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知名人士

张兴汉（生卒不详）字造卿。高阳县城北关人。能言善辩，经商起家。在县城经营“德信隆布庄”、“华信手工染坊”。清末，朝野迫于外侮，有识之士提倡变法，主张发展民族工业，以御患图存。受此思潮影响，与商人杨木森、李秉熙、韩伟卿等，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创办高阳商务分会，提倡织布，改良布业。此后高阳城乡织布业兴起，民赖以营生，尤其城厢区经营布业者，足迹遍及全国。宣统元年（1909)，各地假冒高阳土布者蜂起，使高阳土布销路深受其害。他与商会同仁上下奔波，通过清政府农工商部将高阳土布商标通报各关税机构，严加勘验，保护了商民利益。

民国初，政府立法中没有规定商民有选举权。他作为县商会代表，联络其他各省商会，据理力争，迫使北洋军阀政府修补法规。1920年直皖大战后，直系陆军第十一师移驻高阳。所部军兵素无军纪，四处抢掠，民不堪忍。他即与李秉成等诉之于直鲁豫巡阅使，“刁兵悍卒”被绳之以法。1922年6月，省税务局在各地滥设统税局，加重工商税收。他与本县财政、教育、实业等各界代表赴京请愿，后又上书北洋政府，要求裁撤统税局，减轻人民负担，颇受商民推崇。

1924年高阳大水，而天津税局竟向商民增收棉纱“二五附加税”。张兴汉等联络64个县商会代表，直接同北京财政部交涉，打赢了官司。财政部饬令天津税局退款，税局划出天津市三条石东口大王庙空场给高阳县，以抵退款。他即与高阳县各商号共同投资，在此建立“天津高阳商帮会馆”，作为布线交易办事处。高阳县有44家商号派代表驻会馆招揽生意。1925年，直隶省商会联合会在天津成立，他被推选为会长。在职数年，竭力为工商界去积困、谋福利。1927年10月任“维持省钞基金会”副理事长。

1929年，全省水患严重，受聘担任赈务会委员。当时高阳亦遭水灾，而有关当局漠然视之。他不避嫌怨，每次召开赈务会议，均向与会者多方宣传高阳灾情之重、水患之因。故高阳除受特别赈济外，省政府还拨专款修筑潴龙河北岸堤埝，以御防水患，深得高阳人称誉。

米迪刚（生卒不详)定县（今定州）翟城村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与谷钟秀一起力倡新学。民国初年留学日本，1914年回国，在其父米鉴三村治规划的基础上，与县知事孙发绪创办模范县的同时，将翟城村办成模范村，其中创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全国首创。孙发绪任山西省省长后，又把翟城模范村的经验带到山西，并被阎锡山采纳推广。1923年，米迪刚在村提倡打砖井和铁制水车，对全县颇有影响。山东省王鸣一曾来村参观，把翟城村的经验推广到山东。1925年，米迪刚与尹仲林合编《翟城村志》。

齐四喜（1851~1925)字增福，号洛增。蠡县东柳青庄（今东柳青)村人。自幼习武，练就一身好武功，人称“飞毛腿”。清光绪六年（1880)，一农家失火，他手提满满两桶水，飞身上房，如穿梭一般，来回30余次，直到将大火扑灭。光绪十二年（1886)，潴龙河堤决口，东柳青庄村内房屋倒塌，财物多被淹没或冲走，乡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威胁。他不顾个人安危，冒雨到安平县朋友家借来木船、大车，经大家抢运，全村老少和部分财物安全转移。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他因事去北京，在京城东南郊外，发现一名身受重伤的清军将领，便急忙把他背在身上，步行50多里路后又雇一辆大车，到距京城300多里的自己家中精心护理。他一家人的义举，感动了这位将领，才吐露实情。原来他是带领清兵抗击八国联军的爱国将领聂士成。聂士成伤愈后，他又带领武艺高强的楚云聚、许元等人亲自护送聂到太原，经聂士成向光绪皇帝面奏，光绪立即封齐四喜为三营统领。上任10余天后，不愿再为腐败的王朝效力，遂挂印辞官，返回老家。后聂士成派儿子带重金厚礼和一只进口六轮手枪到东柳青庄看望他，他除收手枪外余皆退回，齐、聂二人成为至交。当时，蠡县、安平、饶阳、深县等官府均欲聘其为马快班头，被一一谢绝，他回话总是“我一不图财，二不做官，只要是为民除害的事，派人送个信，我一定尽力去办”。

他曾帮助官府擒拿欺压百姓、为非作歹的恶霸及其同伙，又受官府之邀追捕犯人，击毙绰号小白娥的强盗，受人之托在深县一个赌场击毙为非作歹的淫贼徐黑虎。齐四喜勤俭持家，但又经常周济钱物，解决一些乞丐的急难，因此，乞丐们都对他感恩不尽。1925年，齐四喜因病去世，邻村群众获悉送来“感恩牌”，四乡数百名群众为他送殡。

王士颖（1854~1925)字启予。高阳留祥佐村人。清光绪四年（1878年)春夏之交，全县瘟疫流行，邻里不能相顾。村有葛姓独户，病死六七日，子幼不能殓，尸腐。王士颖闻之，即出钱将其纳棺而葬，其义行为邻里称道。当时高阳织布业兴起，但织机笨拙，效率很低，遂率先购进日本产铁轮织机，招工习造。后又于布业发展中，对织机设备、品种进行大胆改进。

当时高阳土布均为窄面粗布，自王士颖等引进铁机，开设工厂，招雇职员，即成为高阳县宽面土布织造之始。铁机很快在县内普及。光绪三十四年（1908)，高阳知县畅文藻将王士颖购进铁机、发展织造的事上奏皇帝，光绪皇帝奖王士颖七品顶戴，以鼓励民间工业。

杨木森（1864~1939)字欣甫。安新南边吴村人。幼家贫，只读过3年私塾。父杨洛帅从推车串村卖布、线及杂货，后被保定庆丰义号聘为掌柜，他承父业做小买卖。庆丰义后在高阳设号，让他负责经营。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拿出积蓄3000吊，在高阳城隍庙街开设蚨丰号，自东自掌，经营布匹、绸缎、洋广杂货。

光绪三十二年（1906）后，高阳布业日渐兴盛，蚨丰号改营棉纱（土纱和洋纱)。同年，他和李条庵、韩佛卿、张造卿等人，发起成立高阳商会，提倡改造织布机用洋纱织宽白布。他从天津请来技术人员，仿日本田村洋行所售织布机，自制足踏式铁轮织布机，每台造价40银元。为推广铁机，他规定，凡用铁机、洋纱织宽白布的，只交半价，即可买一台铁机，并发给所需洋纱，织出的布交蚨丰号收购，蚨丰号发给加工费；所欠机价由手工费中逐步扣还。后来连半价也不要，只要有可靠的保人，即可领走铁机和洋纱。其他商号也仿此办理，使高阳织布业迅速发展。1912年蚨丰号改为布线庄，并在外埠设分号。除高阳总号外，遍布10余省，从业人员200多人，远达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和日本大阪。在高阳联系铁机1000余台，拥有资金200万元。到1937年还拥有蚨丰工厂、蚨荣洋行、久丰面粉厂、大亨工厂、久丰工厂等十几个商号和工厂，资金达400万元，成为高阳布业中最大的财团。1921年他被选为全国总商会副会长（正会长是上海虞洽卿)，连任两任（六年)。

他为提高商号经营水平，又通过商会创办商业夜校，组织商号的学徒学习文化和商业道德、商业知识。这所夜校后来发展为正规的商业学校，为高阳布业的发展培养了不少人才。因办学成绩突出，他先后得到民国政府农商部二等嘉祥章和大总统授予的四等奖章。1916年获大总统颁予的六等嘉禾勋章，1927年为安新县师范讲习所捐资3000元资助办学，并获得“热心向学”匾额。同时，捐巨资修筑四门堤和高保公路，在高阳开设慈母医院舍药，开设粥场济困。

他在扩大财源的同时，也伙同地方反动势力搜捕、杀害共产党员。1931年唆使安新县长赵仲朴拘捕了砸教育局的带头人、地下党员翟家俊。1932年伙同安新国民党政府抓捕了支持和参加“求粮”斗争的地下党员范连芳、马金池、韩印堂、陈其峰等人。他贿赂省、县政府官员，并由省政府下令将四区区长蒋其伦（共产党的同情者)、五区区长李之光（地下党员)、七区区长张琛（地下党员)等传到天津，予以解职拘监（李之光因事先察觉幸免于难)。他还依仗财势，大修家园，南边吴村原有东西两条大街，为扩建庄宅，强令80余户贫苦农民搬走，致使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逃至北平（今北京）。

李必武（1864~1946）又名信武。易县辛庄头村人。幼习少林义和拳，后随定兴县拳师杨某习形意拳。曾在州衙当捕快，后得金科秘方，辞去衙差，行医乡里。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他组织成立了百福社义和团，后被各村团众推举为易州义和团大团总。农历四月，他率团众赴涞水县参加攻打高洛教堂之战，随后又参加两狼沟之战。农历七月，他与北流井形意武师李老杰等率易州义和团在良乡县城、琉璃河抗击八国联军，受挫后回到易州，打算重整人马再抗联军。官府闭城搜捕，他越城逃走。又集合残部与大方村等团众转战云蒙山、紫荆关、王安镇，与联军周旋作战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其部众大都伤亡、溃散，他逃至定兴县隐居二年。回籍后被州衙通缉捕获，受酷刑。后经易州乡绅营救出狱，他仍行医乡里。

民国初年，中高村有一少妇剖腹自杀，腹破肠出，生命垂危。李必武先用药水洗肠，再将少妇仰放于苇席上，命四人各持苇席一角摇动，肠尽入腹内，用药线缝合伤口，又取鸡皮敷外，七日而愈。此妇人后来活了80余岁。李行医重义轻利，不阿富贵，不骄贫困。他曾说：“穷汉吃药，富汉还钱。”富豪大户求之，则索高价重金，穷苦孤贫者病，取酬甚微。

他性情刚直，守信用，平生嫉恶如仇。曾在保定府打抱不平，一掌击倒砖影壁，威慑流氓、地痞。保北大盗王七，奸盗劫掠，横行于易、定、涞、涿等数州县，百姓深受其害，而官府捕役惧怕他，且暗中与他相通，李必武挟刀追踪，月余后在旷野里将王七拿获，挖去了他的双眼。清末涞水县武举夏八爷横行京南，武断乡曲。一次，夏带一帮打手在易州后山庙会上寻畔逞威，无故殴打茶馆伙计，围观者千百人无一敢出面劝阻。李必武见状，当众怒斥夏的暴行，夏态度蛮横，与他动武，他用短刀刺伤其肩，夏带人败逃。

刘建卿（1869~1944)蠡县刘村人。十几岁到天津学徒，学做乐器，三年学徒期满回故乡开始串乡修理雨伞，后于保定西大街定点修理雨伞、球拍。清宣统二年（1910)的一天，保定斯罗医院（今保定市第一医院)的两个美国人，拿着一支网球拍让他修理。他在修理网球拍时边修理边研究、测量，按球拍的结构精心模仿，摸索改进，终于制造出中国第一副网球拍，后又连续制作了几副，分别卖给保定育德中学、女子中学、烈士田中学，每副售价仅20元。由于其产品物美价廉，深受用户欢迎，供不应求。

1912年，他同几位合作伙伴共同投资在保定大西门外南马道开办中国第一家网球拍厂，为纪念厂系修雨伞起家，定名为“保定布云球拍厂”（1948年改名为地方国营冀中区新华书店体育用品厂，1949年改为河北省新华书店体育用品厂，1951年改为保定市文教用品厂，1974年改为保定市体育用品厂)，雇工人12名，自任经理兼技师，产品商标曾先后采用“奥林匹克”、“捷克”、“盾牌”等牌号，并在标牌两侧分别贴有“全国首创第一家”和刘建卿的照片。产品由保定、北京、天津、上海迅速遍及全国各地。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保定布云球拍厂生产的网球拍因获特等奖而闻名于世。孔祥熙曾为该厂题词：“首创第一家”。

1919年，保定布云球拍厂又创制出新产品——青年拍（类似羽毛球拍，稍短)。1923年又制造出羽毛球拍。至此布云球拍厂的三种球拍，质量高，价格低，产品供不应求。至1931年，他的徒弟和球拍厂遍及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产品除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外，还远销欧、美各国。1937年5月，他告老还乡，翌年县抗日民主政府聘请他研制出一批20锭的纺纱机，为发展生产支援抗战做出了贡献。

刘春霖（1872~1942）字润琴，号石筼。河北肃宁人。早年就读于保定莲池书院，师从著名文学家吴汝纶10年，学业精进。清光绪十四年（1888）考中秀才，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状元，为中国科举制度最后一名状元。光绪三十三年（1907）被选送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留学。回国后，曾任直隶法政学堂监督，并兼任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1914年在袁世凯、徐世昌执政期间，任大总统内史秘书，曾两次代表大总统徐世昌到山东曲阜主持“祀孔”典礼。后因不满军阀混战弃政退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坚决反对为自己60岁大寿搞庆典，说：“国家存亡尚且未定，搞什么寿典？皮之不存，毛将焉附？”1933年与段绳武等发起组织河北移民协会。1934年农历三月，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以高官厚禄邀其赴东北，坚辞不就。抗日战争时期，同科进士王揖唐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曾携礼品登门邀他任伪职，他将一杯茶泼在地上，怒视王说：“我绝不依附外国人！”王揖唐不欢而辞。王揖唐去后，他对着门说：“这些筋骨软的东西！”

他对古文学和史学造诣颇深，酷爱藏书，以重金购书万余册。善书法，尤以小楷著称，出版的《兰亭序》、《大唐三藏经·圣教序》、《雷飞经》最为有名。他不献媚于达官显贵，平民百姓、亲朋挚友求字者有求必应，而对豪富地主请其点主者，则索价甚昂。对献县北峰村刘姓大地主点主时，要了大笔钱，事罢返里，全部用于北石宝小学。刘春霖还喜爱昆曲、京剧，去世前夕还在欣赏言菊朋的戏。著有《六十自述》诗等。1942年1月18日病逝于北平（今北京），葬于保定城郊东鲁岗，其墓遗址尚存。

白锡昌（1874~1953)字瑞启。回族。定县（今定州）城内回民街人。系白敬宇眼药创始人第15代后裔。眼药是他家祖传秘方，传男不传女，配药时都是他一人将各种原料配好，再交给工人制作。1926年，白敬宇眼药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奖章。1928年白锡昌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改革白敬宇药店，白锡昌为厂长，其子白泽民为总经理，将定县的白敬宇门市部改为总行，将“金羊”商标改为注册“鲸鱼”商标，聘请王恩普为顾问，使药业更加兴隆发达。

白锡昌乐善好施，定县遭受水灾后邀请知名人士成立救济会，办两个粥厂。出资创立孤儿救济院，所需粮食全部由他捐助，并为儿童办了半日制学校。将能劳动的妇女组织起来成立织席厂，用其收入改善救济院生活条件。为此定县乡里为其树碑建碑楼。抗日战争时期，支持长子白泽民组织中国回民抗日救国会和其他抗日活动，并向台儿庄抗日前线将士捐献30万支“瓜子眼药”。

金骏声（1876~1936）字凤仪。满族。清苑谢上村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直隶高等师范毕业后，到崇实中学任教，严于治学，升任学监。1912年受总统府委托，赴东北三省宣讲“废帝制，改共和”的重要意义。1914年任黄河救灾委员会秘书长。而后在保定省立第六中学任教务主任，兼教语文、历史与书法。1922年任清苑县劝学所所长。翌年，劝学所改称教育局，任局长。创办清苑师范，规划全县小学教育的发展布局，倡导“拆寺庙、改学堂、废私塾、办新学”，讲求学以致用，被誉为办新学的先驱。1924年辞去教育局长职务，先后到保定师范学校、保定女子师范学校任教。

1933年，国民党在保定设立行营，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先后被捕。在白色恐怖日甚一日的情况下，金骏声大义凛然，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先后冒险营救出李光新、黄伯梁、何兆熊等8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金骏声因营救和支持爱国学生的革命行动，被学校解聘。返回故里后，继续办学，担任清苑县第六高小（谢上）校长。筹借资金，扩建校舍，添置图书；开设农业技术课程，引导学生面向农村，学用结合。为解决贫苦学生的学习费用，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建立消费合作社及工艺组增加收入；开办超龄班，修建学生宿舍，解决社会青年入学及外乡学生住宿问题。

1936年春，金骏声针对日军的不断侵略，以满腔爱国激情书写了满城普济桥碑文，指出日军侵华是“人侮由我，绝非由他”，号召“河南河北，士当立志，竭虑殚精，共策国事，同心协力，还我山河”。4月，爱国人士常介仁之子（共产党员）在北平（今北京）被捕，随后常介仁被国民党保定行营逮捕。为营救常介仁父子，五日内奔波于平、津、保之间组织营救，常介仁被保出狱，金骏声却忧劳成疾，不久病逝。

金骏声工诗文、善书法，其书法博采众家，自成一体。书写的《永字八法》、《李淳大字八十四法》、《书家事略》、《节录书法三昧》等遗墨，端严清秀，灵活闲雅，为珍贵的书法文物。

李培翰（1878~1943）字荫泉。易县西北奇村人。行九，人称李九爷。世代耕读传家，清光绪后期中秀才，光绪二十六年（1900），英、法、德、意等国联军侵占易州，他目睹国事糜烂之现状，慷慨悲歌，写诗“刺耳胡笳并胡风，愧歌麦秀对玄穹。莫言击揖空悲慨，衔石终能填海东。”宣统元年（1909）中拔贡。授候补知县未赴任，在家设学馆，耕读隐居。“道义千秋重，功名两字轻”是其座右铭。其书斋名为“浮云过眼之庐”，馆塾名为“庄稼轩”，又名“韬庭”。学馆所教授的弟子要求学以致用，报国爱民，平生授徒百余人，大都成了知名人士。

民国前期，徐世昌执政，曾屡征他做其监学教授，皆婉言谢绝。每逢年节官府要请城乡绅士，他虽接受请柬，却躬辞不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入日本侵略者之手，他极为愤慨，以诗表达自己忧国忧民之心。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易县城沦陷，伪保定道尹冉杭与其有旧谊，欲任他为易县伪县长，他则称病不起，推辞不任。有人劝他，他愤然道：“国破何虑家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秉性刚直，交结朋友不分贫富，不巴结权贵。有一门徒以2000银元买来一县长之职，向其报喜，他愤然道：“子非以才干为国家录用，但以贷款购官，以本求利之生意耳！倘为廉吏，何得偿债？必为脏官贪财，以求盈利。若此，则百姓骂詈之，及于师傅，余何喜可贺哉！”世俗人都讥笑他迂腐，而他置之不理。

李培瀚早年研究程朱学派的理论，后来又研究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学派的论著。善书法，收各家之长，创独特之风，闻名于京、津、保、易之间，直至病重仍临池不辍。著有《燕南诗册》、《韬庭日记》等。

白运章（1880~1944）回族。保定市区人。自幼习武，品德仁厚、豪爽，乐于助人。兄弟三人，白运章行三。兄弟三人自幼拜武术大师平敬一为师，习武，摔跤，还练就一身好气功。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保定满回两族发生械斗，打死了人，白运章逃到天津，和侄子白喜贞一起在街头打把式卖艺为生，在天津收下徒弟吴幼林，二人亲如父子。

事件平息后，白运章带着侄子、徒弟回到保定。师徒三人在“马号”内两益街打把式卖艺推销大力丸。每天摆场子结束后，把刀、棍、枪等器械存在马号里一回民饭馆，为的是第二天使用方便。1924年这家饭馆停业转让，白运章得到大哥白俊峰的资助，廉价买下来办成包子铺。他仍和徒弟马世昌、侄子白喜珍摆场子卖药，包子铺交给吴幼林经营。包子铺的买卖日臻兴隆，他便放弃打把式卖药，帮吴幼林经营。

1928年3月2日，因外人械斗引起火灾，包子铺化为灰烬。保定商会牵头由商民捐资，用两年时间建成以南北三条街并行的马号商场，东头为济善东街、中间为济善西街。新建的白运章包子铺位于济善西街偏南路西8号。1926年曹锟曾光顾，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三顾”白运章，对白运章包子大加赞赏。1958年在全国饮食评比时，“保定白运章包子”与“天津狗不理包子”并列第一。1980年又被评为河北省优质风味食品名牌产品。

1932年保定国术分馆在清真寺成立，白运章任教员，教授武术、摔跤。他乐善好施，曾捐资修缮清真西寺礼拜大殿，后又出1000元捐助清真女学购买房产。

王承曾（1880~1953)字钊志。定县（今定州）大礼前营村人。19岁中秀才，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采矿系公费第四班。主张反帝反封建，在校时首先剪辫子，并在杨村拆庙创办务本学堂。辛亥革命前，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在天津觉民中学任教多年，又在北京《中华新报》任编辑。1925年随冯玉祥、鹿钟麟等赴苏联莫斯科考察，受到斯大林接见，写有《留苏日记》8册。1926年西北军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后，曾代表西北军在上海与各方联系。1927年任冯玉祥部秘书长，写有《西北军奋斗史》，并整理了《冯玉祥日记》。

20世纪30年代初，他与韩续初等在济南创办渤海中学。1935年任河北农学院院长兼莲池书院院长，积极抗日，掩护地下党孙志远等人。1938年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创办抗日学校，他亲赴天津、北平（今北京）等敌占区招收学生。1941年至1942年任教育部河南战区教育视察。1943年至1949年任水利部专员。著有《四书新编》、《铁珊轶事》等。

段宗林（1880~1982)又名子均。高阳布里村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保定加入同盟会，曾参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1916年任北京大学庶务科长，同年5月，试图用炸弹刺杀袁世凯，但未成功。后因反对军阀割据、宣传同盟会纲领，遭直系军阀通缉，即躲避回乡。1917年9月在家乡布里村与李煜瀛、李广安、张秀波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后改名留法工艺学校，任学董。为扩建校舍，仗义疏财，捐献自家12亩耕地，建窑烧砖。建校经费不足，曾与段宗桐等向附近村镇设奖募捐。又于翌年6月，与李煜瀛邀请著名戏曲演员梅兰芳、姜妙香、韩世昌等在北京宣武门外江西会馆义演，募集现洋1500多元。

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期间，与李大钊等革命先驱交往甚厚。1927年，张作霖下令抓捕北方革命者，曾与李德夫等避难于北京东郊民巷的法国医院，后在医生帮助下脱险。是年与李煜瀛等谋划，派李德夫、蔡松桥等，冒险回高阳秘密组织国民党县党部，登记党员。但因困难重重而中止。同年又与李澄寰秘密联络北方军事将领，准备策应北伐革命，10月事泄失败。1957年受国务院聘请，任中央文史馆馆员。

刘秉鉴（1881~1947)字镜湖。安新漾堤口村人，商人家庭出身。自幼受私塾教育，清末于北京师范大学堂毕业后，到保定育德中学任教。此间，孙中山先生的反清反帝爱国思想通过同盟会正在北方传播，经老同盟会员李锡九介绍，在育德中学加入同盟会。在校内，他除了扩大同盟会组织外，还向学生灌输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使当时育德中学成为北方著名的革命基地。

民国成立后，他被省政府任命为省立顺德中学校长。后又调任河北省教育厅视学及中教科科长等。曾任省农田水利委员会秘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行政机构随军队一起撤往南方，日军侵占保定。他顾及家庭不愿随省府南撤，辞职闲居北平（今北京）。他与老友王秉哲（民主革命者，育德中学董事长，省议会副议长)约定：即使沿街乞讨，也要保全亮节，誓不与日伪为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河北省教育厅任命刘秉鉴接替王长泰（字久安，保定人)为保定莲池图书馆第四任馆长。他上任伊始，首先为复馆经费而奔波。他写信对友人说，每当外出筹款，犹如叫花子讨饭一样，真乃受命于危难之时。这时他已危病缠身，家人劝他就此止步，他却一笑说馆不恢复何能停步。后通过李锡九找到当时的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从省政府的财政预算中拨出一笔钱给刘秉鉴复馆用。他接到经费欣喜若狂，不顾疾病缠身，日夜操劳。在添置各类图书的同时，积极维修残墙断壁，粉刷房屋，油饰门窗，将整个园林馆舍恢复到战前模样。开馆那天，李锡九先生拄杖前来祝贺，他盛赞刘秉鉴忍着疾病为古城保定人民做了件好事。

李叔良（1883~1954)高阳庞口村人。青年时代涉足商界。1913年他看到经营颜料有利可图，便为德国德孚洋行代销颜料。随着布业的发展，所需颜料不断增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颜料来源断绝，价格猛涨，由于他有存货而获利10余万元。

1919年与孙月亭、杨爱卿等集资开设合记颜料店和合记工厂，除包销德孚洋行的颜料外，又从德国进口锅炉、蒸汽机、卷染机（俗称染槽)、烘干机等设备，为客户加工染布，成为高阳第一家染布工厂。他还创办高阳职工学校，培养染布技术人才。当时合记工厂生产的“放羊牌”纳夫妥红布、“仙女牌”灰布、“三马牌”青布、“荷花牌”漂白布等，均成为名牌产品。他又从德国请来技师，生产“晴雨”商标的阴丹士林布，颜色鲜艳，风吹、雨淋、日晒、水洗均不褪色，因而畅销全国，风行一时。

当时染布所需硫化碱面数量很大，多从外国进口，成本很高。为振兴国货，即投资10万元，在天津汉沽开办“合记碱厂”，生产“红象牌”硫化碱和碱面，行销全国。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把资金由高阳调往天津，开办惠隆公司，经营进出口贸易，获利甚丰。1953年接受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公司实行公私合营。

楚昌龄（1884~1954)字锡九。蠡县北高晃村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中举人。光绪三十年（1904)，被清政府拔为贡生，去京师国子监学习。翌年，清政府在保定创办直隶农业专科学校，广招天下举人才子应试，在1500名考生中，他考取第一名。在校攻读6年，潜心钻研学业，尤对农、林业造诣深邃，著有《蚕桑栽培新说》、《蚕桑学》等书。宣统三年（1911)毕业时，学校赐予“农科举人”，被清政府优先录用为候补知县，不久决定保送日本深造。

他认为中国应以农为本，决心钻研农科，以促进中国农业发展，毅然放弃东渡机会。他视教育为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石，热心教育事业，在吉林大学任教6年。1917年因母病辞职返乡。后在保定参与创办河北大学，自任蚕科主任，决心在蚕桑事业上做出一番成绩。他还兼任育德中学、保定第六中学的国文教员，刘少奇曾听过其讲课。1925年任直隶省农矿厅厅长。1929年兼任河北省第二林垦局局长，驻易县清西陵，在易县创办了河北省第八农业中学。当时易县县长冉东江（楚的同学)测量西陵地基时，企图从中作弊牟取私利，被他怒斥：“今日贪赃，明日卖国，什么东西!”（冉在抗日战争时期即投降日军，任保定道尹，日本投降后因罪大恶极被枪毙)。

1930年，旧政府改组，他辞职回乡，因其为官清廉，返乡后家境贫寒，有人劝他求助于军阀张荫梧（楚昌龄同学)，他说：“甘守清贫死沟壑，决不乞怜张荫梧!”同年，县长陈锡畴聘请楚昌龄主持编纂《蠡县志》，并委任他为县建设局局长，同时招社会名流和学者陈兆梅、彭法三、曹承宗等人协助编修工作，历时6年，写出第一稿（因战乱遗失)。1933年，张荫梧上报省政府批复，欲将滹沱河、潴龙河二河挖通。他得知消息后，即与博野县马京南联名到天津高等法院告状，控诉张荫梧引滹入潴的10大害处，后法院批示：“引滹入潴，嫁祸于人。”省政府被迫收回成命，潴龙河下游人民免除洪涝灾害。

1934年，河北省政府调楚昌龄到邢台任省第五林务局局长。到任后，他带领当地群众大搞植树造林，改沙治碱，几万亩盐碱沙荒地变成良田。1937年，他调河南省任农业改进所所长，主持农业研究试验工作，引进优良品种，有斯字棉、托字棉、谷种、桐树、桑树等。后调任陕西省宜川农林改进所所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农林部参事，后在西安养病。

他多才多艺，善书画，工诗赋，撰写碑铭尤为常见。至今蠡县、博野等县不少地方还有他书写的碑文、条幅。

王朝臣（1888~1961)望都城内村人。少年时读过几年书，青壮年时走南闯北，阅历颇丰。1947年望都解放后回到家乡，在火车站摆摊卖辣椒维持生计。他联想到在天津打工时，炊事员用炸过辣椒的油拌菜很好吃，便决定试制辣椒油。初时以棉籽油、辣椒为主要原料，另加花椒、大料、茴香等调料，分别用多种方法配制出样品，让众人品尝，反映良好。又经多次改进，终于试制成功以辣椒为主要原料的辣椒油，摆上货摊，人们争相购买。

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国家工商政策的鼓励，决心进一步提高辣椒油的质量。用小磨香油替代了棉籽油，又加入丁香、肉桂、豆蔻、砂仁、白芷5味中药，研制出新一代辣椒油，香辣浓郁，色泽深红，晶莹剔透，久置不减味、不褪色、不沉淀，拌荤菜去腥腻，调素菜益芬芳，并有驱风散寒、益脾开胃、舒筋活血、增进食欲的功效，投放市场很受欢迎，途经望都的旅客皆以购得辣椒油为幸事，甚至专程来望都购买。望都辣椒油很快饮誉北京、天津、广州等地，后又辗转传到日本、东南亚等国家。

他摒弃商界“同行是冤家”的陋习，将辣椒油的配方和制作方法传授于人，使辣椒油成为望都一大特产。

王守义（1898~1981)字仲仁。高阳西田果庄村人。侨居法国巴黎。幼年家贫，靠耕织为生。15岁进布里村留法工艺学校，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异国他乡深感自己学识浅薄，深造不易。遂决心以艰辛劳动，供给才思颖异、为人正直的同学。他一面做工，一面学习汽车驾驶技术，并用自己劳动所得，资助留学同胞，使多人读完大学。

在他资助下，先后有张德禄成为机械学博士、王毓瑚获经济学硕士（后任国立编译馆编译、北京农大教授)、程茂兰获天文学博士（归国后任北京天文台台长)等。后来，王守义考入巴黎航空驾驶专科学校，毕业后获得飞机驾驶员证书。抗日战争胜利后，即用飞机送近百名有声望的科学家归国。

新中国成立后，出巨资协助原国民党驻法国大使馆起义人员回国。1964年1月，中、法建交。王守义组织在法华侨游行庆祝，并第一批换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1971年旅法华侨成立“旅法华人俱乐部”，他当选为副主席，协助处理华侨遗产问题，维护旅法华侨的利益。在巴黎，曾与周恩来、聂荣臻、邓小平等交往密切。1972年归国省亲。1975年5月邓小平出访巴黎，故旧重逢，紧紧拥抱，并合影留念，在机场笑谈的巨幅彩照，悬于巴黎华人俱乐部。

1978年王守义应邀参加国庆观礼，聂荣臻设宴招待，同席者都是科技界名人。旋回家乡，捐献给故乡小学、县一中彩电各1台，赠给保定地区侨联轿车1部。在法国，华人女画家潘玉良名噪画坛，法国政府将其作品列入禁出国艺术品。王守义爱惜人才，珍视艺术财富，特意在巴黎市政府官员住宅区租赁一套五间寓所，邀潘玉良同住。为防其作品遗失、损坏，出资在巴黎博物馆租赁陈设间，并承担保险、保存等费用。1981年邓颖超访问法国，邀见王守义，敦请其早日归国定居，即决意叶落归根，着手进行准备，惜未及如愿，于是年5月5日病逝于巴黎。

张丁洋（1900~1952）涞水史姑庄村人。年轻时在北京白云观随从一名道士研学中医，参加北京中医招考名列第一。遂在京授徒从医。因时局动荡，难以从业，于1929年赴张家口警察署从事警察工作，后转入国民党六十五军，任上士文书兼军医。因治愈军长之母的重病，而受到器重，破格提拔为上校军医。后被派赴龙关县任县长。3年后，调任国民党军部军法处长。

抗日战争初期，他在国民党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部任秘书长。日军投降后在北平（今北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军事法庭任少将庭长，主审战犯，曾审判处决日军军团司令白鸟。张丁洋倾向革命，1947年曾在十一战区任过职的王玉泉任涞水县长，1月27日，王派兵抓捕了史姑庄8名中共党员干部，对其中的农会主任卢玉才、民兵队长张喜禄等4人宣布枪杀。他获悉后立即致函王玉泉，使卢玉才等8人获释。王玉泉先后又抓捕了北白堡村干部卢秀峰、东租村干部王恩照等多人，都经他致函而获救。为此，本村群众送匾额，上刻“积善之家”。

1947年冬，他调至傅作义部任参议，参与和平解放北平。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处任职，被统战部定为爱国民主人士。

梁范民（1901~1984)原名梁洪，字范民，后以字为名。蠡县荆邱村人。1923年毕业于保定育德中学工科一班。曾拟留法勤工俭学，因环境牵掣未遂。旋考入保定师范学校高级部，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毕业后，任蠡县四存高小教员、教务主任等职。五卅惨案发生后，他激于义愤，主动联合保定各校发动组织工商界声援，捐款慰劳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

从1928年至1937年间，他利用担任蠡县教育局局长及科长的身份，以及自己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多方面掩护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活动。1932年秋，高蠡暴动失败后，他又极力设法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与中共党员联合发起成立蠡县各界抗日救国会，并率领武装农民加入抗日的河北自卫军。之后，辗转至河南郑州，加入当地的光复军，后又到山西河北民军总部任政治组中校股长。

1938年冬，任冀中区第四专署第三科科长。后因胃病发作，回到家乡休养。养病期间，他仍坚持革命教育工作，连续担任敌后的中、小学校教师4年。1946年病愈后，正当他转往张家口参加解放区的革命工作途中，因国民党军队攻占了张家口，遂返回乡，在中共蠡县县委介绍下，继续任教员。

新中国成立后，他调到保定市任业余干校史地教员。不久，任保定市政协副主席。1951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6年当选民革河北省分部筹委会常务委员兼专职秘书长，省政协委员、常务委员。1980年春，当选为河北省民革副主任委员，并被推任为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同年，任河北省政协常务委员，并兼任河北省政协副秘书长。

李公朴（1902~1946）江苏淮安人。曾就读于镇江润州中学。毕业后考入武昌文华大学附中，因带头反对校医虐待学生而酿成学潮被开除。1928年8月赴美留学。1930年11月，结束留学生涯回到上海，积极投入各种救亡活动，与邹韬奋等筹办《生活日报》。1934年和艾思奇一起创办《读书生活》，发表了大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文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公朴积极投身于抗日民主运动。在山西，经周恩来决定，他担任“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创办了由他担任社长的“全民通讯社”，1937年11月，与沈钧儒等积极筹建全国抗敌救亡总会。1938年11月到达延安，并拜会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组织了“抗战教学团”，1939年10月28日从延安到达晋察冀边区，在边区进行考察，同时进行抗战教育工作，用6个月的时间走访了冀西山区的阜平、唐县、完县（今顺平）、涞水等15个县、500多个村庄，并于阜平某村庄往访边区各群众团体。考察了边区军事、政治、经济、民运、文化教育各方面情况。1940年5月离开边区，8月，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成《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对边区两年多的建设作了全面的报道，客观公正地宣传共产党、八路军。他认为晋察冀边区是“新中国的雏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由北方最前线转入西南大后方昆明。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1945年在民盟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民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1946年初，与陶行知共同创办“社会大学”，任副校长兼教务长。同时主编《民主教育》月刊。

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赵少农（1904~1973）保定市区人。是槐茂酱园创始人赵氏的第七代孙。其先辈经营的酱菜，质高价廉，驰名华北，传到他这一代，企业中衰。1942年9月，赵少农另开设永茂号酱园，自任经理。继承祖辈传统经验，努力创制新品种，企业大有发展。曾任保定酱业公会会长、保定商会理事多年。保定解放后，在宣传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动员各行业恢复生产、筹备工商联和改组各同业公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49年，保定市工商联正式成立，他任首届主任委员，1950年任保定市工商局副局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踊跃捐献，对各行业起到了推动作用。1954年带头申请公私合营。曾当选河北省第一届协商委员会常委、保定市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执委、河北省工商联副主任等职，为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

白泽民（1905~1972）字国恩。回族。定县（今定州）人。早年在朝阳大学法律系读书，1928年在其先祖创办的白敬宇眼药厂任总经理。他改进药品的装璜，增设印刷车间，把产品说明书由木刻版改为石印板，再改为铅印，并将“金羊”牌商标换为“鲸鱼”牌，在卫生部、实业部登记注册，求得法律的保护。在10多个大城市设立白敬宇药行。

抗日战争期间，他把药厂迁到重庆，把药品由粉剂改为软膏剂，制造方法由人工研磨改为机器生产，装璜由瓷瓶改为软管，使药品现代化。无偿捐献30万支“瓜子眼药”给台儿庄抗日官兵。

新中国成立后，他由香港到南京，在江苏省南京市统战部的关心下，参加了中国民主建国会，拥护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带头参加公私合营，任南京第二制药厂副厂长。后被选为江苏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副主席、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以及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理事。

许泽普（1879~1948)许子素（1909~1976)许泽普，字慰农，号伟迪。安国西桄村人。许子素，许泽普之子。许泽普出生于药商家庭，青年时考入北洋师范大学，毕业后在保定育德中学任博物教员。辛亥革命后，许泽普当选为直隶省议会议员，遂迁居天津。在津结识了诸多商界名人，为实现其实业救国之抱负，与同乡合资办起天一堂药店。又集资在宣化下花园开办宣南煤矿，后因军阀混战交通阻断，而负债累累。

1930年，药店、煤矿倒闭。为偿还债务，将家中土地卖掉，与长子许子素在津创办伟迪氏制药厂，生产“三鱼牌正痛丸”。当时天津德、英、日、法等国药品充斥市场，难以打开销路。他便将药厂转向农村，在原籍安国药市上推销，由于药效好、价格低，深受欢迎，一时风靡华北。1932年将伟迪氏制药厂迁回安国，并扩大生产规模。当时伟迪氏制药厂在冀、晋、鲁、豫等省建有2000余个分、代销点。1934年，他们父子为打开城市销路，重返天津，由许子素主持在天津北马路设立伟迪氏制药厂办事处。入津后，销路很快畅通。伟迪氏制药厂又聘请药师扩大生产。生产的制备原料有薄荷脑、碳酸钙、小苏打等，成药有娃娃宁、正痛片、消炎晶、眼药水等。1937年底日军侵占安国，制药厂迁天津。药厂由许子素主管。

许泽普逝世后，许子素接管药厂。因战乱，产品销路不畅，为求生存，他把销路转向西北内地，委派其弟许钊设立西安伟迪氏制药厂办事处，恢复和发展代理店业务，勉强维持。1942年在兰州设立办事处，多次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输送药品。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子素踌躇满志，在天津北站外置地百亩，准备新建厂房扩大生产。内战爆发，所置土地被国民党军队强占，面对乱世，他只好维持原来生产。

1949年天津解放后，许子素投入全部资金，在天津北站外兴建新厂房。征聘药师、化学工程师等各种技术人员12人，还聘请著名药学家赵燏黄、薛愚、孙润畲等为顾问，组成研究小组，试制成功碳酸钙、碳酸氢钠、氢氧化铝、非那西丁、红溴汞和盐酸麻黄素，并建起盐酸麻黄素生产车间，使国家摆脱了部分原料药依靠进口的困境。抗美援朝时，他积极接受国家加工订货，以食盐片、消毒水等药品支援朝鲜战场，并捐献飞机1架。1954年7月，伟迪氏制药厂实现公私合营，改称天津市人民制药厂，他任第一副厂长。1956年调天津市制药公司任副经理。

马惠民（1918~1986)字恩昌。回族。定县（今定州）城内回民街人。马应龙眼药创制者马金标第十一代孙。1933年定县高小毕业后，继承祖业，研究马应龙眼药的制作。以其父多年经营的武汉为中心，管理包括长沙、衡阳、柳州等城市的马应龙眼药销售点。

马应龙眼药继1915年在北京农商部国货展览会上获奖后，又于1936年在南京铁道部国货展览会上获超等奖。1946年他任定县国民协会理事时，曾协助中共地下党员营救百名被捕的革命干部、群众。1952年武汉马应龙药店改为马应龙制药厂，他出任厂长。1954年和1956年被选为武汉市武昌区第一、二届人大代表，曾任武昌区工商联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

1978年后，将珍藏400多年的祖传秘方和制药绝技贡献给国家，并亲自指导中断多年的眼药生产。1982年又研制成功马应龙麝香痔疮膏，远销美国、加拿大等国。1983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1984年他当选为武昌区第七届人大代表、武汉市伊斯兰教委员、武汉市工商联合会执行委员。1986年国家医药总局授予他“老药工”称号。