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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讲究实践的北学 北学的风格及影响

更新时间:2020-02-03 10:51:08点击次数:264次

在人类进化史上,自然环境对人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形成南学、北学两个风格迥异的学术流派,与学者们所处的自然环境有极大关系,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对此解读说:北方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消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重礼文,系亲爱,受法律,畏天命:此北学之精神也。南学则反是,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之外。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世。……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梁启超在这里所说的“北学”,含义大于燕赵“北学”,但两个“北学”的主体精神是一致的。纵观燕赵北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学术风格。

尊崇经世致用

北学最重要的特征是注重经世致用,从荀子开始的北学始终对此坚持不渝,董仲舒沿着荀子的实用精神,把儒家理想主义向实用化发展,孙奇逢主张躬行实践,经世载物。颜李学派对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及利益的强烈责任感和深沉的终极关怀,被梁启超和张君劢等称为中国的实用主义。北学后人普遍推崇经世实学,清代乾嘉才子纪晓岚,直隶河间府献县崔尔庄(今河北沧县)人,主张“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清朝辨伪学者崔述,魏县人,强调“切于日用,用之修身治国”;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南皮人,毛泽东对他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做的贡献评价很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提出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这个学派的发展轨迹说明,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始终是北学的主流。

治学兼收并蓄

北学重要的治学特点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每当这种风格体现充分时,就会鸿儒硕学之士倍出。荀子以孔子思想为本,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各家各派学说,创造出极具经世致用精神的荀学。董仲舒广采博取法家、道家、墨家各学派之长,尤其是吸收阴阳五行的思想,形成了天人感应的儒家新学说。孙奇逢是“综合派”,认为儒家各派皆有所长,周敦颐、程颐、朱熹和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各有特点,都从不同角度阐释儒家思想,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他汇通程朱陆王,使之熔于一炉。清末燕赵学者王发桂在《北学编·补刊北学编序》中指出,北学诸大儒董仲舒、毛苌、邵雍、孙奇逢都是通经致用,非空谈之人。强调只有把经学与道学合而为一,道学与经学互相取长补短,才是正学和实学。

追求厚重古朴

北学治学风格的重要特点是不尚标新立异,追求厚重古朴,强调实事求是,反对任意解说,注重师承家法,很少创新发挥。南学与此相反,不拘家法,解经兼用老庄玄学,随意发挥,重在义理。南北学风大异其趣,迥然不同。《世说新语·文学》说:“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精通简要。”南北朝时期,北朝士人读书,首选经书、史书、兵书,最后才是诗文。由于经书、史书、兵书多为经世致用的文章,因此北朝文风平淡质朴。南朝士人则崇尚文学、玄学,文辞华丽轻绮。世人称,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

讲求慷慨节义

北学具有慷慨节义的学术品质,这是由“慷慨悲歌”的燕赵精神造就的。《北学编》遵循的编选原则,其中一条就是“生平节行无甚可议”,孙奇逢的学术思想史名作《理学宗传》的编纂原则“是编有素推节义者”。燕赵自古仗节死义者,代不乏人。后汉时,董卓欲废立君王,群臣唯唯,无敢言者,独卢植抗议不阿。北学后人高行其义,称“先生之行无论其他,即不肯随董卓废立,方是读书人”。元代大儒刘因,屏迹山野,超然物外,征诏不仕,不与暴虐的元政府合作,有元一代,一人而已。明朝末年,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孙奇逢等人冒死营救左光斗、杨涟等,与鹿正、张果中被誉为“范阳三烈士”。现代史上,李大钊为了真理慷慨赴死。北学士人慷慨好义的崇高人格,使北学具有了慷慨节义的学术品质。文章节义并重成为北学的重要特征,是古人所谓“道德文章”的完美写照。

北学的影响

北学从荀子开始,历经两千年,约在康熙末、雍正初的一二十年间,颜李学说把北学精神发挥到极致,变成了极端惟用论。颜元片面强调习行和经验,轻视甚至否定抽象思维和理论,走向了反知识的道路。他虽然重实践,却把实践科学降低为具体劳动。士人纷纷去实行,放弃理论创造,北学逐渐走向寂寞。清代乾嘉之际,考据学兴起,汉学研究成为学界主流,颜李之学已不再为学者注目,其著作也大部分散佚。

直到清同治八年(1869年),浙江德清学者戴望首次汇辑《颜氏学记》,公开表彰颜李学派,使这一学术思想再度成为近代学界的热点,从此北学进入现当代发展时期。此后30年间,一些改良派思想家痛感国家政治腐败,受制于外夷,主张变法自强,需要一种沟通中西学术的理论,颜李之学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推崇颜李学说的改良派思想家有陈虬、宋恕、梁启超等人。梁启超主讲湖南时务学堂时,特别崇拜颜李学派,评价颜元“对于旧思想之解放,最为彻底”。他流亡日本期间,将颜李之学传入日本。随后,他编著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颜李学派给予热情的颂扬:“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两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旗帜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其人为谁?曰颜习斋及其门人李恕谷。”还专门写了《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一文,详细介绍和评点。改良派推崇颜李学派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有相通之处,也就是主张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进行社会改革,使社会朝着征实致用的方向发展,由于梁启超等人不遗余力地表彰和弘扬,颜李之学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反响。

20世纪初,徐世昌以大总统的身份提倡颜李之学,倡导组织了四存学会,成立了四存中学,编辑了《四存月刊》,并广泛征集颜元和李塨的遗著,将颜李放到孔庙祭祀,一时间颜李之学风靡海内。徐世昌尊崇颜李学派,实际是尊崇孔孟的变相形式,因为在四存学会成立前一年的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使封建文化思想和伦理道德受到极大冲击。这时直接提出尊孔孟以号召天下就不那么灵光了。尤其是孔孟崇道贱艺的思想更不合乎当时国情。这样徐世昌便利用颜李学派在当时的影响来维系“世道人心”,企图以此阻遏新思想的发展。

北学的重新崛起,是因为李大钊的出现。李大钊受燕赵传统的影响极深,少年求学时期,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筑声剑影楼”,就是以历史上刺秦王的两位侠士——高渐离(筑声)和荆轲(剑影)来勉励自己的。他的文章也具有燕赵之风骨,“明可以薄霄汉,幽可以泣鬼神,坚可以铄金石;悲歌激昂,摧山岳而震鲲鹏”。北学名彦定州王森然评价李大钊说:“先生一生,勤朴清直,坚苦卓绝,洁身远名,不营时誉,……临事不苟,临财不得,是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者也。”赞誉李大钊为“指路之明灯”“民国一代之大儒”。李大钊的治学风格具有燕赵的经世致用、躬行实践精神,认为“凡是一种学问,或是一种知识,必于人生有用,才是真的学问,真的知识;否则不能说他是学问,或是知识。”李大钊的道德节义和学术风格,都与燕赵文化有很深的渊源。他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座右铭,即源于杨继盛名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五四运动前后,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强调颜李重“致用”的思想,试图以颜李之学转变社会惰弱习气,振兴中华,抵御列强。青年毛泽东曾经受颜李之学的影响,1917年编著的《体育之研究》,在“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一节中,先是分析了历史上不重视身体锻炼的弊端,“三育并重,然昔之为学者,详德智而略于体。及其弊也。偻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故有颜子而短命,有贾生而早夭,王勃、卢照邻或幼伤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也,一旦身不存,德智则从之而隳矣。”然后以诚挚的笔触写出了对颜元和李塨的推崇,“惟北方之强,任金革死而不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烈士武臣,多出凉州。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顾炎武南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而喜乘马。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对于颜李的“文而兼武”,青年毛泽东深表敬佩,文中提倡“习动”,极力斥责理学习静功夫。

北学精神由于符合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因此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学术界、思想界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北学精神的闪烁。

(编辑:保定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