛村人。精通中医，常常舍药为人治病。为人正直，好义多谋，威望甚高，被村人推为村正（即村长)。高洛原是400余户大村，后划分南北两个高洛村。南高洛村有人信奉摩尼教（俗称“模摸儿教”），阎洛福极为反对，禀请县令笞辱之，习教者拟入天主教，以图报复，遂与徐水安新庄天主教堂法籍席教士说明复仇之事，始入教。

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十五日，高洛村敬神会（又名佛事会，高洛村每到农历正月十五日举行传统敬神活动，届时搭会棚诵佛经酬神)照例在历年旧址搭棚诵经。天主教徒张才闯入会棚破口大骂，扯毁所挂佛像。敬神会负责人单久经、阎风等6人联名具文赴县控告。南高洛教堂也接来省城保定法籍传教士等，法籍传教士挟清河道员压涞水县令高拙园。拘留了阎洛福等6人并作出判决，强使阎洛福“赔损”白银250两，备办酒席60桌，接请多处洋教士和教徒赴宴，为教会赔礼道歉。阎洛福被迫接受了“判决”。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阎洛福举起“反清灭洋”的旗帜，组织起义和团，并赴各村“铺团”，同时联络附近各县义和团组织互相协助，当时声威大振。北高洛义和团的迅猛发展，使南高洛天主教堂大为恐惶，在洋教士的唆使下迅速集聚徐水教堂的教徒数百人来援助南高洛，并置备了十余支洋枪，准备对付义和团。阎洛福得悉，亦请易州（今易县）、涿州、定兴、新城（今高碑店）四州县的团众，共千余人，决心抵抗南高洛教堂及洋人。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四日（1900年5月12日)，涞水县令祝芾率领部分营兵驰赴北高洛村，企图镇压义和团，村内团众立刻包围了祝芾，阁洛福对他严加训斥，命他“滚蛋”，他被吓得倒骑马背，狼狈遁逃。当晚，阎率团众千余人进攻南高洛天主教堂。早有戒备的教堂在洋教士指挥下，洋人和数十名教徒占据教堂屋顶，用洋枪居高临下向团众射击。义和团在奋勇拼杀的同时，向教堂内投掷“砂锅罩”（用砂吊袋装入火种，可投掷引火)，将教堂内准备对付义和团的一大笸箩火药引燃。顿时爆炸起火，时正刮大风，火势猛烈，顷刻间整座教堂付之一炬。高洛教堂一役，震惊了各级官府，保定府和直隶省连续派出洋枪马队，围剿高洛义和团。同年5月16日，在与直隶练军分统领杨福同的洋枪马队激战中，高洛义和团受挫，阎洛福与其子阎肇修等被捕，不久，县令祝芾将阎氏父子枭首示众。

荣起（?~1900)涿州城关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义和团运动发展至涿州，他和二师兄慈二庆等在涿州城内设坛，发展到州境各村镇。5月率团众前往涞水县石亭镇、高洛村一带助战。5月27日在房山、涞水等地义和团配合下，集聚涿州城，聚众达万人，缉捕清廷派来的聂汝康、张锡恩等17名官军。这是义和团对涿州城的首次控制，为义和团进驻北京创造了条件。后被清政府杀害。

张德成（约1846或1860~1900)新城（今高碑店）赵张村人。他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以操船为业，经常沿大清河往来于独流、杨柳青、天津等地。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法国传教士在该村东北设立教堂。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为反抗洋人对当地百姓的剥削压榨，张德成与本村张之、张连、张振德、张海、张庆恒等自发组织义和团，推张德成为首领，并联络王德成等人组成坎卦义和团，被推为首领，人称“张老师”。初期活动主要是练武、拜团（扩大组织）、打二毛子（洋教徒）。一年间，在新城、定兴、固安、雄县、涿州发展会众达五六千人。

光绪二十六年（1900）4月，张德成在静海县独流镇设立拳坛，所辖团民均红巾包头，红布带缠腰、腿，刀枪林立，声势极大，号称“天下第一团”，达2万余人。6月28日，义和团得知大沽口失陷，天津危急。张德成率领团民5000余人，高举“扶清灭洋”大旗，由独流镇乘大船72只，沿运河北上天津，到达天津，在北门内小宜门设总坛布防。后联合曹福田等义和团战士及清朝爱国官兵，在天津老龙头英勇阻击由大沽进犯京津的外国侵略军。7月1日午夜，他指挥义和团攻打紫竹林租界，与八国联军激战5小时，成为保卫天津的重要力量。后来清军与外国侵略者勾结，两面夹攻义和团，他率军奋勇作战，虽左臂负重伤，仍一直顽强战斗到天津完全陷落才忍痛离去。返回独流镇后，准备重新组织力量，反攻天津。9月26日，于静海县王家口船上，被地主武装杀害。

苏老谦（?~1901)原名苏志轩。曲阳石门村人。早年，所拜义兄弟遍及石门附近诸村，在城南一带颇有影响。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二十四日晚，苏的儿子小吉到刘家庄看戏，将贴有“红灯照”的灯笼寄存在店头村天主教徒张老志的油条铺子上，散戏后灯笼不见，小吉向张索要，被张及其他教徒毒打。苏老谦得知儿子受欺，大怒。第二天，苏带一伙人将张的铺子掀翻，双方争执，几教徒示弱，求饶逃走。翌日，教徒到县衙告状，因苏义兄弟大南关张老德在衙门当捕快头目，知县判教徒无理取闹。教徒不服，请真定（今河北正定）府天主教法国神甫来县衙，逼迫知县推翻原判，否则同清政府交涉。知县惧怕法国神甫，改判苏老谦有罪，令其赔偿教徒损失。后辛庄村教徒抢去石门村大台枪一支，强迫苏家三女儿嫁给该村一教徒。苏老谦受辱无处申诉，愤然离家奔定县内化村参加义和团。苏武艺精熟，不久担任一小头领。

光绪二十六年（1900)秋，苏老谦带领部分义和团团勇回到石门，联合义兄弟、村民及黄山寺院的僧人200余人成立义和团，搜罗3门大台枪及一些土枪，以黄山为阵地，招兵买马，练习武艺。初冬，苏率义和团攻打辛庄、东邸村、店头一带天主教会，杀教徒，烧教堂。教士逃到真定府向法国神甫求救。深冬，驻真定府法军千余人向曲阳黄山扑来。法军从黄山北面进攻义和团阵地，苏率义和团团勇凭借有利地形，用大台枪、土枪、弓箭及滚木、擂石向山下还击。法军几次进攻均被打退。夜间，法军偷偷转移到黄山南面，架起大炮，集中火力向山顶猛烈轰击。苏见死守不利，指挥义和团从山北面撤退。法军攻占黄山，不知义和团去向，对山上古建筑进行疯狂破坏，致使多处寺院变为一片废墟。法军下山后，又烧毁石门、中佐等6个村175户的房屋，在晓林一带追杀义和团。苏老谦知抵不过洋枪洋炮，被迫将义和团疏散，只身逃往阜平县，后躲藏在贾家口一义兄弟家。法军撤回真定府后，县衙四处张贴“抓苏老谦者赏五百大洋，窝藏苏老谦者与其同罪”的告示。苏义兄弟害怕受连累，向知县告密。

光绪二十七年（1901）夏，苏老谦被县衙捉拿，杀害于县城东门外。张老德将其头偷去埋葬。

郭逢春（?~1902)广昌（今涞源）金家井村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后，郭受邻县的影响，在本县设坛聚众习武，进行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清廷欲借义和团来除掉外国在华势力，诏令官府督办义和团。郭逢春举办的拳场也挂上了“督办广昌县团练”的旗帜（此旗现存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光绪二十七年正月（1901年2月)，德国侵略军占领了广昌城，对广昌义和团进行剿杀，团旗也落入德军手中。郭逢春率义和团转移到广昌与唐县交界处，继续斗争。

由于清政府屈从外国列强，对义和团由抚转剿。光绪二十八年（1902)，郭逢春率广昌义和团在唐县花塔、张家屯一带与清兵发生激战，队伍被打散，郭带一部分人（其中有几名红灯照的女兵)避入广昌白石山的云盘古洞。不久，清军尾追至白石山，在当地一名羊倌的带领下，从小路摸至云盘洞，郭逢春等凭洞奋力抗击，后终被清兵放火攻破，郭逢春等几人被俘，余皆战死。清兵将郭等押到保定杀害。

边宝善（1851~1919)字楚珍。满族。新城（今高碑店市新城镇）人。其父边成章是当地名医，精疡科。宝善幼读诗书，稍长，成廪膳生。后随父学医，深明医理。精内科，于气化病尤有心得。认为中国医学发轫于《内经》，历代名医据之各有发明，至东汉张仲景著《伤寒》、《金匮》二书，实集医学大成。自汉以后，则医学晦昧，误荣为血，不知三焦经络是身中之何物，元代李东垣为一代宗师，竟妄谓三焦有二。指出人胸腔内之白膜，即是三焦，因其包括诸脏，故列之于六腑，复有膈膜分为三部，故称之为“三焦”。此论自张仲景之后，无人悟及。

其子边增智，亦致力于医学。常随父出诊，遂能继承祖业。后转赴天津、塘沽行医。期间，因有感于西医偏重物质，一涉气化症，往往束手，遂取《内经》、《伤寒论》，证之以西方生理及理化诸书，探求中西医结合的途径。与其父边宝合著《气化探源》一书，计数十万言。

廷雍（1853~1900）字绍民，一作邵民，号画巢。为清宗室，满洲正红旗，栋鄂氏。贡生出身。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义和团运动兴起，任直隶按察使的廷雍主张扶植，布政使廷杰主张镇压，两人经常发生激烈争执，直隶总督裕禄移驻天津，对此事不置可否。根据保定知府沈家本的建议，将天主教传教士和教徒都迁移到清苑县东闾村和徐水县安家庄村，由官府拆毁城内天主教堂，以平息局面。同年6月，清廷明确表示支持义和团后，廷杰调离，将廷雍升任为布政使。他按朝廷的旨意，对义和团采取支持的态度，不少原来的洋教堂被烧毁或成为练拳的场所，一些传教士及教徒被杀。

8月初，直隶总督裕禄带兵在天津抵抗八国联军，兵败后开枪自杀。8月9日，廷雍被调补为护理直隶总督。8月15日（农历七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10月11日，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抵达北京议和，下令不准抵抗。英、法、德、意四国军队进攻保定，廷雍执行清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0月17日，亲率直隶省的高官出城迎接联军。联军在保定设立联军公所，组织成立所谓“军法处”，抓捕和处死他们认为可疑的人。10月23日，廷雍和城守尉奎恒、淮军统领王占魁及已授按察使的沈家本被联军逮捕，关押进北大街原来的福音堂内。

11月6日（农历九月十五日），联军将廷雍、奎恒、王占魁押赴直隶总督署大堂，用《大清律例》进行审判，“审判”的结果是廷雍等人不遵朝旨，违抗君命。以纵容义和团“纵拳杀西人，烧洋房”为罪名，将廷雍等三人判处死刑，并且特意选择在凤凰台斩首。廷雍任直隶护理总督53天，是庚子事变中被联军杀害的级别最高的清朝官员。联军的行径引起中国官民的极大愤慨，在朝野舆论压力下，清朝廷向列强提出了抗议，申明“即使中国官员有办理不善之处，自应交中国自行处分，何得侵我自主之权？”

负责省城治安的张日升，将廷雍之头用针缝在躯干上，运回北京，葬于清河镇。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902年1月3日），慈禧太后、光绪帝由西安返京时，到达保定，慈禧封廷雍为保定都城隍。廷雍工书法，并擅长山水画，师法“四王”（清初画家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

许涵度（1853~1914)字紫莼。清苑人。清同治十三年（1874)贡士。光绪二年（1876)补殿试，中进士，以知县分试山西。五年（1879），补授凤台知县。后任忻州（今属山西)知州，在任16年，迁潞安府（治今山西长治)知府。

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西逃，许涵度以保护功擢冀宁道，署布政使，加强守备，防御八国联军西犯晋境。后擢陕西按察使，权布政使，因与巡抚不协，调任四川布政使，三年后，复回陕西，又与当道不合，乃去官入都，不复与闻世事。

许涵度性坦率，嫉恶如仇，有不如意事或厌恶之人，往往怒骂讥讽，遇权贵尤不肯稍屈就，落落不容于世，为政却有成绩。任陕西按察使期间，处理积年大案数千件，署布政使时谨出纳，裁冗繁，数月内库储盈银至20余万两。为官四川，3年内节余银300万两。

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别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出身于封建地主官僚家庭。两次参加乡试均落第，后投笔从戎，攀附了淮军集团，依淮军统领吴长庆，捐同知衔，任驻朝鲜通商大臣。因办事干练，逐渐得到李鸿章的信任。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调他晋京派充军务处差遣。后因其新建陆军有功，并设法讨好慈禧太后，李鸿章死后，清廷任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继任直隶总督后，迅速展开编练北洋军的活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六月，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袁世凯自任督办。在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军基础上，发展为北洋六镇，即北洋新军，成为清末陆军的主力。在编练新军过程中，袁世凯始终把培训军官的权力抓在自己手中，创办了一批新式军事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建北洋行营将弁学堂、练官营、参谋学堂和测绘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办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三十年（1904）建陆军师范学堂，三十一年（1905）建军医学堂、马医学堂、经理学堂、军械学堂，三十二年（1906）建宪兵学堂、信号学队，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改为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由于各种陆军学堂的设立，保定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陆军训练中心。

袁世凯任职期间力主推行新政。首先举办警政，创办巡警局和警务学堂，组织起一支500人的巡警队在保定城内外维持治安；其次是兴办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改畿辅大学堂为直隶高等学堂，陆续建立农务学堂、直隶巡警学堂、直隶师范学堂、直隶法政学学堂、省城医学堂等。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直隶省兴办的高等学堂5所，初等农工业及师范学堂110所，中学堂和小学堂计4300多所；此外，大力发展实业，如开办银元局、官银号等金融事业，创办直隶工艺局，创立农务局和农事试验场等，对直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光绪三十三年（1907）调离直隶省，任军机大臣。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一面威胁孙中山让位，一面逼清帝退位，窃取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位，建立起北洋军阀的统治。暗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镇压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解散国会，实行专制独裁。1915年，企图以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换取帝国主义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梦想当洪宪皇帝，次年，在讨袁的护国战争高潮中，忧惧而死。

王振元（1853~1917）艺名老毛贲。雄县昝岗镇人。是著名西河大鼓演员马三峰的得意门生。他身材魁梧，浓眉大眼，长一脸络腮胡子。演出时，声音洪亮，刚柔并济。刚时如黄钟大吕，字正腔圆；柔时轻盈婉转，娓娓动听。长于功架，擅长表演武书《呼延庆打擂》。他演唱的《纲鉴》小段，观众百听不厌。

其子王魁武（1882~1947)，艺名小毛贲，自幼上学，后随父从艺，拜北京名家田玉福为师。王魁武成名之后，对家传的《纲鉴》小段增补内容，改名《中华大纲鉴》，广为演唱。抗日战争时期他还演唱过《打杨村》、《中山纪事》、《科学救国》等。他一生所带徒弟甚多。1946年任本村农会主任，带领贫苦农民同地主阶级展开斗争，1947年被还乡团逮捕，惨遭杀害。

周老昆（1863~1901）祖籍易县沙江村，其父自幼迁居周家庄。周老昆出身农家，家有田40余亩，以种烟为业。因自幼好学武术，先在本村少林会学习武术，又与独乐村武师学少林拳。他身材魁梧，善使双刀，沉默寡言。一次，因在西山北集市上卖烟被天主教徒殴打，而弃家去学义和拳。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学成后返乡，并在保定、满城、完县（今顺平）一带串联武林人士，策划成立义和团。他曾秘密回家联络同乡铺团，因被州衙捕快抄捕而逃走。

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周老昆率部分义和团入驻保定南关，被尊称为“周大元帅”。周在保定一带指挥团众焚毁教堂，拆洋行，并杀死一传教士莫姑娘等。这时清政府对义和团改剿为抚。周老昆被直隶总督裕禄任为保定府团练督察使，赐三品顶戴、黄马褂。5月，他指挥团众北征，沿途拆铁路，割电线，烧洋货，毁教堂，杀教士，惩豪棍，并参加攻打北京东郊民巷使馆、西什库教堂等战斗。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撤出北京，转移至唐县、完县山区。同年8月，英、法、德、意联军陷保定府，周率团众在保定南郊、西郊、方顺桥等处抗击联军。9月，周老昆率团众数百人在易州西南部南管头村南观音堂驻扎，被联军千余人追剿包围。突围后，周率余部在保定西部山区坚持游击战，在易县、满城、完县、唐县等地袭击侵略军。9月下旬，在易县车滩口战斗中，团众化整为零，利用狼牙山险竣地形，用冷枪飞石袭击敌人，毙伤联军30余人。冬季，又在上、下隘刹，石家统，陈家会一带作战。

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周老昆在支锅石、甘河一带连续与联军作战。联军气急败坏，于农历二月初二到周庄烧毁200余户700多间房。侵略者逼迫清军围剿这一“心腹之患”。是年夏，淮军统领史荣与完县知县设计捉拿周老昆，诱骗周来军营“密谈抗敌事宜”。周老昆对清兵抗洋还抱有幻想，未防其暗算，仅带亲从数人到完县清兵大营，史某以议军情机密为由将周的随从遣至别处，周老昆坦然入帐议事。当其倦怠休息之际，帐内伏兵四起，周不及还手，死于清军刀下。

王德成（生卒不详）原名成德。雄县板家窝村人。雇农出身，身材魁梧，好习武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家乡立坛组织义和团进行反帝斗争，团民发展到数千人，与白沟河义和团互相呼应，属“乾”字团。德成又亲赴霸州、固安、永清、文安等地设厂练拳，扩大组织，成为冀中义和团最活跃的地区。王德成为远近所推举，“群呼大师兄”。

王德成率雄县、文安、霸州义和团进军天津，在大佛寺设坛，先后参加了保卫天津、攻打北京东交民巷使馆、西什库教堂的战斗。

京、津失陷后，王德成率团退至冀中。光绪二十六年（1900）秋，八国联军约200人，沿武清、霸县一线进犯板家窝。王德成组织团民在街口修筑工事，设置铁炮数门，装铁砂、铁片，射程达数十米。敌军成四路纵队攻打村子，王德成指挥团民奋勇反击，毙伤敌军30余人。后因炮膛过热爆炸，街口失守，众多团民和百姓死于血泊之中，王德成率几十人突围。光绪二十七年（1901）开始在任丘、大城县一带，和清军作战，屡败清军，声势极大，晚年隐居家乡。

吴樾（1878~1905）字梦霞，号孟侠。安徽桐城（今属安徽枞阳）人。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考入保定直隶高等学堂，广阅革命书籍。光绪二十九年（1903）与杨笃生在上海发起组织军国民教育会，自担保定支部的工作，光绪三十年（1904）又与人创办两江中学与《直隶白话报》。吴樾在杨笃生等人的介绍下，加入革命组织“北方暗杀团”，任支部长，并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暗杀团经秘密协商，决定刺杀慈禧太后、铁良、载湉等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闻清政府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遂决定改变计划行刺五大臣，以揭露清政府的立宪阴谋。吴樾混入仆役之中上了第四车厢，在试图进入五大臣包厢的时候被卫兵拦住，于是冲进车厢引爆身上的炸药，共毙伤数十人，载泽等受伤，吴樾壮烈牺牲。有《吴樾遗书》刊于《民报》特刊《天讨》上，他认为，采取这一激烈行动是为了破坏一个旧中国，建设一个和平美好的新中国，“若求其建设而不先以破坏，则建设直无从建设；若求其平和而不先出于激烈，则平和亦无可平和”。辛亥革命后，安庆都督孙毓筠将吴樾灵柩运回安庆安葬，孙中山为吴樾作祭文。

陈幼云（1879~1909）原名陈兆雯，字幼云。蠡县潘营村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考入保定直隶师范学堂。同年秋，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读书。当时民主革命思想在中国留日学界蓬勃高涨，陈幼云亲历其境，深受影响。翌年暑假返回乡里，倡导和赞助创建乡村小学近百所。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成立中国同盟会，陈幼云及时入盟，积极参与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的政治活动。

翌年冬，毕业于日本弘文学院，奉孙中山先生之命返国回到保定，组织中国同盟会河北分会。受聘于崇实中学，以教员身份，秘密发展同盟会会员，该校教员郝仲青、王秉嘉、郭瑞甫首先入会。后又在保定军官学堂、师范学堂和其它高等学堂中发展同盟会会员，入会者80余人，刘仙洲、王虎臣、孙岳、何遂、商震等均于此时入会。

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中国同盟会河北分会成立，公推陈兆雯为会长，自此以字幼云称呼。清政府防范革命活动甚严，他唯恐日久事有泄露，宏志难以实现，离开崇实中学，联合同盟会员靳东阁、王国光等13人借保定西关讷公祠公立高等小学堂之基，拓为中学，进行活动。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禀准督署立案，定名为保定育德中学。陈幼云为监督（校长）。全校教职员均为同盟会员，学校初创，百事待举，幼云除总理校务外，同时讲授物理、化学等学科。以育德中学为集会场所，聚集读书青年，作为中国同盟会在保定活动的秘密据点；以“教育救国”为宗旨，使学生用所学的知识去充实民众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计民生。他还注重与陆军军官学堂的学生往来，吸收各界富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加入同盟会。

因常年劳累，身患肺病，于宣统元年（1909）三月回原籍修养，八月病逝。1936年，育德中学在校内修建“幼云堂”，堂室正面墙上镶有陶瓷烧制的幼云肖像，下面是刻在汉白玉石上的《幼云堂记》碑文，撰写着陈幼云生平事迹，供后人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