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友人

白求恩（1890~1939）全名为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人。1935年11月加入加拿大共产党。多伦多大学医科毕业后，曾任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胸外科医师和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是世界外科医生协会理事和执委。1936年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时，他率加拿大医疗队到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白求恩率领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于1938年3月底到达延安。在延安，毛泽东主席同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同年6月，白求恩率援华医疗队转赴晋察冀边区工作，到达晋察冀军区驻地唐县和家庄村，受聂荣臻司令员聘请担任军区卫生部顾问。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白求恩克服种种困难，忘我工作。他致力于改进部队的医疗工作和战地救治，降低伤员的死亡率和致残率。组织制作各种医疗器材，亲自编写战地医疗教材和图解手册；创办卫生学校，组织医务干部实习，培养训练了大批医疗人员和医务干部；把军区后方医院建设成为模范医院，倡议成立特种外科医院和“马背医院”；为了减少伤员痛苦和残废，他把手术台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他还倡议成立并参加了志愿输血队，为了挽救垂危伤员，他曾数次献血。

1939年2月，白求恩率“东征医疗队”到冀中前线救治伤员，不顾日军炮火威胁，连续工作69小时，给115名伤员做了手术。白求恩在前线，曾多次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他的工作情况，对医疗工作提出不少建议。毛泽东也非常关心白求恩的工作和生活，并表示，对其建议、能力完全信任。白求恩以精湛的医疗技术，为中国的抗日军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9年10月下旬，白求恩因抢救伤员感染中毒，于11月12日在唐县黄石口村逝世。11月17日，晋察冀边区机关和驻地群众为他举行隆重葬礼。1940年1月5日，晋察冀军区在唐县军城南关村举行追悼大会，到会军民万余人。会上宣读了毛泽东于1939年12月21日发表的《纪念白求恩》一文，聂荣臻亲读祭文。白求恩遗体安葬在军城南关晋察冀烈士陵园。1953年春迁葬于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1986年，唐县人民政府在县城北钟鸣山下建起了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主体建筑有纪念堂和白求恩纪念馆、柯棣华纪念馆。

卡尔逊（Evans Fordyce Carlson）（1896~1947）美国纽约州西德尼人。1912年入美国陆军，1922年参加美国海军陆战队。1927年和1933年曾来过中国。1937年7月下旬，卡尔逊以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的身份第三次来到中国，他观察了淞沪战场。12月，卡尔逊和八路军的一支小部队一起，从八路军总部出发到抗日前线晋察冀根据地。

1938年1月，卡尔逊等人渡过滹沱河到达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阜平，会见了聂荣臻、宋劭文。得知晋察冀边区政府委员会的9人中除了聂荣臻之外，其余都不是共产党员。看到许多妇女和男人们一样参加集会、贴标语、搞宣传。参观抗日军事学院，接触到了许多毕业于北平（今北京）和天津的大学生，使他理解了什么是统一战线。

卡尔逊在第三次来中国的18个月中，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考察，足迹遍及半个中国，成为访问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个美国政府代表，第一个外国军事观察家。1940年至1941年间，卡尔逊自费第四次来中国，主要考察中国东南各省的工业合作运动。1947年5月27日，卡尔逊因心脏病突发在美国逝世。

何明清（1897~1970）原名凯瑟琳·霍尔（Kathleen Hall）。女。新西兰人。耶稣教徒。1922年被新西兰圣公会派到中国，先在北京、山西等地传教行医。5年后调往安国博爱医院任护士长并负责行政管理工作。此间，她举办过两期护士培训班，培训出60名女护士。

1938年，她到唐县、曲阳交界的山区牛眼沟和北宋村设立了两个诊所，建起了一个乡间澡堂和一个婴儿卫生室。她还向当地妇女宣传卫生知识、创办夜校、免费给农民发放食品。期间，目睹了日军烧杀抢掠的罪行，毅然投身抗日行列，经常奔波于炮火连天的战场，为抗日伤员治伤，并以诊所做掩护转移救治抗日干部。后与白求恩相识，结为挚友。她利用持有英国护照的便利条件，去北平（今北京）为八路军购买药品、器械及一些军用物资，并以宗教为掩护，宣传抗日形势，动员知识分子和医务人员到晋察冀边区来。仅1938年至1939年间，她就以中华圣公会的名义，冒着极大的危险出入日军封锁线，为边区购买药品、运送物资30多次，动员70多人来边区工作。她的举动，使侵华日军恨之入骨，于1939年7月烧毁其诊所。何明清辗转数地，因日军缉拿，只得归国。回国后，继续从事和平运动与新中友好工作。

1960年，她受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之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她十分想到牛眼沟和北宋村看一看，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行。1970年何明清去世，其骨灰一部分葬于曲阳烈士陵园，一部分撒在北宋村莲花山。

1990年，聂荣臻元帅为何明清题词：“救死扶伤，支援抗战，忘我献身，青史永存。”为纪念何明清女士，2001年由新西兰新中友好协会和工合国际组织等共同发起并捐助的何明清诊所在北宋村正式落成。

林迈可（Michael Lindsay）（1909~1994）英国人。1937年12月，他取道加拿大和白求恩同船到中国，受聘于北平（今北京）燕京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并领导创办牛津大学式的导师制。1938年初，富有正义感的林迈可渴望了解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如何面对侵略战争，于是他和另外两名燕大外籍教师，闯过日军封锁线，来到冀中八路军抗日根据地，感到“任何有血性、有思想的人，都有义务去反对日本军队”。

回到北平后，他秘密从事抗日地下工作，购买大量无线电零件、医药物品、器材和有关炸药制造、无线电修理的教科书等，捐献给八路军。1941年6月，林迈可与刚从燕大毕业的李效黎女士结为伉俪，夫妇俩一起从事地下抗日组织的秘密工作，曾冒着生命危险护送八路军在敌占区的情报部门负责人，为营救被关押的战友捐款捐物。他们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无私无畏精神，在燕大师生间产生强烈影响，感召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勇敢地参加斗争。

1941年12月8日，日美正式开战。1942年春，林迈可夫妇辗转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分区，应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邀请到通讯部工作。李效黎当英语教师，林迈可做技术顾问。他受军区委托领导创办了无线电高级训练班，并担负起给学员讲授无线电技术和原理的任务。我国老一辈无线电技术人员、专家和领导骨干中，有许多是当年这所“山沟大学”毕业的学生。他曾带领几名技术人员翻山越岭、步行跋涉，从一分区到四分区，对所有电台通讯设备进行了反复维修和装配。1943年2月，他帮助正向冀中深入的吕正操部安装了一台战场急需的，既可用手摇发电，又可用电池供电的发报机。

1945年10月，林迈可夫妇带着儿女返回英国。新中国成立后，他和后代多次应邀访华。

柯棣华（1910~1942）原名德瓦卡纳思·桑塔拉姆·柯棣尼斯（Dwarkanath S. Kotnis)。印度孟买省绍拉普尔镇人。1936年格兰特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生理学助教。1938年9月随印度援华医疗队来中国。为了表示援华抗日的决心，他在柯棣后面加了一个“华”字，即柯棣华。9月17日到达广州，后经武汉，于1939年2月12日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是年12月赴晋东南抗日前线，在张店战斗中，他不顾生命危险把手术台设在前沿阵地，及时抢救伤员。

1940年3月，柯棣华到达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他随军迂回转战，东至运河，北抵长城，闯过道道封锁线，参加了多次战斗，抢救和治愈了无数伤病员。仅在涞源县一带为时13天的激战中，就接收了800多名伤病员，施行手术558人次，连续工作三天三夜。同年6月，他在唐县参加了白求恩大夫陵墓落成揭幕式后，印度政府来电催他回国，他决心向白求恩学习，留在中国献身于反法西斯事业。

柯棣华后任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学校外科教员。1941年1月，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对冀中平原发动了极为残酷的“扫荡”，他和抗日军民一起行军、作战、抢救伤员，按照普通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并于同年7月7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此期间，他的癫痫病多次发作，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但仍在艰苦环境中带病编完《外科总论》。聂荣臻鉴于敌后医疗条件太差，劝他去延安或回国治病，他却不顾危险留下来继续工作。他说：“我这点病算不了什么，我一分钟也不愿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不幸于1942年12月9日在唐县葛公村病逝。30日，延安各界召开了追悼大会，毛泽东主席赠挽词：“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1942年12月17日，晋察冀军区在唐县葛公村为柯棣华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和送葬仪式。1943年7月，在唐县军城晋察冀烈士陵园为他修建了陵墓。新中国成立后，柯棣华的灵柩迁葬于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

巴苏华（1912~1986)全名比乔埃·库马尔·巴苏（B·K·Basu)。印度人。1934年加入印度共产党。1938年毕业于印度医科大学，同年参加印度援华医疗队。1939年到达延安。为表示对中国的热爱，取名巴苏华。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八路军总医院外科主治医生。同年11月同爱德华、柯棣华先后到晋东南、晋察冀抗日前线做救护工作。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涞灵战役中，巴苏华和柯棣华一起赶到涞源乌龙沟，设立火线医疗站，救治东团堡战斗中负伤的八路军伤员。在爱德华、卓克华、木克华因病回国和柯棣华因病逝世后，仍安心留下来工作。

1943年，巴苏华回到延安，服务于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员，还负责编辑朱德任主席的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的《中国报道》杂志。1943年6月回国，发起成立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继续为加强中印两国人民友谊贡献力量。1986年12月在印度病逝，生前遗嘱将一半骨灰葬于中国。1988年6月2日，中国政府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修建了“巴苏大夫纪念碑”。

傅莱（1920~2004）原名理查德·斯泰因（Richard Stein)。奥地利维也纳人。少年时期即投身反法西斯斗争，是奥地利共产党员。1939年1月来到中国。1941年12月，几经辗转来到华北敌后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投身到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人民战争之中。1944年10月，经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担任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时，对晋察冀边区流行的麻疹、疟疾等疾病，不辞辛苦地寻找除疾良药。在担任医学教员时，千方百计克服教材和实验器材严重缺乏的困难，培养了大量医务工作人员。在担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时，成功研制了粗制盘尼西林，缓解了急需的外伤用药困难。

新中国成立后，傅莱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处、重庆市卫生局、重庆医学院任职期间，为西南地区边远农村和少数民族的防病治病而奔走，为人民健康事业的改善而努力。1952年加入中国国籍。1962年奉调到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情报研究室工作。1979年任中国医学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副所长。1983年6月当选为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医科大学顾问、白求恩医科大学北京校友会名誉会长。2004年11月16日病逝于北京。

傅莱逝世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表示哀悼和敬意，有关部门和傅莱的亲属为他在晋察冀烈士陵园（唐县军城镇）中选出一块墓地。原外交部部长黄华为他题词：“傅莱同志革命精神永存。”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题词：“缅怀傅莱同志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奥友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